寻找健民
这批账本封面署名有“张健民”字样，想来这个“张健民”就应该是账本的记录者和所有者。现在网络查找信息非常方便，若是名人的相关信息，更是好找。我在电脑输入“太原张健民”五个字，一搜索，便出现了第一条结果：
张健民（1920.12～2013.07.28），男，汉族，河北正定县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共山西省委原常委、山西省副省长，山西省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党组副书记。2013年7月28日8时35分，张健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中国山西太原逝世，享年93岁。
难道这是一位副省长的生活账？我不能确认，又继续搜索，接着又查询到了另一条结果：
张健民，字仲芳，1916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阳城县大宁村。1938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8月任阳城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长治地委秘书长，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秘书长，省政府对资改造办副主任，省革委统战办公室副主任，省政协副秘书长，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离休，1993年5月20日病逝于太原，享年77岁。
两个张健民，而且都是有过在山西省任职经历的高级干部。从账本记载的结束时间看，其主人与第二位张健民生平经历更为吻合。
我继续在网上搜索关于阳城张健民的更多信息。寻找过程中，有一本书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阳城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纂的《峥嵘岁月——张健民同志专辑》。直觉告诉我，这本书或许能够给我对这批账本的研究提供很大的帮助，于是立刻订购了一本。
书寄到家后，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翻阅，果然有了新发现！书中关于张健民先生的生平信息有非常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关于他平常记账的情况，他的几个儿子在纪念文章中均有回忆：
从我记事起，他每天的日常生活开支全部用工整的小字记录在案，这些小账本，堆积起来可能要一人多高。[4]
爸爸从小生活在人口众多的大家庭，艰难的生活养成了他俭朴的生活作风与习惯，爸爸坚持记录生活收支流水账，每月收入支出细则一一详细记录，所有购置物品的发票、单据都保存完好，来有源，去有踪，明明白白，一清二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5]
父亲少年贫寒，建国后子女众多、生活拮据，养成了精打细算的习惯。“文革”前，全家9个子女，连同父母共11口人共同生活在一起，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日常收入开支，父亲都有详细记录，张弛有度，安排有方。[6]
至此，我大致确定了账本的主人，他应该就是曾任山西省政协副秘书长的张健民先生。
接下来的问题是：张健民先生为什么要记账？为什么记账的时间节点是从1952年开始？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慢慢地找到了答案。
对于父亲张健民从1952年起开始记账的原因，三儿子张书魁在回忆文章中曾提到过一些，加上我的分析，最终认为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当时国家干部刚刚实行工薪制，每月有了固定的货币收入，而张健民先生对一家生活的安排，需要以记账的方式来辅助进行；第二，那时刚刚经过了“三反”“五反”运动，其间张健民先生还曾因领取养子李阳生的烈属补助费一事被人告状，所以行事更加谨慎小心。此时张健民刚刚从中共阳城县委书记的岗位上，调任长治地委任秘书长。记流水账的选择，也许体现了他这个老共产党员对中央重大决策的敏感与不折不扣的执行态度。作为一个一生谨慎、克勤克俭、对党忠诚的老党员，张健民先生把一分一毫收入与开销都记录在案的行为，以及将所有购置物品的发票、单据都保存完好的习惯，体现的是他清清白白做人的人生追求，和对党的政策坚决的执行态度。
我花了几年的时间对这批账本进行研究，大致厘清了眉目，但若想进一步研究，就必然涉及整理账本中人物的关系，探究张健民先生的工作、家庭情况。而这些情况多涉及个人隐私，所以必须事先征得其家人同意。
我最早开始联系张家后代是在2018年，那时距张健民先生过世已经25年，他的妻子上官双俊是否在世我当时也不太清楚（后来才知道上官双俊老人在2008年也过世了）。张健民的9个儿女分散生活在山西乃至全国各地。按照账本中记录的孩子们的出生日期算，长女张志琳当时已经70多岁，最小的孩子张炎魁，应该也59岁了。对我来说，显然是从太原本地寻找张健民先生的后代更为方便一些。那本《峥嵘岁月——张健民同志专辑》帮了大忙，因为书中有张健民先生四个儿子的任职单位等信息。
我首先通过熟人，经一番周折找到了在山西省烟草局工作的张殿魁先生的手机号码。他是张健民先生的五儿子，在9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七，1956年10月出生，2018年时已经62岁。但联系了一个多月，我都未能打通殿魁先生的电话，后来知道他当时在美国照看孙辈。几经辗转，我与张健民先生的小儿子张炎魁先生建立了联系——他之前在太原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工作，后来调到太原市委台办。终于约好了和张炎魁先生的见面时间，此时距离我第一次发现张健民先生的账本，已经过去了3年多的时间。
张炎魁先生于1959年出生，2018年时59岁。他比姐姐张薇荣小1岁，比大哥张整魁小15岁。薇荣和炎魁姐弟二人在幼年成长最需要营养的时候，遭逢三年困难时期，所以炎魁先生从小便体弱多病，这一点从账本中就可以看出。1959年到1961年间，张健民先生带着这两个孩子去医院看病的记录特别多。每隔一段时间，账本中必定出现“带薇荣看病”或“给炎魁买药”这样的记录。
如约与张炎魁先生见面后，我先简要叙述了账本收藏的经过以及研究计划，他对此很感兴趣，很快便把我的计划向其兄长们进行了转达，并得到了他们的回应。健民先生的几个儿子都认为，能够有人研究父亲的账本并纳入出版计划，是一件有意义的好事。
长子张整魁是最令父亲骄傲的儿子。他1944年出生，2018年时74岁，基本与父亲张健民去世时的年龄相当。整魁先生从小学习优异，1963年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时正赶上“文革”开始，于是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援边疆建设。1975年，他从部队转业到北京，开始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辑、记者。1980年，又被调到刚刚恢复的国务院侨办工作。1985年，作为深圳华侨城的创建者之一，整魁先生在深圳沙河荒凉的土地上，和同事们共同建设一个向全世界及海外侨胞展示改革开放成果的窗口。他也是华侨城集团唯一从筹备一直干到退休的领导班子成员。因为父亲账本的事，整魁先生专门给弟弟炎魁写过一封长信，认为父亲的一生及其“以笔耕和书籍为主的遗物，不仅是家庭的精神财富，更是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写照和见证”。
张健民先生的三子张书魁也认为，研究和整理父亲的账本“实属难得，历史就是从个人细微生活中体现的。像爸爸的生活收支账本难得一见，体现时代的脉搏变化，能有有心人专注于此，善莫大焉！”
在张健民先生后人的鼓励下，我信心大增，继续对这批账本进行校对、整理、研究。按照逐渐明晰并成熟的计划，我对这批账本的研究、整理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把账本整理完善、录入电脑、印刷成册。除了做一些必要的注释外，账本中的内容原封不动，作为家族史料和档案，内部印制留存，并赠送张健民先生的后人每家一套（只收取为此付出的成本费）。这样保存家族史料，不仅是对先辈的怀念，也保留了家风、传承了先人的精神，对健民先生整个家族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纪念价值和传承意义。
第二阶段，通过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山西省地方志研究院），对原有账本内容进一步整理、完善，由三晋出版社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生活账》为题出版，分为上下两册。此书作为山西省委党史研究院奉行“存史、资政、育人”出版理念的优秀编研成果，于2021年获评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当时全国共有1934种图书出版物参评，只有145种入选。在山西省，当年只有3本书入选，《一个老共产党员的生活账》便是其中之一。
第三阶段，就是此次对账本进行更进一步的整理研究。通过挖掘账本内外的信息，用微观史学的研究及写作方法，梳理、研究原本单调无趣的家庭收支账目，在讲述张健民先生这个普通中国人一生故事的同时，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波澜壮阔又充满曲折的发展历程。
我对张健民先生记录的这些账本的研究，是一个由浅入深、从粗到细、由表及里的过程。从一开始逐年、逐月地大致翻阅，到后来逐日、逐条地深入研读，直至最后逐句、逐字甚至逐标点“显微镜式”地进行分析。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不但了解了张健民先生的人生历程，也慢慢熟悉了他的脾气秉性乃至性格成因，同时也逐渐熟悉了他的每一个家人。
梁晓声先生的小说《人世间》用生动的文字和深沉的感情描摹了中国普通百姓历经数十年的悲欢离合。与之相比，健民先生记录的这些家庭账本中，或许只是一条接着一条毫无感情也毫无逻辑的数字记录。但这些看似被抽离了感情和情绪、无喜无悲的数字，同样生动丰富地展现了一个普通中国家庭40余年所经历的世事沧桑、悲欢离合，以及这个国家所经历的社会变迁、观念更迭。所以，我愿意把这些账本视为“数字版”的《人世间》。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把健民先生多达40余万字的账本重新梳理并将之系统化，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因为我要面对的，都是冰冷的、毫无感情色彩的数字记录。这和研究民间私人书信、日记有本质的不同，因为私人书信、日记中蕴含着大量直接的信息，那些信件、日记的主人，会如同给他人讲故事一般，将当时的历史背景、自己的喜怒哀乐统统诉诸文字。但账本中的数字不会直接告诉我张健民先生在记录它们时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也不会自动呈现张健民先生记账时的社会背景。但从另一个角度，账本又是最真实的。健民先生在41年里持之以恒，把一分一厘的花销都记录在册，没有呆账、乱账，账本构成了一部个人生活及其所经历的社会生活的信史。
我需要挖掘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的历史背景，逐渐将其还原并构建出一个喧嚣且真实的市井社会，一个张健民先生及其家人曾经生活其中的市井社会。与此同时，我还要探寻张健民先生的人生轨迹，尽可能真实地还原他一生所遵循的道德理想、生活理念。如此，也算不辜负张健民先生曾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一生。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借助于账本、回忆录、书信等相关资料，以及对健民先生后人的采访，对健民先生的一生经历进行研究、发掘，力图还原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重现他曾经的所思所想以及所作所为。随着资料的不断充实，我逐渐产生了一种穿越时空的奇妙感觉，通过这些数字的指引，我穿越时间、穿越空间，重新回到了100年前的中国，回到了健民出生时的乡村农舍，并陪伴他，再次走过了他77年的生命历程：幼年求学考试第一时的骄傲、看到战友牺牲时的痛苦、听到孩子出生啼哭时的欣喜、兢兢业业工作时的执着、深陷荒唐时代的愤怒、面对家庭入不敷出时的咬牙坚持。与此同时，我也在他的伴随下，重新经历了这77年间中国从旧到新、由弱变强的过程。
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尽量追摹微观史学的学术关怀、研究视角与方法。微观史学，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以小见大的史学研究方式。通过研究小人物、研究个案，来反映时代的样貌，让一直被淹没于时代洪流中面目模糊的普通人，得以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清晰印迹。近些年在国内方兴未艾的微观史学写作与研究，无论从起步时间还是质与量上，都落后于国外同行。国外的微观史学研究最早发端于研究早期近代欧洲的社会史学家，该领域的早期经典著作大多创作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研究对象在地域分布上多集中于法国和意大利。比如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卡洛·金茨堡的代表作《奶酪与蛆虫：一个十六世纪磨坊主的宇宙》。在这部经典作品中，金茨堡用自己的笔，“复活”了16世纪意大利东北部一位普通的磨坊主，在构建这样一个微不足道小人物的心灵史的同时，解读了宗教改革、印刷术等16世纪意大利的社会、宗教和文化方面的重大变革。此书与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代表作《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以及美国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所著《马丁·盖尔归来》，被称为世界微观史学三大代表作。
国内微观史学之相对滞后，我个人认为大概有两个方面的主要原因。
第一，微观史学的研究与写作，需要依赖数量庞大且种类纷繁的民间社会史料，而且数量越多越好。早期近代法国和意大利，都保存有大量国家和教会法庭的司法档案。但对比国内，我们一直热衷于撰写国史、地方史，但对涉及百姓的风俗传统、婚丧嫁娶、土地交易等资料保存甚少，微观史学的研究缺乏史料来源。
不过这种观点也有较为罕见的特例予以反证，比如龙泉司法档案。龙泉司法档案现保存于浙江省龙泉市档案馆，共计17333卷宗，88万余页，时间上自咸丰元年（1851），下至1949年，跨越百余年历史，记录的诉讼案件超过2万宗，是目前所知清季民国时期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多的地方司法档案。龙泉司法档案是中国法制史、社会史、区域史等领域的珍贵档案史料，对于国内外学者研究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法律乃至社会、人文、民间风俗等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国内史学领域长期以来习惯于关注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宏大叙事和帝王将相、知名人物的历史，芸芸众生、日常生活这样的“无用之学”难入历史学者的法眼，而且其实他们的武库中也缺乏研究这些“无用之学”的称手兵器。
作为一名读者和业余的历史研究者，我一直很喜欢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的那本《王氏之死》。那个生活在清朝初年山东郯城的普通农妇，她那稍纵即逝的一生，正因微观史学的存在，才得以永世留存。正如此书的副标题“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所表达的，微观史写作正是要在历史江河的滚滚洪流中，为凡人立传，为草民树碑。这样的关怀也是我在写作此书时一直追摹的。
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一书中写道：“单调、重复的日常生活隐含着深刻的内容，从一个女人购买半公斤砂糖这一简单的事实，通过逻辑的和历史的分析，最后就能抓住资本主义、抓住国家和历史。”诚哉斯言。相比女人购买的那半斤砂糖，健民的账本中蕴含的丰富信息无疑是封藏了过去时代的一个宝藏。
[1] 杂字即把各种常用字缀集成韵，以便于记诵的字册。
[2] 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四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第33页。
[3]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第19页。
[4] 张整魁：《无尽的追思》，《峥嵘岁月——张健民同志专辑》，山西省阳城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2003，第186页。
[5] 张书魁：《爸爸永远在我心中》，《峥嵘岁月——张健民同志专辑》，第192页。
[6] 张炎魁：《心中的丰碑，无尽的怀念》，《峥嵘岁月——张健民同志专辑》，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