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现代诗接受研究的进入、不足与可能的探取

一 双重理论“诱发”下的诗歌接受

20世纪60年代末，肇始于德国，经欧美文论界、美学界推动助力，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强劲的理论变革旋风——文学批评研究出现第三次重心转移——从作者中心到文本中心再到读者中心——的“拔旗易帜”式演变。其正面，是强烈刺激潜伏着的各种理论增长点，形成生生不息的理论动力和活力，变异出更新的东西。其负面，是因极端而积压下来的各种局限破绽，又会导向不无“自掘坟墓”的缺口，直至后期再度发生修正与转向，形成新的再生性或颠覆性“循环”。

作为接受美学的弄潮儿姚斯，走出伽达默尔阐释学的“庇荫”，自立门户，大胆起用此前被漠视的受众——怂恿读者参与文本变更活动，使得文学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读者的接受史和效果史；他确立读者在文学存在中的本体论意义，以历时性的期待视野、期待变化、期待重构“三部曲”，拉开了以读者为中心的宏观接受序幕，奠定了接受美学基础。与姚斯有所不同，伊瑟尔深受英伽登现象学的影响，较多关注文本微观阅读，力主读者与文本间的对话交流，他倡导双方面对面共时互动，摆脱客观化模式的掣肘，使得“隐含读者”在“召唤结构”中激发前所未有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读者的主导地位随之一路攀升。再后来，费什进一步推行“读者反应”理论，强化“意义来源于读者”“阅读接受不是阐释而是主观体验”，把读者的主观理解看作文本的唯一“真实”，直至把“读者反应”推向文本实现的最高“独裁”。

质言之，姚斯的“接受史模式”、伊瑟尔的“阅读现象学”、费什的“感受文体学”，让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组成强大联盟，颠覆了此前作者中心论的上帝旨意，也瓦解了文本中心这位严厉的“管家”。在传统文论中，文本意义要么属于作者，要么属于文本，读者不过是被动的“收音机”。现在情况大大改变了，打一个比方：对于姚斯来说，文本意义好比是有待读者演奏的乐谱，摆放在那里，质量的好坏已然不再取决于那些定型的音符“蝌蚪”；在伊瑟尔那里，文本是经由读者具体化演出过程，洋溢在空气中的旋律重新制造了另一种“听觉陌生”；而到了费什手上，读者的经验、体验、发现，变成了乐曲与演奏本身，甚而完全忽略了架子上的“总谱”。

毫无疑问，接受美学打开了中国文学研究新天地，在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传播中，他属于影响最广泛的理论之一，可谓“追风逐电”。30年间，中国便大体完成了从译介、研究到应用的“理论旅行”[1]。如火如荼的声求气应，使得30年间该领域的研究专著超过50部，成果卓然。21世纪以来出版的就有：朱立元《接受美学导论》、蒋济永《过程诗学：中国古代诗学形态的特质与“诗一评”经验阐释》、刘运好《文学鉴赏与批评论》、李建盛《理解事件与文本意义：文学诠释学》、金元浦《范式与阐释》、龙协涛《文学阅读学》、廖信裴《文学鉴赏探踪》、刘月新《解释学视野中的文学活动研究》、蒋济永《文本解读与意义生成》、邱运华编《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等。有人统计，仅2003—2008年6年间，论文总量就超过1100篇。[2]马大康近年概括出中国化的三种典型接受方式，分别是：金元浦式的“顺着讲”、龙协涛式的“迎着讲”和朱立元式的“拧着讲”。[3]三种路径下的齐心协力，接受美学很快在本土扎下根基并结出硕果。[4]

诚然，接受美学与读者中心理论，要转换为中国文论的“合榫”部分与焕发出建设性能量，并不那么容易，需要一番冰解冻释的过程。包括必要的还原、积极的应对、主动的改造，甚或“背叛”。况且，接受美学理论本身也存在局限与不足，比如“唯读者论”的严重偏斜、“历史主观化”的倾向，特别是文学相对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得到过度怂恿，都是应该加以制约的。但有论者还是小结出接受美学在应用研究领域取得了三项主要实绩：一是“重构”中国文学史景观，形成了中国化的文学接受史范式；二是介入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对古代接受理论的诸多范畴命题进行现代阐释，有了一个历时性的序列；三是对中国当代阅读接受理论做出启发性建构。[5]（期间产生一些强制性阐释在所难免）。不过，上述所列成果还都是属于总体文体学的接受理论，而总体文学理论的庞大躯干，为何迟迟没能分叉出分体文学——尤其难见现代诗歌的接受之果呢？

当总体文学论域回缩到诗歌这一分体时，表面上看问题简要多了，其实不然。由于诗歌接受的特异性，它涉及的范围依然异常广泛复杂：时代变迁、思潮起落、立场观念、价值取舍，形式规范、个人趣味、仍纠缠成无所不包的议题。其要害，是文本接受的开放性与文本客观的自足性所构成的巨大摩擦，使得诗歌于终端上，不管整体与个别始终都存在未确定性，它折磨与诱惑了我们几百年。也正是这种无边魅力与复杂，让研究者们前仆后继。在笔者有限的视野里，目前诗歌文体的接受研究做得最好的，主要在两个半方面：一是古代诗歌与古代诗歌史接受，二是具体诗歌文本的赏析解读。尤其是现、当代部分，近年可谓后来居上“突飞猛进”。另半个是诗歌翻译。做得最差的是诗歌教育。

陈文忠教授是中国诗歌接受史研究最早的先行者之一，他的《中国古典诗歌接受史研究》（1998）颇多建树，尤其接受细读：《唐人思乡诗的原型与创变》《古代贫士诗的历史演变》《从〈枫桥夜泊〉到〈涛声依旧〉》等专论尤见功力。后来出现“全能型”的诗歌接受史，是邓新华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堪称体大周虑，包括此前他的三部专著《中国古代接受诗学》《中国传统文论的现代观照》《中国古代诗学解释学研究》。此外还有《过程诗学：中国古代诗学形态的特质与“诗-评”经验阐释》（蒋济永）,《中国古代接受文学与理论》（邬国平）、《明代唐诗接受史》（查清华）、《词学研究》（谭新红）等。而涉及个体接受史有《庄骚传播接受史综论》《李白诗歌接受史》《杜诗唐宋接受史》《李商隐诗歌接受史》《陆游诗传播、阅读专题研究》《清代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等，整体与个体的交叉研究几乎涵盖各朝代，表明诗歌接受在古代研究领域的深入实绩。

叶嘉莹的治学另行“中西化通”之道，有史的视野、论的高度、感的功底。[6]她度越前修，集创作、审美、批评、鉴赏于一体，提出“兴发感动”说，成就了创作与接受高度融会的一家之言。“兴发感动”模型只用四字简洁形式，便一揽子涵盖了它们，可谓言简意赅，切中窾要。对于中国新诗、现代诗在转型期探询有效的接受维度，具有借鉴意义。

杨仲义的《汉语诗歌解读学》（学苑出版社，2010），与他的另三部专著皇皇百万字构筑了杨氏体系。仅就解读这一接受环节，杨先生将它剖分为三个基点：“作者立意”“文本含义”“读者悟解”，又对文本的把握剖为五大板块：“章句读解”“诗情体味”“艺境赏探”“文化透视”和“解读思维”，在解读思维中继续把“比较思维”展开为：“（1）情无定体，因人而异——需要比”;“（2）风格虽同，人各有异——可以比”;“（3）时代不同，诗境有异——必须比”，乃至将古诗的哀乐之情，分解十四种之多，可见其解读的眼光如何密针细线。

徐克瑜近年出版的《诗歌文本细读艺术论》（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可谓古诗细读路数方面的一个小结，他采撷了几种方式，如汉代经学家微言大义式的细读、六朝文士印象式的细读、朱熹涵泳式的细读、金圣叹分解式的细读。[7]让人领教到中国古代文本的细读“先声”，并不完全是英美新批评的专利。

2015年孙绍振出版《文学文本解读学》，把西洋的接受海图置之脑后，始终把持具体文本的罗盘，孙氏独出机杼的“还原法”（还原感知、逻辑、价值、历史语境、隐性矛盾、流派风格），自如穿梭于各类文本航线，于形式规范中横舟巧渡，故而再怎样晦暗滚滚的洋面，一经“还原”的螺旋桨翻搅，便有赴险如夷的安妥。孙氏矛盾分析的最出彩处是细读的“层级”处理，有如考古学家拂尘的刷子，层层逼近。《文学文本解读学》堪称中国化的接受正果。接受美学在孙绍振手上，变成经世致用的孙氏“庖刀”。虽然该书涉及新诗、现代诗篇什不是太多，但其启示性的方法论必将影响深远。[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