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西接受的平行或汇通

粗略理出“以意逆志”—“诗无达诂”—“以味辨诗”的大致主轴，并不表明中国古诗的鉴赏、解读、阐释存在一条鲜明的线性轨迹，它依然有着多种分叉或综合。从过程着眼，有：虚静—涵泳—出入—顿悟方式、物化—共感—契合—意会—神遇方式，也有将创作与鉴赏整合简化为“吟志感发”“兴物感发”方式。这些范式偏于直观、灵散、随性特点，虽过于笼统，但往往言简意赅、画龙点睛、片言解要，达到后人难以超越的另一种概括高度。

特别是辨味论，体现整体直觉思维——具象、意象运用类比方法，突破逻辑规则约束，不依概念运作，而直悟提取物，且始终带有形象与味觉特征。这种“尚象”“尚味”的思维在历史上可谓光芒四射，即便在当下也有其存在的价值与理由。

不过，这种“直指本心”的方法运用，在工具理性时代越来越遭到现代系统化、精密化和理性化语境的冷落排斥，值得认真反思和重估。“以志逆诗”“以味辨诗”之类的范式是否还十分适合现代诗歌文本的解读？如果我们承认它多适用于古代，那么在今天，它是否面临可能的转型，以及何以转型？尤其在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大量不和谐的、分裂的、错位的形态和元素出现，与上述“尚味”“尚象”论的审美标准产生龃龉，甚至大相径庭，是决然弃之不用，还是努力寻找另外形态的“味象”出路，以更新的思维方式和理解方式，做出可能的“旧瓶新酒”?

回到现代接受美学对经验的诉求，主要是通过经验在“空想的预见”和“回想的认可”（姚斯）这两方面来完成。但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唯读者感受和解释为瞻，否认文本客观性，必然导致批评阐释的经验描述，和欠缺理性准头的评价。这样夸大接受者的主观作用、否定文本内涵，拉开接受差异，很容易陷入相对主义泥淖而不能自拔。连费什自己也坦承，根据这种方法的分析结果，很难确定一部作品的好坏，而最终必然掉入作品阐释的“唯我论”，一旦把读者“唯我论”推之极端，就容易经营一个门槛很低、交易乱价的文本市场，结出“滥用消费”的恶果。

本质地说，西方文论推行科学化、客观化、概念化的思维范式，与中国几千年来的圆融方式是两个路子。一个外来理论，如果不能与中国文化的精髓发生本质契合，终将会在中国的话语环境中失去自我，成为中国这个盛宴上一份少人问津的“冷拼盘”。[20]这样，问题就再次提出来了：崭露头角的接受美学，是否应该“中国化”？接受美学、诗学能不能“中国化”？如何使接受美学、诗学“中国化”？部分论者坚持认为，中国那种丰富的体味、妙悟、兴会的批评遗产，与西方接受美学所强调的视野融合、开放本文结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着眼于接受主体期待满足和视野重建，从读者的价值尺度来观照审美对象，双方在根子上是有一定程度殊途同归的。[21]

一定程度的殊途同归，是指局部性的交集汇通。例如，两千年前古人有关采诗、引诗、论诗活动，多是读者对《诗经》的主观发挥乃至随意传释，是否表明先秦接受诗学的青涩早熟？《乐记》最早提出“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对审音的能动性强调，不是多少也能窥见读者反应论的一点影子？刘勰的《知音篇》，被认为是古代第一份系统的鉴赏理论，与钟嵘的“滋味”品第说，相映成趣，难道就没有烙上一些主观意旨较强的色彩？宋人刘辰翁在《须溪集》突出的“观诗各随所得，或与此语本无关”的阅读主体，应该比起“误读”理论要先行好几个世纪？刘熙载在《艺概·诗概》说“诗中故须得微妙语，然语微妙，便不微妙。须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触著，乃足令人神远”，与罗兰·巴特“肉体最具挑逗性的部位不正是衣服稍微露开的那种地方吗？……间歇处最具刺激性”[22]。恍若是天然的一种对译？王国维关于品味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说，与读者设身处地进入诗作情境，坐拥“审美期待视野”，应该有某种“暗度陈仓”的契合？严羽“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虚灵之美，不能说完全与审美体验的顶级阶段“高峰体验”毫无搭界？王夫之提出的“读者以情自得”“诗无达志”，在多大程度上点出了读者的成见与偏见？金圣叹分解式的眉批“略其形迹”“伸其神理”“直取其文心”与西式分析性细读，多少有些沾亲带故吧？他的“空道说”（“文章之妙，都在无字句处”），特别是“自造说”（“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耳”），莫不是“读者上帝”的雏形？乃至众多学者多次比较与论证的“圆整性与有机说”“含蓄性与孕育性”“诗胎说与原型观”等[23]是否都说明在中西文论中，部分具有可对应、可通融的可能？至于集大成的意境说，不管破解为多少层次，整体意境产生的“空白”“神韵”，与“召唤结构”是否也存在着某种遥遥对望的态势？

然而，从总体上看，中西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存在着根本差异；接受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论没有直接的影响关系。仅就平行比较的视角看，虽有一定“疑似”之处，但大而化之地说，中西美学、接受诗学的两种范式基本上是各行其道，并行不悖的。盘点其中若干交集，我们尝试在较难沟通部分，求同存异，粗略勾勒出以下比较草图：

稍加辨析，最终我们还是认为差异大于同一：本质上，西式的接受是一种“理解”，中式的接受属于“悟解”。理解和悟解之不同在于前者对知觉经验十分看重，善于以我观物，经验中融入知觉经验并及时转化为抽象思维加以混合与调停，主体现身于文本中，从而使经验抹上一层思辨色彩。后者在于对象物的“体气”，体而气之，以生命之气升腾到虚无处加以点化。它不是外在强加的，也不需要思辨加以澄清，属于点化性的直觉透彻。两者在差异中形成互补性功能。[24]

比较简图中，中西宏大的框架相对“融合”，具体微观的“子项目”显得较难呼应：某些强行“配对”，有榫枘难圆之嫌，差强人意的“撮合”，深感暗中的“杯葛”。应该承认，就更多接受细部而言，中西双方因原在的、固有的实质性向背，会产生巨大隔离。那么，能不能在参鉴西方宏大框架的前提下，提防不加消化、全盘的理论照搬，转而更多从本土诗歌的接受实践出发，在现代汉语背景下探寻自身的接受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