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无赖派作家视域下的战争主题
日本无赖派文学发轫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其深受战争的影响。因此，日本无赖派作家视域下的文学作品大多或多或少地涉及战争，战争的影子在其文学作品中不断呈现。这些作家在阐释文学作品的时候，有的在作品中直接描绘战争的残酷和激烈，有的利用战争作为文学作品叙述的背景，有的在作品中间接地描绘战争带来的后遗症，尤其是在文学作品中对日本战败后的社会状况和人文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他们“将战争、战败体验融入创作中，直面这种经历，使战败后陷入空虚无助的日本读者在他们的文学中感到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亲近之感”[2]。因此，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日本无赖派文学是日本战败的产物，其与战争这一母题紧密相连。
一 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战争叙事
1. 对战时状况的直接描绘
对于战争的直接描绘是日本无赖派作家叙事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的残酷和无情是其文学叙事的主要内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便是无赖派知名作家坂口安吾的《白痴》。在《白痴》中，其描绘了1945年4月15日东京遭受美军空袭的战时场景。首先，“战争、空袭、防空洞、军部、令人感动的太阳旗、感谢阿兵哥、轰隆隆是轰炸的声音、哒哒哒是机枪的声音、警戒警报、空袭警报”等有关战争的字眼充斥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战争的可怕和恐怖的氛围渲染得一览无余。其次，战争的恐怖场景随处可见，战时的阴森氛围笼罩着整个日本社会。比如，在文中这样论述道：“的确，战争具有惊人的破坏力和改变环境的力量，它在一天之内可以引起等于几百年的变化。炸弹集中落在离伊泽家四五百米的地方。大地和房子一起摇晃，轰隆一声爆炸，呼吸和思想活动都停止了。虽然炸弹和烧夷弹同样从天上掉下来，但是炸弹厉害得多，两者好比黄颔蛇之不同于蝮蛇。尽管烧夷弹上有一种装置，在空中发出可怕的嘎啦嘎啦声，却没有在地面爆炸的声音，响声在头上倏地消失，真是虎头蛇尾。不，不是什么蛇尾，连尾巴都没有，所以它不会引起要命的恐怖感。然而炸弹这东西降落时声音倒不大，哗的一声，像是下雨似的单调声音，可是最后它发出的声音震撼大地。因此，这个单调的声音隐藏着极端的恐怖。在地面轰隆隆爆炸的声音步步逼近的时候，人们恐慌绝望，魂飞魄散。”[3] 此外，受到战争影响的日本民众在心态上呈现颓废和麻木的状态。大量房屋受到战争空袭的破坏，造成了猪、狗、鸡、鸭等牲畜与人混居的状况；作为房东的裁缝夫妇对持续不断发生的战争空袭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主人公伊泽作为新闻记者和电影见习导演，其一直坚持艺术的独创性和个性化，然而处于战争状态下的日本社会和影视公司受到当时军部和政府的管制，不断拍摄与战争相关题材的电影，如《空中冲撞》《烧夷弹扑灭法》《莫让敌机回去》《本土决战》《神风特攻队》等，这让热衷于艺术的主人公伊泽心灰意冷，逐步丧失了工作的热情。
另一无赖派作家石川淳对战争的叙事手法也尤为突出，作品《马尔斯之歌》和《白描》就是其典型的代表作。《马尔斯之歌》发表于1938年，该时期正值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战争爆发，日本开始派遣大批军队侵略中国，在日本国内大量招收男性赴前线当兵。但是作为有良知的日本知识分子石川淳便是反对战争的代表人物之一，因此其反战的《马尔斯之歌》被该时期的日本当局视为讽刺战争和抨击军国主义，因而被列入禁止销售的名单中，不让其发行。另一作品《白描》于1939年发表，该小说对战争和日本军国主义均表示了不满并进行了深刻的讽刺。1946年其又发表了《黄金传说》，“继承了《马尔斯之歌》的反战思想，以通俗和滑稽的语言，描绘了战争废墟的惨痛场景”[4]。而作为描绘战争状况的《马尔斯之歌》中的“马尔斯”原指“农耕文化之神，随着罗马人逐步变为好战民族，而逐渐变为集军神或战神为一身之神”。在作品中“马尔斯之歌”这首流行歌曲以军国歌谣的形式狂风暴雨式地风靡日本大街小巷，其煽动日本民众支持和参与战争的功能非常明显，因此《马尔斯之歌》不仅仅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抽象隐喻，更是作为战争领导地位的天皇的象征，仿佛“马尔斯之神”便是天皇，作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代表，其号令日本全体民众要支持和参与战争之意味十分明显。而作为主人公的“我”此时在心理反复怒号道“NO”，对日本当局煽动全民参与战争这一行径十分反感，甚至感到厌恶。而在《马尔斯之歌》风靡日本社会的情形下，日本民众的生活日益窘困。“我”的表妹“冬子”也在战争影响下，生活空虚颓废，整天模仿哑巴或聋子，有时候还模仿伤病者，甚至还模仿假死，在颓废、虚拟、似真似幻的世界里寻找自我，寻找快乐。终于有一天打开煤气装死，结果真的死去。其丈夫“三治”却在守灵治丧期间收到了印有《马尔斯之歌》的强制应征入伍的通知。从这一点上，可以真实反映了当时日本全国的战争国民总动员体制的大力铺开。面对战争的毫无人性和无情，“我”内心充满了愤怒。可见，在《马尔斯之歌》中，作者石川淳对战争的反感和愤恨之情充斥其中，其如此地反对当时日本政府坚持的军国主义，引起日本当局的严厉禁售之事，也是可想而知。相反，从日本当局对该文学作品的取缔，也映射了《马尔斯之歌》所体现的战时日本状况和其内心的反战情绪。
2. 对战后惨状的阐释
严酷的战争对于现实社会、个人以及家庭带来的后遗症是深远的。日本无赖派作家视域下的战争后遗症无疑是客观存在的残酷现实。在这一点上，无赖派中的女作家“林芙美子”的《下町》一文描述得深刻入里。其一，由于战争的原因，主人公的家庭处于长期分居，身赴前线的丈夫音信全无，甚至造成家庭分崩离析。在作品中女主人公丽瑶的丈夫6年前身赴战场，毫无音信，生死未知，丽瑶的生存越发艰难，迫不得已前往东京，依靠兜售茶叶等小贩生意来维持营生，再加上还要抚养两个幼小的孩子，生活十分艰难。另一男主人公鹤石芳雄是从西伯利亚战场撤退回国的军人，其妻子在其身赴战争前线之时已与他人结成家庭，心中充满着对婚姻和家庭的失望。可见，战争的影响和时局的动荡，让战后日本社会的基本构成因子“家庭”面临崩盘的窘境。其二，由于战争的影响，出现了一些社会底层的寡妇或独居妇女的现象增多。在《下町》中，丽瑶作为战争寡妇，其不仅要面临经济上的困境，而且要接受感情上孤独无助的煎熬。在经济上，其要主动承担起家庭的生计重任，日常生活小孩的起居，房租和生活费用的不断加重，再加上战后日本经济的大萧条，其兜售茶叶的小本生意难以维持生计。在感情上，由于常年的独居生活，丈夫一直参与战争未归，婚姻生活的孤独和感情上的焦灼，让其与由于战争妻子改嫁而成为单身的鹤石芳雄走在一起，然而鹤石芳雄又因交通事故身亡，其又陷入了孤独的境地。
如果说林芙美子的《下町》是反映日本一般民众家庭受到战争影响而陷入生存惨状的话，那太宰治的《斜阳》则是体现战后日本“贵族家庭”的落寞。《斜阳》发表于1947年，而日本近代贵族制度发轫于1869年的明治2年，直至1947年的昭和22年被废止，可见《斜阳》中阐述的没落贵族与当时战后日本社会现状相符合。在《斜阳》中，深受战争影响产生的后遗症直接导致了姐姐和子、弟弟直治、母亲这个贵族家庭的败落和颓废。原本拥有爵位的贵族家庭，随着战争的结束，家庭生活发生了180°的转变。姐姐和子离婚后回到娘家照看母亲，弟弟直治因战争结束从战场上退伍回来。然而，这个贵族家庭的生活质量随着战争的结束急剧下滑，他们被迫将东京的豪宅变卖，将以往的佣人劝退，搬离原来奢华的住宅，从此这个贵族家庭的三个成员，姐姐和子、弟弟直治、母亲的人生发生了剧变。姐姐和子原本是富家千金，离婚后孤身一人投靠娘家，由于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其不得不从事体力劳动来赚取生活费用，同时也变卖一些家里的值钱衣物来维持家庭的生计。再加上情感上的空虚，其和有妇之夫的文人“上原”幽会，并生活在一起，面对生活的困境和精神的虚脱，姐姐和子含泪地活着。相对于活着的姐姐和子而言，可以说战争摧毁了弟弟直治的人生。弟弟直治被强征入伍后，随着战事的终结回到了家里，但是家境的变迁使其感到无所适从。其内心十分苦闷，这样一来酗酒、吸毒、服用麻醉药成为其生活的常态，游手好闲、颓废堕落成为其退伍后的日常写照。而弟弟直治对于虚伪的文雅和高尚的所谓贵族阶层感到厌恶，但其又无法融入经济窘困的底层社会。显然，“直治既进不了民众房间，又不愿回到贵族沙龙，即使想回去，也会被驱逐出来。他无路可走，他称自己是棵草，在这个世界的空气和阳光是很难活下去的，对人间不存在希望了。于是留下了一封遗书自尽了”[5]。相较于弟弟直治的自杀，母亲的离世意味着日本贵族阶层的终结。母亲是位气质高雅的贵妇人，其穿着得体，举止优雅，十分慈祥。虽然患病在身，但其一直对自己的子女关爱有加。在家道中落后，变卖家产，移居伊豆小山庄后，一直对往昔的生活和邸宅念念不忘。最后带着对贵族生活的眷恋，对战后现实的困惑，这位代表雍容华贵的老母亲离开人世，也宣告着战后日本贵族制度的消亡。战争的后遗症让原本家境殷实、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瞬间陷入惨淡的境地。
同样是对战争后遗症的阐述，另一日本无赖派作家石川淳的叙事手法亦尤为写实。其一，对战后日本社会环境的真实刻画。在其《废墟上的耶稣》一文中，其描绘出战后日本社会的废墟的典型“黑市”。“简陋的破茅屋鳞次栉比，买卖交易中主食比杂货、衣物更多，女卖主的叫卖声简直带有几分杀气……最后一天的黑市在混乱、肮脏、龌龊、嘈杂之中，又平添了几分买主卖主都害怕错失良机的紧张气氛。夹杂着鱼油、人汗的恶臭气味飘到临近下风头的摊位，这里摆着一个个黑乎乎的东西，苍蝇们都密集在这里，旁边看去黑乎乎的一片。”[6] 这一肮脏、混乱、嘈杂的黑市，映射了战后日本社会的无序和颓废。其二，对战后日本社会底层人物形象的描绘。在《废墟上的耶稣》中，衣衫褴褛、长满脓包、蓬头垢面的少年，浑身爬满虱子，散发着阵阵浓烈的恶臭，便是该文学作品的主人公。或是由于生活窘困，或是饥饿难耐，这一十几岁少年在黑市中横冲直撞，盗抢摊贩上的爬着苍蝇的饭团，并毫无羞耻地迅速逃走。除了这一颓废的少年以外，在该作品中，穿着暴露大声吆喝的女店主，粗鲁野蛮厉声谩骂、穿着西式短裤脚蹬军用皮鞋的市场警察，还有文身花样的男顾客，构成了战后日本社会颓废“黑市”的人物形象。其三，对战后日本民众内心颓废的阐释。在《废墟上的耶稣》中，整个社会杂乱无章，一般民众的生活犹如这一蓬头垢面的少年一样，面对饥饿和贫困煎熬，只能通过偷抢的方式才能苟且偷生。这一少年看似违背社会道德伦理的癫狂者，被世人所唾弃的不法分子，却能够随心所欲地、不受任何约束地实施其无赖行为。但是在石川淳的笔下其却能够在其肮脏、龌龊的外表下，幻化出受难耶稣的面容。可以看出，战争将日本社会、日本民众推向了绝路，只有通过堕落的行径才能得以生存。当时的日本民众对生活的无望、对现实的不满、对未来的虚无等颓废社会心理跃然纸上。
相比于石川淳《废墟上的耶稣》对战后日本废墟中的“黑市”叙事而言，织田作之助的《世相》对战后日本社会的“世相”描绘得更加全面和具体，不同阶层中男性的龌龊和女性的堕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其一，战后初期日本女性堕落形象的叙述。在《世相》中，以作者的自述进行阐释，分别阐释了战后初期不同女性的生存状态。色子酒吧的老板娘原是宗右卫门町的艺妓，穿着性感暴露，来者不拒，依靠酒色来勾引男人而谋求生计。这一点与当时流行于下层社会，为流浪汉、低收入等贫民阶层的男人提供服务的“一角钱艺妓”并无区别，都是一副堕落颓废的嘴脸。“我”痴心爱恋的美人座咖啡馆的艺妓静子，在和“我”发生关系以后并得到“我”的求婚的时候，其却大胆坦言其与许多男人有过性经历，除了相扑大力士和拳击手以外。而且静子和尼崎市的小混混也发生了性关系，并维持至今，其丈夫还是当地的赌王，其还是多名日活电影公司影星的私密客人。可见艺妓静子对爱情婚姻的无视，且深深陷入了淫乱的境地。还有，“妖妇”阿部定在东京都尾久町的“夜合花”招妓酒馆中将其情夫石田吉藏杀害，并将其身体某一部位割掉后迅速逃离。这件事也成为1936年轰动一时的大新闻。其二，对战后初期日本男性的淫乱和卑劣行径进行了描绘。由于战后经济管制的严格，黑市生意火爆。循规蹈矩的老训导竟然倒卖起了黑烟，老实巴交的老训导由于当时的“世相”变得越发虚伪和丑陋。雁次郎胡同“天辰油菜馆”的老板身材矮小，相貌平庸，但是其鬼迷心窍，利用时机包养了阿部定。而中京商校的大宫校长是道貌岸然的虚伪者，口口声声诉说是在物质和精神上尽力支援阿部定，让阿部定成为品行端正的女人，其实是在利用机会接近阿部定并与其发生性关系。身穿和服、头戴礼帽的40岁男人却厚颜无耻地成为自己老婆的皮条客，手法娴熟地招呼着过往的男顾客，毫无廉耻心。而对男人描绘得最为详尽的，便是“我”的小学同学横崛，横崛是个退伍军人，其屡次欺骗“我”，偷窃、赌博、寻花问柳成为其日常生活的状态。1940年，横崛初次找“我”，求“我”担任其在新世界理发店工作的担保人，基于发小的缘故，“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然而，横崛却偷了理发店的钱跑了，结果“我”因为作为其担保而被牵连。过了一年后，横崛又厚颜无耻地前来向“我”借200元钱。出于对儿时发小的怜悯，“我”答应了他。可是在10天后，横崛又前来向“我”借钱，被“我”识破其在撒谎后，“我”没借钱给他，但因时间太晚让他留宿了一夜，结果横崛偷了“我”的手表和100元钱。随后横崛就远赴中国的战场当兵，后复员回国。回到大阪后横崛深陷赌博泥潭，把钱输得精光。在走投无路之际，横崛又前来求“我”，心地善良的“我”最后还是送给横崛一些衣物和200元钱。本以为“我”的善良能够感化横崛改邪归正，没想到横崛却干起了赌博骗钱的勾当。显然，横崛这一形象是战后初期日本男性的普遍常态，是被战争扭曲下日本男性颓废心态和堕落行为的个体表露。其三，对战后初期日本社会存在的黑恶现象进行揭露。由于物资的匮乏，牛肉、蜡烛、丝巾、香烟等日常物品在黑市中倒卖可以赚取高额利润；街边赌博营生者利用托儿进行赌博的欺诈；京都祗园町艺伎一个月通过各种不可告人的方式，其最高薪酬可以达到10万元以上的天文数字；露天饮食摊的老板欺诈顾客大发横财；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在夜晚的篝火旁取暖需要付费，在特定的地方睡觉也需要付费，如此强盗式的赚钱方式在战后的日本随处都是。
不论是林芙美子的《下町》，还是太宰治的《斜阳》，更不论是石川淳的《废墟上的耶稣》，还是织田作之助的《世相》，日本无赖派作家对战后日本的经济萧条、道德败坏、人性扭曲均进行了深入的刻画。
二 日本无赖派作家的战争认知
日本在二战中的战败是日本无赖派作家创作的历史语境。随着1945年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战前的军国主义和天皇专制主义的信仰走向崩盘，整个日本社会在政治体制、经济运行等方面进入了激烈变化的阶段。从战争开始到结束这一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无赖派作家视域下的文学作品大多涉及战争的动员、宣传、准备、发动和战场的状况，同时由于战争的影响其产生的后遗症，如日本民众信仰的缺失、精神的萎靡、战后生活的窘迫、经济的萧条、抢劫、偷盗、淫乱等混乱场景均体现在其文学作品的内容之中。
1. 对战争的认识
处于这种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这些日本无赖派作家都目睹了战争对社会，对一般人群的深刻影响。他们有的亲身经历过战争，有的遭受过战争的空袭，有的当过随军战斗记者，对战争的认识从耳闻到目睹，均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和严重破坏性。战争对作家自身生活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大多无赖派作家均有亲身体会。比如上述的石川淳的《马尔斯之歌》因内容反战、反对军国主义而被当局政府禁止发售。“《马尔斯之歌》在现实中碰壁以后，其便改变策略，不再与军国主义对着干，而是采取不合作态度。他认为远离现实生活是最高贵的生活。因此，二次大战期间，其徜徉于山水之间，遨游于古代文学之中，以此来抵抗时流。”[7] 伊藤整由于战争的影响于1946年7月从战时的疏散地北海道撤到东京。织田作之助在战争期间迫于政府的压制开始创作《五代友厚》《月照》等历史小说，以避免内容过于反战而被查封。坂口安吾于1942年在《文艺》期刊发表了《珍珠》，由于蕴含着反战的情绪，因而在战争期间被日本当局禁止出版发行和销售。太宰治迫于当局政府的影响和经济的压力，创作了所谓“宣扬中日友好、东亚共荣”的《惜别》，该文学作品的创作背景、创作动机、价值取向深受战争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在战争期间，织田作之助于1941年发表了《青春的反证》(又名《青春的悖论》)，由于政府言论自由的严厉管控，被当局扣上“伤风败俗”的帽子，而被禁止发行。战争时期的政治戒严和严格管控，大大影响着这些无赖派作家的创作心理和创作思想。
而对战争的认知，日本政府一直美化战争，赞扬参与战争的伟大，但日本无赖派作家均对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政府宣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持怀疑态度，他们都认为政府所渲染的“圣战”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虚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影。著名无赖派作家坂口安吾就在其《堕落论》如此阐述：
战争期间，我虽然吓得浑身哆嗦，可还是对它的美入了迷。我用不着思考，眼前看到的净是美的东西，却看不到人，实际上连小偷都没有。近来东京虽然昏暗，但战争中是一片漆黑，那时不管黑有多深都不用担心拦路抢劫，人们在黝黑的深夜散步，不闭门户也能安枕无忧。战争中的日本是个难以置信的理想之地，遍地绽放着虚无的美。但那不是人类真实的美。我们假如忘记了思考，那如此安闲而壮观的景致大概算得上举世无双的吧。即使不断有炸弹的恐怖，但只要不去想它，人就总是悠闲自在的，只要陶醉在这景致中就行了。我是一个傻瓜，一直在极为天真地与战争肆意玩耍。[8]
与坂口安吾一样，太宰治对战争也是持有否定的态度。其在《十五年间》中鲜明地指出：
我对战争中的东条英机感到惊讶，我鄙视希特勒，我对日本政府不信任，从最初开始便对日本政府发动的这场战争不抱有任何期望。如果日本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成果，那日本就不是神之国，而是魔鬼国家。我们被我们信仰的天皇给蒙蔽了。[9]
对于战争的看法，女作家林芙美子在得到日本战败的消息后，在其小说《作家手记》中，如此阐述道：
我没有办法忘却这次战争的悲剧。战争延续了太长的时间了。它是日本这个国土最大的悲剧，它伤害了许许多多正常人的生活，为了和我一起携手而来的女性同胞们——我想将这段黑暗的历史书写下来—这次没有希望、没有自由、黑暗的战争。[10]
显然，日本无赖派作家是认识到战争的错误，认识到当局政府的虚伪，在他们视域下的文学作品大多刻画出战争的残酷，描绘出战争的无奈，映射出日本军国主义的虚伪，深刻意识到战争的错误和无知。
2. 对战争的态度
日本无赖派作家对于日本政府美化的战争持着怀疑、否定、反对的态度。但是在当时举国军备，大力弘扬战争的正义性，政治上实行严厉的反战戒严政策的历史背景下，不同的无赖派作家持有不同的态度，他们大多通过文学作品的创作反映社会和时局深受战争影响的惨状，痛诉战争带来的种种伤害。有的作家直接通过文学作品反映战争的无知、战争的残酷、爆炸空袭的恐怖、美化战争的虚伪而被当时的日本政府严厉禁止，从而转为临时研究和创作其他文学类型，避开日本当局的管控。这些都是一时的做法，不得已而为之。然而大多时候日本无赖派作家还是通过其文学作品的创作来映射战争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坚持不与军国主义同流，同时以文学创作来展示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在当时政治思想戒备森严的日本，政府对作家发表言论的严格管控，他们不能直接地进行反对，面对战争带来的社会衰败、家庭离散、经济萧条、信仰缺失、道德败坏这样的社会环境，他们感到绝望。虽然在战争期间受到了当时日本极权主义的强烈压制，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和时局的缓解，他们以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对战争表示了极大的蔑视，他们认为战争的发动是由于日本原有的秩序、道德、伦理等因素造成的，不能屈服于原有的天皇制、军国主义等权威的压制，应从陈旧的社会秩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要除旧立新式地铲除既有的一切秩序，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道德伦理。然而虽然战争结束了，但是日本残存的社会秩序、日本的右翼思想、美化战争的军国思想等势力依然强大，受到战争严重影响的日本社会道德伦理逐步崩盘，社会民众的思想渐渐扭曲，颓废和堕落的人文思想笼罩着整个社会阶层，而从事文学创作的无赖派作家虽然反对战争，否定战争，反对引起战争的陈旧秩序，但是他们却无法找到建立新秩序的途径，无法进行直面的革命，于是无赖派作家期望通过“虚无的行为”，重塑个人主义的自我意识，企图树立对陈旧秩序的独立批评立场。这种行为和思想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对整个社会和陈旧秩序感到不可信任，对世界的认识采取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坂口安吾就日本无赖派采用这种虚无的行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在《堕落论》中如此写道：
无论伴随战争而来的是何等骇人的破坏与命运，都无法奈何人类本身。战争结束了，特工队的勇士不是已经变成了黑市商人，寡妇不是已经整天想着新的心上人了吗？人不会变，他们只是又变回了人了。人会堕落，义士和圣女都会堕落，既无法防止这种堕落，也无法通过这种防止来拯救人。人会活着，人会堕落，除此之外没有拯救人的捷径。[11]
显然，日本无赖派作家的“虚无的行为”便是堕落。而这种堕落并不是传统意识上的道德败坏，并不是完全的伦理沦丧、生活颓废、思想放荡。而是作为人，作为人的本性，生存的本性，简而言之人为了生存，从战后的绝境中摆脱战争的阴影，挣脱引起战争的陈旧秩序和权威，无可奈何地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通过堕落彻彻底底地挣脱陈旧权威和秩序的束缚，实现人作为人应该的自由。他们意识到只有通过堕落这种方式，才能恢复人的本真，发现人的本性，摆脱深受“战争美化”影响下扭曲掉的人性。也只有如此，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才能从战争的阴影和混沌中醒来，树立崭新的自我，发现真正的人性。从深层次的内涵观之，日本无赖派作家试图通过堕落这一行为，揭露战争的虚伪性，阐明引起战争的天皇制和军国主义的伪善性，解开被战争扭曲的存在于一般日本民众中的虚伪思想，抨击深受战争影响的现实社会中的虚伪性。“这是建筑在内省和痛苦的自我理解的基础上的对价值观的一种独特的解释，是他们在价值判断上失去已有的标准，企图用无价值、无意义的标准取代过去的功利价值或人为价值，用堕落的思想性来取代过去狭隘的思想性，并且重新考虑艺术追求上的价值观念。”[12] 也就是在被战争严重扭曲下，日本民众对现实感到无望，对压制的权威感到麻木的社会心态下，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堕落思想，迎合了当时对战争感到厌恶的日本民众的心理。当时的日本民众一直坚信“皇国主义”“军国主义”“战争是圣战”“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必胜”这一信念，但是随着战争的失败、经济的萧条、生活的困顿、社会的混乱、道德的沦丧，在日本民众的内心深处渐渐产生了原有价值观的失落和精神的失衡感，对陈旧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疑问，失去了精神上的追求目标和方向，逐步产生了一种虚无感和幻灭感。而日本无赖派作家提倡的“堕落思想”无疑为战后初期处于精神虚脱状态的日本民众带来了一股新风，为生活窘困和信仰缺失的日本民众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理念。“尤其是二战后的部分日本青年是日本无赖派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们或自愿或被迫地参加了这场罪恶的战争，战后突然发现国家已经转向，领导者也已经转向，似乎只有自己承担参战的责任。领导者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使他们感到无比的愤怒，甚至达到了为叛逆而叛逆的地步。在他们看来，无赖派作家所提倡的‘玩世不恭和愤世嫉俗’的态度正合自己的口味’。”[13] 显然，面对战争的破坏，面对战争扭曲下的人性，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堕落或许是较好的抉择。因此，日本无赖派作家企图通过堕落这一行为方式来发现真正的人性，以恢复人性本来的自由和民主，不仅与当时处于精神荒芜的日本民众产生共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为战后日本社会思潮的转型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