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的主旨与概念说明

以往研究对于交界地区的关注集中于北方农牧交错带、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地区，如鄂豫陕交界地区、闽粤赣交界地区、云贵川交界地区等，对于北方多省交界地区的关注相对薄弱。而且多数研究将交界地区视为一个整体，研究这个整体内的诸多问题，诸如移民开发、环境变迁、盗贼倡乱、行政管理和盐业等问题，具体分析中缺乏交界地区各方内在的地理感或对交界各方地域关系的关注。交界地区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地理“框架”，成为研究者所探讨问题的分析工具或问题之后的背景，对于交界地区内部各方的互动关系不甚关注。笔者认为，就行政区划而言，交界地区不是一个完整的区域，而是不同区域（政区）的集合体，交界各方是一个个独立的空间，具有各自功能的“地方”，各有差异，或者说各方都是有特点的。有差异和特点才会发生交流、互动或相互作用，交界地区的典型特征即是空间错位性、边缘性，在这种空间特征作用下交界各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会形成各种互动，交界地区也就成为一个变动不居、异常活跃的空间，正因为这些互动才会产生上述研究者所关注的诸多问题。另外，在传统时代，“界”的影响根深蒂固，各行政区内部地域人群对之十分明了。交界双方恪守着彼此之界，各分畛域，从而在应对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诸问题上产生了诸多矛盾和纠纷，甚至爆发冲突，这是由交界地区上述空间特征所产生的。

因此，本书通过对明清民国时期直豫晋鲁交界地区的考察，探讨交界地区内在的地域互动机制，包括交界各方因何产生互动、如何互动，互动产生了怎样的结果，以及在互动过程中哪些因素（力量）在起作用等。具体来讲，本书运用历史地理学、社会史与社会学等学科方法，从交界地区政区设置与调整、动乱防护、水利开发、灾害应对、交通设施管理、信仰文化扩散等方面来讨论交界地区的互动关系。

本书研究交界地区的地域互动，涉及一些需要说明的概念。

直豫晋鲁交界地区。本书所指交界地区是多个高层政区接壤或毗邻地带，它由各高层政区边缘的次级行政区域（统县政区）所构成的特定地理空间。政区界限[3]犬牙相错是这种行政区域接壤地带最主要的空间特征。地理学上行政界限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各级行政区划之界，“其特点有如下几点：客观存在性、人为性、普遍持久性和等级特性。一般而言，高层政区所搭界政区越多，周边环境越复杂”。[4]当高层政区彼此界限犬牙相错时，交界地区的整体形状特征越突出，界的作用也就越明显。本书所涉及的几个行政区域是明、清至民国时期的山西、河南、直隶（明代为北直隶、民国初年为直隶省，后为河北省）、山东四省接壤地区。一般来讲，中国高层政区没有四省彼此接壤的情况，至多有三个高层政区彼此交界，但学者一般也将与这三个高层政区中之一、二接壤之第四个高层政区加入，称为四省交界地区或界邻地区。[5]此外，目前经济学者对于行政区接壤地带之经济学研究提出了“行政区边缘经济”的概念，亦不仅仅限定在两个或三个省区交界地带，而是将与其毗邻之第四省区边缘也纳入进来，以探讨多省交界地区经济边缘性和脆弱性。[6]因此，本书仍以直豫晋鲁交界地区为题。

由于自明王朝所形成的政区格局，此四省接壤地带政区界限犬牙交错，地理特征明显，成为黄河以北一个特殊的地带，明清民国时期这种政区界限极少变动，可以说是一个“稳定”的交界地区。这个接壤地带以明代政区而论，包括山西东南部泽、潞二州，豫北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北直隶南部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山东西部与北直隶邻近的东昌府、兖州府所属部分州县，相当于现在的山西东南、河北南部、河南黄河北部和山东西部四省接壤、毗邻地区。华北地区一直以来持续地作为我国政治中心地带，诸多问题保持着内在的连续性，华北的研究“既是长时段研究，也是‘知识考古学’研究”。[7]本书虽以明清民国时期为时间段，但部分问题的探讨将上述更早时期，在一个连续的、长时段的时间尺度中考察问题的发展过程。

这一地区分属四个高层政区，各具特点，却又因地理原因保持着内在的联系。首先，晋东南地区地势最高，农业生产落后，各种物资大多要仰赖豫北河内地区，如山西文献称“太行片石，带土无多，麦菽瓜葫，半仰给河内”[8]；“土瘠食艰，河南田肥地阔，往来贸易，时通有无”[9]。在文化上则又联系紧密，有“上党与河内一体”之说[10]。这里也是黄河北部地区几条重要河流的发源地，晋东南生态环境状况良好与否直接影响到河北地区河流的含沙量和径流量变化，影响直鲁地区的漕运航道通畅与否。[11]甚至清代高层在河北地区河流汛期时期都要考虑这个地区的雨水情况。如乾隆五十九年（1794）七月初六日，皇帝谕曰：“据吴璥奏，六月二十二三四等日，大雨倾注，晋省山水陡发。沁、丹诸河，同时异涨……丹、沁二河，俱来自山西，今既遇雨盛涨，下注豫省地方，俱被淹浸，则晋省之水必亦甚大。……即行查明晋省山水下注及河流泛涨情形，有无漫溢淹浸之处。迅速据实覆奏。”[12]河谷、隘口所形成之“陉”，成为太行山东西往来的交通要道，太行“八陉”之南四陉即分布于此。加之明清时期交通主干道与乡村小道的配合，使得太行山东西的交通并未受到多少限制，反而更易于交流。[13]其次，豫北又处直南、鲁西上游，是明清重要的漕运、防汛管理区，这里不仅有漕运补给之重要水源——卫河，还有防汛之河流——黄河、沁河。从漕运管理来说，豫北地区卫河支流的农业用水量势必影响卫河水量的丰歉，故而官民用水发生矛盾，豫北地区用水管理逐步纳入漕运管理之内，这是豫北地区与直、鲁地区之地域联系。最后，直豫晋鲁交界地区成为北京以南政区格局最为犬牙交错之地，明清民国时期这一地区“盗贼”屡发，各高层政区行政管理各分畛域，鞭长莫及。一旦出现动乱，交界地区各方如何协调、防控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地域互动。所谓“地域”与地理学的“区域”概念颇为类似，都是指一定地理范围内自然、人文诸要素的集合体。区域是地理学的专有概念，划分某区域要求区域内部诸要素整体的均一性，以之区别于其他区域。换言之，每个区域都是不同的，有特点的，区域之间是有差异的。尽管近二十年以来“区域”社会史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地域”则较早与历史学联系起来，地域社会史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成为日本史学界最热门的前沿，随后传入我国。地域社会是指“拥有一定具体地理领域的社会”，也是指“人们生活的基本‘场所’（场）”，[14]日本学者森正夫最先构建了此理论。[15]“地域”更强调场所之“人性”，这些人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而在地理学中“区域”虽集合着自然与人文两大因素，但其间的“人”却是抽象的，常以“人类活动”“人类”称之。由于本书着重关注在交界地区内地理环境影响下具体的社会、人群及其相互关系，故使用“地域”概念，而代替地理学上广泛使用的“冷冰冰”的“区域”概念。

本书所谓互动，包括社会互动与空间互动。

不同地域之间除了空间关系还有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就是人们在互动中所形成的关系。马克思说：“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16]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由马克斯·韦伯在理论上最早强调，乔治·米德是最早将它付诸实施的系统研究者之一。尽管有关社会互动的理论派别之间互有争论，却都在认真讨论“人类生存的中心组成部分”，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17]社会互动就是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行为的回应行动。社会互动要求必须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或群体之间；个人或群体在互动中产生相互依赖性的行动，这种依赖性可以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是亲和的，也可以是排斥的。社会学认为社会互动包括几种类型：顺从型互动，是指行动者之间发生性质相同或方向一致的行动过程，这是日常生活中普遍的社会现象，有暗示、模仿和从众三种形式。合作型互动，是人们合力完成目标、分享报酬的活动，分为社会交换和援助行为形式。冲突型互动，是人类社会中互相反对的互动方式，按照冲突的程度可将其分为竞争、斗争、战争和恐怖主义几种形式。[18]

社会史学界较早关注过社会互动，而且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唐力行指出：“将社会互动的理论推而广之，可以指社会结构之间的双向互动。从社会互动角度探讨国家、地方、民众的互动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就要求人们不只是从国家对于地方、民众的正向关系来看待历史问题，还要从地方、民众与国家的反向关系来观察社会历史现象，从中找出更加全面的符合客观历史的真实规律来。”[19]“社会互动依其性质可分良性互动、恶性互动、中性互动。国家以中央政府为代表，强调以义为其核心价值。地方的内涵丰富，是连接国家政府和广大民众的重要环节。地方政府、士绅和民众都以功利为价值取向。三者所关心的重心有所不同，在考察国家、地方、民众互动关系中要特别注意。三者利益相合则相赢，促进社会发展，反之，则冲突不断，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20]因此，社会史所关注的社会互动主要是从垂直方向看国家、地方、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当区域社会史日益发展的时候，集中于一些区域的孤立的研究又为社会史学界所检讨，于是开始了区域社会比较研究、区域互动研究。唐力行也指出：“区域互动可划分为沟通、相互作用、知觉三个层面，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一个统一体。区域互动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互动、文化互动和人的互动等方面。例如苏州与徽州之间的互动给两地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共性的和个性的变化。”[21]

考虑到社会互动中的空间尺度问题，本书主要对交界地区不同地域之间的合作型互动和冲突型互动展开讨论。笔者认为交界地区各方地域社会、自然环境的不同，或因各自阶层、资源控制力等的不同，久之将发生交流和互动。就合作型互动来说，可以是对交界地区动乱防护中各方的合作；也可以是河流、灌渠上下游不同政区之间、村落之间因水资源管理、分配而发生的互动，最终确立合作型用水秩序。互动并非完全平等的，也可能是不合理、不平等的，于是便产生冲突型互动。例如河流上下游地区用水不均，而旧的用水秩序却在“固化”这种不均，从而不可避免地发生不同区位之间水利社会的冲突等。冲突型互动产生的结果需要交界各方的控制与协调，若仍不起作用，则要来自地方之上的官府、国家进行干预。归纳起来，交界地区社会互动包括合作、援助、协调、竞争、冲突等内容。

空间互动包括水平互动和垂直互动，导源于两种空间关系。哈特向在《地理学的性质》中的主要结论就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地理学之明确目的，可以用空间概念来定义。它宜称，地理学家的任务就是用空间来描述和分析现象的相互作用和加以综合。”[22]根本而言，地理学始终要研究两种空间关系——水平关系和垂直关系。地理学家着重于“现实”世界中现象和过程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性，而任何位置或地点的特征是由这些现象和过程所决定的。地理学家还寻求了解地方之间的关系：例如，使差异性或相似性增强的人流、物流和思想流。地理学家研究决定地方特征的“垂直”综合性，也研究地方之间的“水平”联系。地理学家还着重研究这些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尺度问题。[23]约翰斯顿也说：

在地球表面（大多数地理学者关注的是大陆表面）的任何地方都存在着垂直的和水平的两种关系：垂直关系把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因素联结起来，而水平关系则把不同地方的各种因素联结起来。……在垂直课题方面，人文地理学者们研究人与环境（有些人认为天然环境与人为环境是不能分开的）的相互关系。在水平课题方面，他们研究地方之间的相互关系，把重点放在遍布地球表面的人类创造物和人类本身的流动上。整体的或综合的课题则把这两方面糅在一起，强调组成一特定地方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体。（地方的规模或尺度影响着这个总体的性质。在某些尺度上一定的关系是垂直的，在另一些尺度上它们却是水平的；在一种尺度，是垂直关系的区内贸易，在另一种尺度上则可能表现为水平关系的区间贸易。）[24]

空间互动或相互作用实际上就是不同空间的上述两种关系所产生的。地理学从早期的地图编制技术，对区域的描述传统，到了19世纪初开始发展出两个新传统，即“人与环境的关系”（man/milieu relationships），其后大行其道。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逐渐对距离、空间和系统分析感兴趣[25]，关注空间组织。此前，地理学一度被称为研究区域差异的学科，尤其是自哈特向以来，区域学派兴盛一时。在此影响下，地理学家多只研究区域地理，选取一定的区域进行观察，“区域地理学者们几乎是千篇一律地首先描述有关自然环境的事实，然后描述人类活动的事实，暗示着两者间密切的因果联系”，[26]至于区域之间如何联系、组织则很少考虑。自20世纪20年代“功能区”（functional region）的概念被提出，即所谓的“区划”思想，它对地理学家进行研究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起初，地理学家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容易观察到的、明显与自然环境有关的自然现象上，如地形、作物和聚落等。区划是以内在的一致性作为划分基础，如地形、作物或者甚至是不太明显可见的标准如人口差异、收入或种族。“功能区的思想就是将联系加入到均质性中作为区别区域的基础”。[27]早期区域地理学家多研究形式区域，尽管哈特向曾预见了另一种概念——功能区域的重要性，但当时并未得到研究。迪金森（Dickinson，1947）在其《城市区域和地方主义》中虽承认对“区域均质性”的界定，但他认为只有“通过分析区域关联的特性、强度、范围、相互关系以及区域在空间上彼此连接和分离的方式”，区域均质性“完整的意义”才能被发掘出来。他的理论受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的影响，为功能区、区域相互作用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此后，人们开始思考“区域如何作用”或“区域如何组织”的问题。于是，地理学家在长期关注的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某一地区内地理现象的分布又加上了一个地方和地方之间的社会、空间组织。对联系和各种“流”的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导致人们更加关心所有地理尺度上的地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区域互动问题。

因此，从地域联系的角度考察不同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完全符合地理学的内在视角。本书所指空间互动指不同行政区之间、河流上下游区位之间的“水平互动”，以及影响地方州县的不同重要作用力量或因素（军事组织、国家、士绅等）之间的“垂直互动”。政区作为一种（政治）功能区域，因各自归属、自然与社会资源的不同，从而形成不同的特点，各高层政区交界地带内部各方形成一种内在的联系，发生诸多互动行为。这些交界地带或因地处山地，或因政区界限犬牙错处造成行政管理鞭长莫及，成为传统政治空间之“边缘地带”。笔者认为，交界地带作为边缘区并不是一片“混沌”之地，而是存在着内在的空间互动行为，这种空间互动甚至比其他区域之间的互动更为显著，需要加以研究。

交界地区的空间互动通过河流上下游、交通线路之间及其他各种“流”（人流、物流、信息流等）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形成。这些互动关系归根结底则要落实到交界地区社会、人群之上，也就是说空间互动通过社会互动来实现，或者说通过社会互动来考察空间互动，二者互为表里。因此，选取一个恰当的概念去考察交界地区社会、空间两种互动方式是问题的关键。本书采取“地域”概念正是基于此，将交界地区内社会、空间互动称为“地域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