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作为我国大学中文系（文学院）的一个新学科——“东方文学学科”，是从1958年开始迈出第一步的。

提起1958年，众所周知，那是新中国历史上颇有名气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是与“大跃进”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大跃进”运动的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作为这个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全国各大学里还有“教育大革命”运动，北京师范大学当然也不例外。为什么要在这里特别提到“教育大革命”运动呢？因为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东方文学学科”就是在这个运动里诞生的。当时，外国文学教研组党支部提出，外国文学教学的主要问题是“三有三无”，即有西（西方文学）无东（东方文学），有古（古代文学）无今（现代文学），有资（资产阶级）无无（无产阶级）。其中有资无无的提法未必妥当，但前两者确实是问题，触及要害。为了改变这种现状，确定改革的重点在于创立东方文学和现代无产阶级文学。中文系党总支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便发动群众，组织力量，成立几个小组开展工作，名之曰“攻坚战”。

的确，在此之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只讲西方文学（包括欧美文学和俄罗斯苏联文学两部分），不讲东方文学；而且据我所知，其实不仅北京师范大学如此，全国各大学中文系的外国文学课程也都是如此。在“教育大革命”运动中，人们认识到这种状况是不合适的。因为所谓外国文学，顾名思义是指中国以外的文学，当然应该包括中国以外世界各国的文学，既包括西方国家的文学，也包括东方国家的文学。更何况中国本身就处于世界的东方，属于东方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也属于东方文学的范畴；而且当时东方许多国家，主要是亚洲和非洲的国家，正在掀起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不把东方文学作为外国文学的一部分在课堂上讲授呢？这是当时我们共同的想法。

于是，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的大背景下，作为“教育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东方文学小组”便应运而生，其成员包括苏联文学研究生、进修生和本科毕业班学生，共计一二十人。作为外国文学教研组成员之一的陈惇老师，被教研组指定，除了重点参加西方文学小组的工作之外，还要关注东方文学小组的工作。陈老师自己对东方文学也很有兴趣，因此时有参与。虽然这些人都没有在课堂上学习过东方文学，甚至不知道东方文学应该包括哪些国家、作家和作品，只是笼统地知道东方文学是指亚洲和非洲的文学，但是大家齐心协力，分工合作，“白手起家”，“大干快上”，“突击”（后三个词语是当时各行各业通用的口号）编写东方文学教学大纲、讲义和参考资料。我们按照东方各个国家分成若干小组，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便把东方文学的教学大纲、讲义和参考资料都编写了出来。当时的“东方文学小组”包括陶德臻老师和我在内。陶老师是以东北师范大学教师的身份来北京师范大学参加苏联文学进修班学习的，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毕业班的学生。记得我参加的是蒙古文学小组，组长李自昆是一位女老师，苏联文学进修班学员，来自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当时年龄似乎已经不小了；一位组员也是女的，不知是苏联文学进修班还是研究班的学员，年龄也比我大，可惜我不记得她的姓名；再一个组员就是我。我们三个人除了参加必要的政治活动以外，一有时间就“突击”查找资料，阅读作品，编写大纲、讲义和参考资料，最后总算在7月完成了任务。在我的印象中，那段工作的后期，天气酷热难耐。但是我们不顾一切地开夜车，抢进度，往往由于太缺觉了，坐在教室或图书馆阅览室里看书时，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地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醒过来一看，桌子上湿了一大片，原来都是自己流出来的口水。

现在的人或许很难想象，怎么可能在这样一无所有，又无先例的基础上，用这么短的时间就编写出一套东方文学教学大纲、讲义和参考资料来呢？但事实就是如此。因为当时做什么事都讲究“突击”，都讲究“大跃进”，都讲究“多快好省”，编写教学大纲、讲义和参考资料也不能例外。当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编写出来的教学大纲、讲义和参考资料，其水平自然也不可能很高。其中，东方文学教学大纲与西方文学教学大纲一起，于1958年9月在学校印刷厂铅印出版，题为《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文学教学大纲（初稿）》，并注明“中国语言文学系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等字样。东方文学讲义由于觉得不够成熟，一直没有印刷出版，只是保存下来手稿（这些手稿后来长期存在外国文学教研组，不知是否保存至今）。而东方文学参考资料则作为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编辑的七卷本《外国文学参考资料》[1]的一卷，即《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东方部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59年2月出版发行，第一次印刷5000册。这本书共计55万字，分为“绪言”、“朝鲜文学”、“越南文学”、“蒙古文学”、“印度文学”、“阿拉伯文学”、“印度尼西亚文学”、“日本文学”和“土耳其文学”9个部分，收入88篇文章。该书虽然是资料性的成果，不是研究性的成果，但毕竟是我国东方文学学科领域正式公开出版的第一部书籍，所以值得特别提及。

若问我为什么要参加“东方文学小组”的工作，其实自己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就是觉得参加这个组的同学比较少（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在本科毕业班中似乎只有我一人参加，其他的成员都是苏联文学进修班和研究班的，而他们1958年暑假后又全部离开北京师范大学了，包括陶老师在内；不过，1978年陶老师又从东北师范大学调入北京师范大学，与我共同担任东方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我想去试试。当时以为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任务，根本谈不上有什么长远的打算。可是，不料这一下子就决定了我一生的专业方向，甚至也可以说决定了我一生的大致命运。因为，到当年7月底毕业时，我被留在学校中文系任教，并被分配在外国文学教研组工作，任务就是讲授和研究东方文学，这显然是因为我在毕业前参加过“东方文学小组”的关系。说老实话，我当时其实是不很愿意从事这个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因为这个专业是地地道道的“一穷二白”，既极度缺乏资料，又没有老先生指导，难度很大。然而，我必须服从分配（其实不仅我一个人服从分配，那时的学生几乎都服从分配），没有什么条件可讲，没有什么意见可提，不很愿意干也得硬着头皮干下去。

1958年暑假以后，外国文学教研组内成立三个教学小组：东方文学组，西方文学组，俄苏文学组。东方文学组包括陈惇老师、李启华老师和我三人。此外，从湖南师范学院（今湖南师范大学）来进修一年的李锡禧老师也参加我们的讨论。陈老师的专业是西方文学，本应参加西方文学组，但教研组主任刘宁老师让他先参加东方文学组，以后再进行调整。陈老师也很乐意接受这个安排。于是，我们边干边学，相处很和谐，工作很顺利，并且卓有成效，主要是在一个基本观念上取得了突破，即确定东方文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国别文学的拼凑，因此应该建立一个整体的东方文学学科体系。这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李启华老师是在我之后不久从中文系本科毕业留校的，任务与我一样，也是讲授和研究东方文学；只可惜她在两三年后因有其他工作，调离北京师范大学。不过，日后在正式编写东方文学讲义时，她虽然已经离开，可是她的劳动成果并没有被忽视，而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吸纳进东方文学讲义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份讲义乃是我们共同的劳动成果。再者，陈惇老师在这几年中曾经热心地帮助过我，给我出过许多好主意，替我想过许多好方法，看过不少我写的讲稿和讲义，提过不少宝贵的意见，还亲自动笔写过一部分讲稿，并在其中提出一些有启发性的见解，后来我自己写这部分讲义时汲取了其中的精华，觉得获益良多。此外，外国文学教研组主任刘宁、谭得伶老师以及其他老师也用各种形式支持我，鼓励我，给我增添了不少勇气和力量。

上述情况可以说明，在中国的大学中文系进行东方文学学科建设，包括编写东方文学教学大纲、教材和参考资料，开设东方文学课程，从事东方文学研究，是从北京师范大学开始的，随后则在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宁夏大学、陕西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学校陆续展开。当然，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开创工作并不是独自完成的。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1958年暑假以前参加这项工作的人绝大部分是苏联文学进修班和研究班的学员，而这些学员原本是从全国各大学来的外国文学教师和准备加入外国文学教师行列的本科毕业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项开创工作乃是全国多所大学的联合行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这项开创工作又通过以下各种渠道推动和影响了全国其他许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进修班和研究班学员在1958年暑假后分赴全国各个大学任教；新闻媒体对北京师范大学教学改革的宣传报道；北京师范大学从1958年暑假后开始招收东方文学的进修教师等。

从1958年至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组（现在改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除了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之外，一直坚持从事东方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直不断致力于东方文学学科的建设工作，一直不断努力地提高东方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水平。总之，从东方文学学科的创立来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它的起点；从东方文学学科的发展来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它的重要基地之一。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1958—1966年起步阶段那些往事渐渐被人淡忘。因此，作为参与其事的成员之一，我觉得有必要回顾那段往事，记述那段往事，并用今天的眼光审视那段往事，分析它取得的成绩是什么，它存在的缺点是什么，从中可以汲取哪些经验和教训。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不仅是对北京师范大学东方文学学科建设起步阶段工作的小结，同时也是对我国大学东方文学学科建设起步阶段工作小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注释

[1]据陈惇老师回忆，冯至先生曾经就这套书对他说：“师大办了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