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叔叔”们的故事

《天云山传奇》在结构设计上别具匠心，它通过“三女性”的视角——宋薇的个人回忆、冯晴岚的申诉材料、周瑜贞的实地探访，引出主要人物罗群的遭遇。主要情节是：1957年，年轻有为的天云山区考察队政委罗群，因为坚持己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恋人宋薇与罗群断绝关系，后经撮合嫁给了青云直上的地委书记吴遥。宋薇的同学冯晴岚，却在罗群危难之时嫁给了他，并因此屈就，留在天云山区做小学老师。罗群则当起了车把式，白日靠赶马车为生，业余时间坚持大量阅读和哲学思考，并写下了总题“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多部著述。“文革”结束后，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吴遥官复原职，宋薇也担任了地委组织部副部长，与吴遥一起负责清查冤假错案。在处理罗群的案件时，二人发生激烈冲突而最终决裂。最后，罗群冤案平反，冯晴岚却因操劳过度含笑去世。

《天云山传奇》的故事情节，有许多真实可考的“本事”作为根据，其中的主要人物也多有原型。小说发表后，更有许多读者积极地给每个人物“对号入座”，甚至来信说罗群的事迹就是自己的经历。

比如，关于吴遥这一形象，鲁彦周解释说，“这种人不仅有，而且在我们的报刊上屡有报道”[3]。北京读者黄一宁甚至在来信中进一步点明，“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安徽日报》刊登的一条消息，是吴遥夺宋的原型。”[4]

对于冯晴岚，作者介绍说：

冯晴岚决不是我凭空杜撰的人物，也不是我理想化的人物，她是深深扎根于我们祖国的生活土壤里的。我的不少朋友的爱人，她们身上就都具有冯晴岚的美德。我想到一个同志的妻子，她供养了失去公职被戴了右派帽子的丈夫，她负起沉重的生活担子，抗住了政治的、舆论的压力，终于使她的爱人获得了精神力量的支持，由一个一般干部变成一个学者。他们的情操是可贵的。我又想到我在大别山区里生活时碰到过的一位乡村女教师，她也同样以自己的力量支撑着她的爱人，她在一个大山脚下的茅草房里辛勤地教育着孩子。而她，本来也是可以而且完全有条件享受所谓物质文明的，可她完全自愿地放弃了那一切。

罗群的形象同样来自于现实：“当我思考我的罗群时，类似罗群的人，很自然地向我走来，他坚定地站在我的面前，似乎在说：‘我就是你要描写的对象。’是的，这就是我要表现的人物。而这样的人物，有的是我的朋友，有的是和我有过交往，有的和我有过很亲密的关系，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现实中的人物，他们有着和罗群同样的遭遇，也有着和罗群一样的坚强的精神。”[5]

根据一份当时的采访资料，笔者可以明确考证出，安徽籍美学家郭因就是罗群的原型之一：

他首先想到的是曾和自己一起工作过的一个十分要好的朋友。一九五七年，把他错划成右派开除了公职，然而坎坷的生活道路并没有使他屈服。在逆境中，他搏击着、奋斗着；没有工作干，他就研究美学。在漫长的二十年时间中，他起早贪黑地阅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美学著作，并顽强地写了好几本美学著作，最后成为一个美学专家，现在是全国美学会的常务理事。[6]

但是，鲁彦周曾多次强调，《天云山传奇》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具体原型的命运，而是根据许多人的经历综合而成：“我有许多朋友只是讲了些实话就被打成‘右派’，他们的经历和故事大大丰富了我的创作”[7]；“我的不少朋友的爱人，他们身上都有冯晴岚的美德”。由此可知，《天云山传奇》的故事，首先来源于鲁彦周身边“朋友”的遭遇，同时又在其中寄寓了作者自己的身世之感。其中的关节，诚如王安忆所言，“他是‘叔叔’一代里没有打成右派的那一类作家，但这并不意味他就可以幸运到豁免于那时代里所有的严厉性。”因此，与考辨人物原型是谁相比，更为重要的是理解作家与人物、作家与原型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是怎样的个人经历，使鲁彦周能够接触到现实中的罗群、冯晴岚们？又是怎样的命运关联，让鲁彦周可以将“他们的故事”，转化为“我们的故事”。

1928年，鲁彦周生于安徽巢县鲁集村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8]，八岁起在村里的祠堂读私塾，抗战胜利后又在采石矶刚直中学、贵池昭明国专断续学习了一年多，1948年在老家投身革命队伍，1949年后先在合肥皖北行署文教处工作。1952年，安徽省文联筹备委员会成立后，鲁彦周调到文联机关刊物《安徽文艺》当编辑，并开始发表作品。1956年，是鲁彦周的命运拐点。这一年春天，文化部举行全国话剧观摩会演，要求每个省至少排演一部剧目。鲁彦周编剧的独幕话剧《归来》代表安徽省参加会演，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观看了演出，并给予高度评价。在最后的评选中，《归来》与陈其通的《万水千山》和曹禺的《明朗的天》同获剧本创作一等奖，并获演出一等奖，鲁彦周一夜成名。同年，他与陈登科、严阵当选为华东作家协会理事。三人一时成为安徽文艺界的明星，风光无限[9]。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安徽省文联成为重灾区，“我们文联一共30多个人，有14个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有不少人是从小就参加革命的。”[10]鲁彦周、陈登科和严阵，此时都是省里的保护对象。周扬曾以“他是党培养起来的工农作家”[11]为由，替鲁彦周说了话。省委书记曾希圣也一直给予他们重点保护。在三年困难时期，“曾希圣特批文联的陈、鲁、严三人为‘二类待遇’，每月供应两斤肉、两斤糖，还有黄豆、香烟、餐券，是很高规格的关照，比正厅级还高。”[12]三十多人中就有十四个“右派”，1957年的鲁彦周虽然从个人的灾祸中逃脱，却无法免除“知交半零落”的伤感和恐惧。当时进驻省文联主持“反右”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曾庆梅，甚至严厉警告鲁彦周，让他与旧友划清界限：“谢竟成、耿龙祥马上就要划为右派了，是阶级敌人了，你怎么这样鼻子不通，划不清阶级界线？省里是保你的，你要自觉自爱！”[13]

1960年年底，为了响应作家“深入生活”的号召，鲁彦周到岳西大别山区挂职，在响肠公社当副书记。从1961年到1964年秋，他和家人都生活在岳西。这几年的工作经历，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吴遥”和“冯晴岚”式的人物。“关于吴遥，我那时是县团级的待遇，到下面去的时候能接触一些领导，观察了很多，听到看到的不少”；“那个冯晴岚，就是我在岳西县担任公社书记时的一个经历。那时身体好啊，我背着包到处跑”。[14]“新时期”之初的小说写作，都严格乃至机械地遵循着“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现实主义成规，因此格外仰赖作家的生活阅历。鲁彦周创作《天云山传奇》的故事资源，大量源自他这一时期的生活基地与交际圈子。

“文革”开始后，运动势头比1957年更盛数倍，鲁彦周也在劫难逃，第一批被关入牛棚[15]，后来被下放到新马桥“五七”干校搞斗批改。与张贤亮在厄运中对《资本论》的阅读相似，鲁彦周也是通过读书获取慰藉，以及理解现实的途径。“这回真的把我打懵了。我自己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就逐渐冷静下来，继续着从‘反右’运动就开始的思考，进一步反省自己，反省社会，反省党的历史。在干校，一间屋子住了几十个人，别人回来后喝酒玩耍，骂骂咧咧，我则抓紧时间看《纲鉴》和《资治通鉴》，把中国通史都看了一遍，同时又作了认真的思考。我思考的结果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政党，不可能不带有封建社会的烙印。”与张贤亮从“唯物论”和“辩证法”中获取启示不同，鲁彦周更多从中国历史中总结规律，有意识地在更长的历史段落中寻找“文革”的思想和文化根源。在“文革”中，鲁彦周的思想和命运。逐渐与“罗群”的身影重叠交织。《天云山传奇》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周瑜贞来到冯晴岚家中，被罗群总题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系列著作所震惊。有意味的是，其中每一分册的题目也被作家一一列出：《论天云山区的改造与建设》《读史笔记》《科技与中国》《农村调查》《论“四人帮”产生的背景及其教训》《天云山下随感录》。罗群这些虚构的著作，其实就是鲁彦周在“文革”之中的思想轨迹。可以说，在“文革”前期，《天云山传奇》的故事雏形，就已经在作家的脑海中初具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