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新材料对历史研究的推动作用巨大。新材料的发现，未必立即能完全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或许能带给我们更多的由此产生出来的新问题。而学者的任务在于从这些新出现的问题出发，寻求更多材料的支持，找出解决各类新问题的途径与方法。[1]诸如简帛文献对先秦、秦汉史研究的贡献，敦煌文书、吐鲁番出土文书对魏晋隋唐史研究的推动，以及明清内阁档案对明清史研究的促进，均为明证。然而，这样大规模“耸动视听”的新材料，在宋史研究领域尚不多见。正如包伟民在《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前言中指出的：“多年以来，在宋史研究领域，由于学术研究较少得到来自于新资料的刺激与推动，故而略显沉闷。”[2]这或许是当代宋史研究者的共识。

虽则如此，宋代出土墓志碑铭作为新材料的意义并不能低估。对出土墓志碑铭的搜讨，清代金石学者在其著作中已经多有注意，民国以来，更有利用墓志作为研究者，就宋代部分而言，“柯昌泗跋祖士衡的墓志铭及牟润孙考证折可存的墓志铭兼论宋江，都是有名的例子”[3]。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考古工作的广泛开展，许多出土宋代墓志资料逐渐刊布于各类期刊上，其数量相当可观。

早在20世纪80年代，饶宗颐就指出墓志碑铭作为新史料的意义：“向来谈文献学（philology）者，辄举甲骨、简牍、敦煌写卷、档案四者为新出史料之渊薮。余谓宜增入碑志为五大类。碑志之文，所与史传相表里，阐幽表微，补阙正误，前贤论之详矣。”[4]饶宗颐把碑志与甲骨、简牍、敦煌文献和明清内阁档案并称，是非常有眼光的。陆扬以南北朝时期墓志碑铭材料为例，认为其对“了解从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层层面面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细节，使史家对这段重要历史时期的重构能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单一走向多元”[5]，意义重大。然而，由于宋代传世文献较前代大为丰富，故宋史学者对出土文献的关注和使用，尤其是在出土墓志碑铭方面，远不如魏晋隋唐史学界那么重视，宋史研究者近来在此方面已经有所警醒，台湾学者曾组织宋代墓志碑铭研读班，并就相关议题召开了国际学术会议[6]，就是较好的见证。

除了出土墓志碑铭外，传世文献对此类资料亦有较多保存。因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宋代许多文人文集得以刊刻并流传至今，其中所收录的墓志碑铭资料是宋代墓志碑铭的最大宗。宋人杜大珪还专门把当时所谓名臣撰写的诸多墓志碑铭等资料编撰成集，计100卷，流传后世。[7]这些都为笔者研究提供了资料基础。

综合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对宋代出土墓志碑铭的讨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

首先，就新出土碑志资料而言，宋代出土墓志碑铭的综合性整理亟待提上日程。刘琳、曾枣庄等在编纂《全宋文》时对传世文献中的墓志碑铭有较为广泛的收录，为研究者使用带来很大方便。然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土的宋代墓志碑铭，《全宋文》编纂者并未予以较多关注。据笔者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前，存在于金石文献、地方志等书中的墓志碑铭材料，《宋代石刻文献全编》已做了较好的辑录，[8]而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7—44册公布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两宋墓志碑铭拓片，[9]两者内容多有交叉。1949年之后出土的墓志碑铭，多单独发表于各种期刊杂志上，[10]部分地区编辑出版了地域性的石刻材料汇编，[11]或以家族为中心的墓志碑铭汇集。[12]然总体而言，与魏晋隋唐史学界编辑的墓志集释及墓志汇编相比，[13]显得相当滞后，故整理综合性的宋代墓志汇编已是当务之急。

其次，墓志碑铭与政治史、经济史、日常生活史等领域相关议题的研究可继续深入。这也是近些年学者利用墓志碑铭资料时的关注重点，在2000—2003年间，台湾学者组织的“宋代史料研读会”以宋代墓志碑铭为中心，进行研读，其研读方式和目的如下：

（一）持续之前研读方式，就单篇墓志铭史料进行（1）标校全文，（2）字词解释，（3）查核墓主生平相关史料，（4）查核其他馆藏资料，（5）分析其史料价值等工作。

（二）由成员就三年间研读之墓志铭数据各选主题进行综合性的分析、检讨，经与宋代相关典籍比对研究后，撰写论文。并于十月下旬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外宋史学界相关人士共同讨论。[14]

2003年，他们还成功举办了“‘宋代墓志史料的文本分析与实证运用’国际学术研讨会”,[15]对宋代墓志铭的讨论扩大到政治史、制度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历史地理等领域，然学者们的部分研究尚属初步分析，仍可对相关问题做全方位、多角度的讨论。

再次，将墓志碑铭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需要进一步加强。前辈学者的研究多以墓志碑铭作为材料加以利用，而对墓志碑铭本身的研究尚不多见。如涉及墓志碑铭材料的价值问题，学界对此议题的研究，多停留在“隐恶扬善”这种“不证自明”的前提上。其实宋人对此已经多有议论，若我们对墓志碑铭的了解，不能更为深入探讨其隐何种恶，扬哪些善？何种观念导致其书写时候的是此非彼？这与宋人已有的认识相比并无实质上的提高，“相对于我们的时代而言，这实际上是思维方式的倒退”[16]。

最后，可对墓志碑铭的撰者、刻者、墓主、丧家等进行深入探讨。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墓主在碑志文中呈现的面貌、凸显的重点并不相同，不同撰者的撰写理念亦不一致；丧家在碑志文撰写中起到的作用如何，他们通过何种途径影响碑志文的撰写？均可以深入研讨。

本书尝试以北宋墓志碑铭作为对象，对墓志碑铭撰者和撰写过程中的诸多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墓志碑铭撰者在碑志文撰写过程中的理念、心态、个人习惯，以及政治环境、政治立场、丧家干预等内外因素对墓志碑铭最终形成所产生的影响，尝试说明碑志文作为第一手材料使用时，仍需注意“史料”形成过程中已经存在诸多限制性因素，以期对宋代墓志碑铭的研究和使用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