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诗歌谣化”的阶级路径（1928—1936）

1930年代，新诗取法歌谣的尝试中，有延续着1920年代《歌谣》传统的，如胡适和沈从文。1936年胡适主持《歌谣》复刊，依然看重歌谣的文学启示：“我们现在做这种整理流传歌谣的事业，为的是要给中国新文学开闯一块新的园地。”[1]沈从文则“沿着刘半农等人的路子，自觉地将民间歌谣引入新诗，成为1930年代新诗取法歌谣的有力践行者”。[2]然而真正代表了1930年代，新诗取法歌谣时代特征的却是中国诗歌会及其倡导的“新诗歌谣化”。

与五四《歌谣》知识分子们亲近歌谣所秉持的“文艺的、学术的”现代民间话语不同，中国诗歌会诗人们激活歌谣资源提取的却是新兴的阶级话语。新文学倡导者以新/旧、平民/贵族的双重框架，打倒了文言及其代表的古典文人文学传统，并为民间资源进入新文学预留了一道侧门。他们之致力文学，虽也牵涉社会文化变革目标，但与左翼诗歌团体中国诗歌会直接将“新诗歌”作为新阶级革命手段相比，他们显然为“文学”预留了更大的自足空间。本章关注的问题是：阶级论话语如何激活新诗的歌谣资源需求？1930年代阶级论的“新诗歌谣化”在跟“文艺大众化”的关联中呈现了什么样的内生性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