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再版序言

本书初版于1991年，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开始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中的一部，面世迄今已近30年。30年的光阴在人的一生中已不算是个短的时长，它足以令人生出诸多的感慨。本书的主译刘存宽先生为笔者的硕士指导老师，也是笔者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引路人，记得当年跟随恩师学习时，先生曾特别指出，他欣赏牛津式教学方法，即导师不会填鸭式给学生灌输知识，而是提出问题，让学生独立思考，找出解决方法，最后师生共同研究探讨去寻求答案。在此后三年的硕士学习期间，先生基本践行了这一指导方式，笔者也因此度过了一段轻松愉快令人难忘的学习时光。日常接触中，恩师经常通过看似不经意的谈话，来传输着他对治学的理解以及人生感悟，经此长时期的浸染，即便愚钝冥顽如我，事后想来亦是得益匪浅。笔者硕士毕业后荣幸留所工作，与恩师成了同处一个研究室的同事，因而得以继续欣享恩师的耳提面命。参与本书的翻译即是在恩师的鼓励与指导下完成的。记得大概是1990年年底的时候，当时我刚从陕西商洛挂职锻炼而归，未来工作如何开展不知所措，同时感情上也遭遇波折，有一天，先生特地把我叫到家中，说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编委会成员，他准备推荐翻译英国学者杨国伦的《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这本书对于我们以后开展中英关系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他说我们两个一起译，前半部他译，后半部我译。记得我当时诚惶诚恐又非常忐忑，脱口而出：“我行吗？”先生则用充满鼓励与期许的口吻对我说：“我了解你，你肯定能行。”正是在先生赞赏式的鼓励下，我下决心费心力最终顺利地完成了这部本人翻译的处女作，也算是没辜负先生的一片期待。光阴似箭，天不假年，先师不幸已于2012年10月5日谢世，距今也有了近8年的时间，往昔美好相处虽一如昨日，但这些体验与回味也只能无奈地停留在自己内心的记忆里了。平素里我自认不是一个善于表达内心之人，因此先生过世之时也未曾举笔写些文字以表达对恩师的感念之情，本书的再版正好提供了一个机会，故此写上一段文字以资纪念。

本书聚焦了中英关系史和英国对华政策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段，从19世纪后期开始，传统的殖民强国英国在世界范围内遭遇了后起的俄、德、美、日等新兴帝国主义国家的挑战，为维护自身权益，英国最终放弃传统的“光辉孤立”政策，在远东选择与日本结盟，1902年英日同盟的签署则成了这一政策转变的重要标志。英日同盟的签署改变了远东的格局并极大地鼓舞与纵容了日本在华的侵略步伐，对英日两国对华关系以及远东国际关系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直到1921年12月，随着华盛顿会议召开，在美方压力下，英日同盟才宣告终结。新的华盛顿条约体系暂时调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关系，自此，以美、英、日等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在远东和中国的竞逐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近代以来，在中国对外发生交往的国家中，英国一直占居举足轻重的地位，中英关系一直是中国对外极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曾经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头号强国，英国对近代中国产生过重要影响。184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标志性事件，它开启了中国半殖民地化和近代化的历程。英国是传统中国被迫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元凶，同时也是近代欧洲文明和新型产业模式传入中国最早最多的国家。在近代中国百余年漫长历史进程中，英国曾扮演过侵略者、帮凶、掮客、合作者、盟友等多重角色，每一种身份都演绎着近代中英关系的一段丰富历史。与此同时，近代中英关系的发展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近代中英关系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在香港问题上有着突出的展现。英国对中国香港的割占，开启了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与奴役的苦难历程，成为近代中国百年屈辱的一个历史象征。而收回香港主权的努力则代表了近代中国抵抗强权、御侮图强的追求与决心。香港从被割占到最终回归中国的历史进程，既反映了近代以来中英两国此消彼长的关系变化，同时也成为近代中国从落后挨打到崛起复兴的一个绝妙注解。

有鉴于此，在国内学术界，近代中英关系史一直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出版过众多研究著述，即便如此，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仍然缺乏一部能够全面反映近代中英关系发展历程的通史性研究著作，恩师在世时曾有意组织完成此项事业，并一度拟定过研究计划和搜集整理过研究著述目录，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项工作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笔者也借此呼吁有志于近代中英关系史研究的同仁投身此项工作，弥补这一学术缺憾。最后，感谢为再版此书热心联络和付出辛劳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宋燕鹏主任及其他工作人员。

张俊义

2020年9月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