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诗接受的诸多难题

平心而论，中国诗歌在宏观“接受史”研究上稳扎稳打，且几乎一边倒向古代，然而对新诗，尤其是现代诗的接受多半“缄默不语”或“退避三舍”。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怕生”？是古典法则本身的严正要求限制了现代视野，是接受理论的笼统掣肘了当下的阐释分歧，还是新诗一直处于多变状态难以“受访”？大家熟悉的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还有刘西渭、废名、袁可嘉、唐湜在新诗的理解、批评、鉴赏方面虽没带给后人系统专论，但在单篇文章、诗话中不乏许多经验的真知灼见。新时期以来，孙玉石接续前辈“解诗学”路线，梳理现代解诗学的理论内涵（对作品本体的复杂性的超越、对作品本体审美性的再造、对作品本体理解歧异性的互补），建立解诗学三大原则：“正确理解作品的复义性，应以本文内容的客观包容性为前提；理解作品的内涵必须正确把握作者传达语言的逻辑；理解或批评者的主体性不能完全脱离作者意图的制约性。”成为现代解诗学的“金科玉律”。[9]同一时期出现吴思敬《诗歌鉴赏心理》专著（此前只见着他人零星章节，如尹在勤《诗人心理架构》的“反馈环路”；吕进《新诗的创作与鉴赏》第九章专论），率先启用心理学接头诗歌审美鉴赏，指出“认识因素、意向因素和深层心理因素的调整、渗透、组合与运动，组成了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诗歌读者的审美心理结构”[10]，颇具见地。近30年来，新诗、现代诗的接受虽然加入类似吴思敬提供的心理学援助，但接受的路子仍是沿着文本与作者的两个中心意图一直走下来，形成在知人论世基础上，赏析为主轴的接受路径。21世纪以来，姜涛专著《“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继续打开思路，以《尝试集》与《女神》为中心，极尽现场还原，探查新诗伊始的生成及相关的编辑、出版、阅读、传播的“准接受”，留下了一系列可贵的质询。

令人庆幸与宽慰的是，新诗接受学——最重要的属地——赏析细读，一直以来做得较为饱满：20世纪70年代末台湾前行代学者张汉良、萧萧，就出版了皇皇2000页《现代诗导读》；孙玉石主编第一套《中国现代诗导读》（三卷本），然后有青年学者陈超《中国先锋诗歌鉴赏辞典》（1989）,唐晓渡《中外现代诗名篇细读》（1998），张远山《汉语的奇迹》（2002）,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2002），郑观竹《现代诗三百首笺注》（2008），陈仲义《百年新诗百种解读》（2010），程光炜、陈陟云主编《诗意的微光》（2014），卢辉《中国好诗歌》（2015），等等，另有耿占春、江弱水、敬文东、臧棣、张桃洲、西渡等诸多单篇，在细读方面穷纤入微，还有更年轻的后起之秀如胡亮、王东东、颜炼军、李海英、张光昕、赵卡等。以及散见在各种刊物、网站、博客的文章，绝大部分围绕着文本细读，诗人论也以细读为根本。为进一步克服批评的“隔膜”,2004年春天，《特区文学》创办“读诗”阵地。按照徐敬亚的说法，前两年是《十大批评家联席阅读》；中四年是《十大版主联席阅读》，后两年是《十大诗人联席阅读》，不同身份的业界人士进行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最漫长、影响最大的细读“接力”。细读成为中国现代诗接受的显学。

比细读历史悠久的是诗翻译，1918年可算是中国现代译诗的开端，翻译对于打开多元接受的视野与窗口，对于中国新诗的建构，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比细读慢几拍的，是近十年传播接受特别热络。2005年首都师范大学杨志学博士《诗歌传播研究》较早引入传播学，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日渐增多[11]。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传播理论运用上有理有据，在宏观史的资料上条分缕析，在传播谱系的梳理上，头头是道，但在诗文本具体接受上所出现的“特例”和微妙变化，稍嫌欠缺，缺乏应有的“搜奇抉怪”，即在接受的共性上一往无前，却在接受的特异性上退避三舍。那些历史与当下的“特例”，恰恰能指向临渊探赜的更多资源和可能的蔓引株求。而步履蹒跚的新诗、现代诗的普及教育，在接受的大篮子里，虽占据极为重要的份额，所涉及繁多复杂的难题可谓“罄竹难书”,因一言难尽，暂且搁置一旁。

如果说，新诗、现代诗的文本细读（包括以细读为出发的诗人论）可谓新诗接受的最大强项，那么其他接受短板则难掩其憾：如西洋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对现代诗接受的正负两面影响、接受主体的分型分析、心理分析、接受的规律性探寻、接受的方法论归纳、接受的特异性挖掘、接受的开放性梳理、接受的有界性把控等，尚呈荒歉，同时也意味着大有挺进的空间。对比新诗众多面世的创作论、思潮论、流派论、诗人论、技艺论、文体论，显然，现代诗在许多方面，包括阅读、教育、翻译、传播等在内，构建具有学科性质的接受学，远未成型。这，是否表明接受美学在中国这样的异质文化语境中遭遇某种掣肘？或者，碰上现代诗这一匹狂奔野马，较难驾驭，而显得有些“语塞”？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以何种“再提问”方式，探察新诗、现代诗的接受走向更具学科性质的“开放”与“约束”?

应该提及，唯一一篇博士学位论文冠以《中国现代新诗接受研究》（四川大学·栾慧·2007），是极少做“正面强攻”的。论文七章（分别是媒介革命与受众革命；新诗阅读研究；新文学运动时期期待视野的变化；新诗发展时期的多元追求及反应；抗战语境与新诗接受；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接受；当代新诗的接受潮流）以史为线索，分别从横向、纵向展开探讨新诗不同时代的接受问题，以史带论，特别注重文化语境考察，材料颇为丰富，涉及面也相当广。可能因对新诗接受的特异性把握不够，对于接受内在机理还存在隔膜，故而在文化语境与受众关系的展开上做得较为顺利，但涉及更为内在的接受特点与“机密”，则让人感觉密度不够，挖掘不透。这与作者铺陈太广及与自身的实践经验有很大关系。

肯定新诗接受研究领域取得一定实绩，并不能抹掉至今两个严重的梦魇挥之不去：其一是，百年新诗虽飙举电至，但基本上还是在较小的接受圈子里“自产自销”，这是新诗的最后命运吗？其二是，新诗的接受，越来越被相对主义所“裹挟”，欠缺边际的约束，这是新诗接受的正常格局吗？如果不是，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找到相对共识的接受尺度呢？

于是，将新诗、现代诗接受中的难点、难题，显在的或隐在的，包括尚待发育的问题，收拢一起，摆到议事日程上来，梳理其中未被展开的症结，乃至“死结”，成了一项不大不小的挑战。考虑到古典诗歌审美研究一直是显学，目前做新诗审美研究的也为数不少，故而毅然从文本学转向接受学终端，且把主要目标锁定于新诗的前沿、尖端部位——现代诗；同时从常规审美范围拓宽到更为庞大的接受范围。这样改变，其实也已经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美学研究了。诗文代变是不可抗拒的潮流。现代、后现代的很多诗歌文本，已不再是审美的产物和审美接受对象。故而“接受”是广大基础，审美只是其中的“菁华”。审美不过是现代感性学的一部分，并不能笼括所有的艺术感性范畴。比如，中国“低诗歌”的表现，足以使传统“美感”措手不及；面对若干早已存在的“审恶”，是断然不能用“美学”眼光予以“打量”的；及至当下流通的“审毒”，更完全溢出常规视力表，需要重新配备接受的墨镜。相信完全从“接受”入手的调整，更符合现代诗本身相对独立的接受现实和发展趋势——建立一种排除“非诗”因素，又能“宽容”非诗因素的现代诗接受论。

现代诗接受，是针对文本定型后与之发生的各种接受关系。紧紧抓住受体“这一个”特异属性，通过剖解，再挑战接受领域里的“老大难”——无边开放中的“有界”性——长期以来有关诗的尺度、标准的争歧、约束与疏解。但愿这样的逻辑起点与展开，对当下现代诗接受的失序失衡，能有所纠偏匡斜。

从古今语境的坎坷转换到移宫换羽的合法性获取，及至现代接受心理的微妙变化，尤其对具体文本的甄别判断，都留下了太多疑难、疑惑，乃至有时不得不“听天由命”，任由他去。现在，我们要加大追问力度：现代诗的接受，就一直满足于在鉴赏细读的基础上流连忘返吗？现代诗的接受响应，难道因其复杂多变就轻易放弃对其品级的定位归属吗？现代诗的接受自律，是推崇“漫山放羊状”的自发生态，还是有所“圈定”？固然，现代诗接受在细读这样一个重要环节上相当发达，近30年成果斐然，但仔细推敲，并不怎么乐观：古代诗歌的接受，一般不会出现太大差池，因为古代诗歌规范十分稳定。现代诗的细读接受虽然纵横驰骋，却容易在不稳定的汪洋大海中“迷失”。细读是接受的主要基础与航道，但除细读之外，尚存其他许多接受深水区。在那些航道上，有的只做自摸自导的发动，有的缺少必要的灯照，有的需要重新打探。何妨仅从百年新诗出发，尤其从现代诗在场出发，在西方接受论域与古代接受诗话的遗产碰撞中，寻索症结，厘清接受中的各种关节，打开阡陌纵横，而有所“通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