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李绅的生平

一 生年考

对于李绅的生年，由于缺乏史料记载，众说不一。有认为李绅生于唐德宗建中元年即780年前后的，1955年出版的李长之《中国文学史略稿》、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以及1961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安徽历代文学家小传》皆持此看法。但他们皆不言其依据，或为推测，故较为审慎地打了一个“？”。而卞孝萱先生发表于1960年《安徽史学》第3期的《李绅年谱》，据《全唐文》卷六九四李绅本人所作《墨诏持经大德神异碑铭》，考证李绅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壬子即772年。卞谱认为：“案《墨诏持经大德神异碑铭》云：‘大历癸丑岁，文忠公颜真卿领郡，余先人主邑乌程，余生未期岁。’则绅生于本年（壬子岁）无疑。”[38]卞谱证据充分，故此说一出，遂至今为大家所接受。

据卞先生上述所引材料，可否定李绅生年为780年的可能性。然遽断定李绅生年为大历七年壬子岁又似乎太武断。“未期岁”即不满一岁，其生年应当有两种可能，或为大历八年癸丑岁，或为大历八年癸丑岁之前一年即大历七年壬子岁，仅从上述材料还无法认定李绅生于壬子岁。同样的材料还有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四《唐湖州法华寺大光传》：“大历癸丑岁，颜鲁公真卿领郡。相国李绅父为乌程宰，绅未期岁，乳病暴作。”[39]显然是依据《墨诏持经大德神异碑铭》而来，同样意思模糊，对于确定李绅生年毫无帮助。

那么，大历壬子岁和癸丑岁哪一年才是李绅生年呢？假若李绅生于大历七年壬子岁，则李绅与白居易、刘禹锡同岁（白居易与刘禹锡生于大历七年壬子岁已为确论，兹不赘述）。李绅与白居易早年相识，在共同的政治理想与诗歌追求中结成终生友谊，一生诗歌唱和不断。白居易晚年在《予与山南王仆射淮南李仆射事历五朝逾三纪海内年辈今唯三人荣路虽殊交情不替聊题长句寄举之公垂二相公》中云：“故交海内只三人，二坐岩廊一卧云。老爱诗书还似我，荣兼将相不如君。百年胶漆初心在，万里烟霄中路分。阿阁鸾凰野田鹤，何人信道旧同群？”[40]可见两人交情非常深厚。李绅与刘禹锡关系亦不错，也有诗歌来往，刘禹锡《酬浙东李侍郎越州春晚即事长句》中李侍郎即李绅。大和九年，刘禹锡从汝州刺史移任同州刺史，赴任途中在洛阳有所逗留，与李绅、白居易、裴度有联句诗，可见交情亦非泛泛。白居易是一个非常具有人情味的诗人，对于友情总念念不忘，特别是同岁之人这种感情就更明显。在白居易写给刘禹锡的诗中，曾反复提及同岁之事，笔者粗略统计了一下，至少有12次。试举几例：《新岁赠梦得》“与君同甲子，岁酒合谁先”；《寄刘苏州》“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苏州更是谁”；《答刘和州禹锡》“为闲伴年齿，官班约略同”，等等，而且逾年老，叙及此事就越频繁。不仅如此，白居易还经常向刘禹锡提及另一位同岁好友崔群，如《花前有感兼呈崔相公刘郎中》“何事同生壬子岁，老于崔相及刘郎”；《耳顺吟寄敦诗梦得》“敦诗梦得且相劝，不用嫌他耳顺年”，“敦诗”为崔群之字。但是白居易的诗文中却从未提及李绅与自己同岁，既然两人为好友，若年龄相同，自然会在平常的诗文中提及，特别是李绅与刘禹锡亦相熟知，在谈及年龄之时，像崔群一样想到李绅是再正常不过之事。是白居易不知李绅生年吗？从以上交情来看不大可能，且白居易会昌年间曾为李绅撰《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庙碑铭》，必然知道其生年。如此则只能说明白居易与李绅不同岁，由此也可认定李绅之生年为大历八年癸丑岁即773年。

实际上，今中华书局影印本《全唐文》对李绅《墨诏持经大德神异碑铭》中这段文字的断句是存在问题的。《全唐文》把“余生”与“未期岁”连读[41]，遂使原本非常清晰的意思变得模糊不清。如断开，则这段文字可读为：“大历癸丑岁，文忠公颜真卿领郡，余先人主邑乌程，余生。未期岁，乳病暴作。”如此，则非常明显大历八年癸丑岁即773年为李绅之生年。卞孝宣先生大概受《全唐文》句读之影响，又没有考虑两种可能性，故得出李绅生年为大历七年壬子岁即772年的结论。

二 出生、读书与游历

李绅出生在湖州乌程县县衙内，其父李晤正任乌程令。唐杨夔《乌程县修建廨宇记》云：“大历中，县令李晤，则故相国绅之先也。相国诞於县署。”[42]与白居易的出生地相比，李绅是幸运的。当北方强藩割据称雄，战乱不断，民不聊生之时，地处太湖西南的湖州却相对平静。这里物产丰富、环境优美，“其英灵所诞，山泽所通，舟车所会，物土所产，雄于楚越。”[43]是文人雅士向往之地。此时，大书法家颜真卿正领郡于此，吸引大量文士在此雅集，如皎然、陆羽、皇甫曾等，游赏饯别，酬唱吟咏，盛况空前，成为唐代诗坛的一段佳话[44]。李绅父亲李晤也参与其中，《天下放生池碑阴记》题名有李晤名[45]，又皎然《乌程李明府水堂观玄真子画武城赞》（《全唐文》卷九一七）中李明府或李晤。虽然此时的李绅尚在襁褓中，对这些文人雅集之事不可能有任何的记忆，但是浸淫其中，不自觉地会对他以后的人生产生一定的影响，培养他对文学的兴趣。出生于这样一种环境中，自小便与众多文人雅士接触，李绅是非常幸运的。日后提及这一切时，李绅显然有一种自豪感，这种感情可以从他在《墨诏持经大德神异碑铭》中“大历癸丑岁，文忠公颜真卿领郡，余先人主邑乌程，余生。”一句中体现出来。但是，他在乌程的岁月却并不像这些文人那样充满着雅趣。其间，他还面临着两次生死的考验。第一次是乳病突然发作，幸得大光禅师救治，很快病愈，“未期岁，乳病暴作，不啼不览者七辰。师至，命乳母洗涤焚香，乃朗念《法华》至《功德品》，遂起席而坐，拱而开目。师饮以杯水，遂命乳哺，疾乃随愈。”[46]乳病虽不是病，但若处理不当则非常危险。清人魏之琇撰《续名医类案》卷四十三引《续金陵琐事》记载有类似案例：“御史陈公忽小儿闭目，口不出声，手足俱软。急延医治之，独孟友荆一见便云公子无病，乃饮酒乳过多沉醉耳。浓煎六安茶，饮数匙便醒。”[47]李绅之病当与此类似，只不过他在叙述此事时把大光禅师神异化了。第二次是几乎溺水而亡，“学弄之岁，乳母惰於保持。俾相国坠於池，人莫之觉。食顷，如有物翼出於池面，家人方得以拯焉。众方慑骇，而相国笑语无替於平日，人咸异焉。”[48]后人之附会传说自然不可相信，但李绅当时溺水之凶险亦可想见。正是在这样一种诗意的环境与险恶的遭际中，李绅迈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步。大概在三岁时，他跟随父亲离开了湖州乌程。

因父亲调任晋陵令，李绅一家搬迁至无锡，并定居于无锡梅里。《旧传》云：“父晤，历金坛、乌程、晋陵三县令，因家无锡。”宋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卷一六《人物》亦云：“李绅字公垂，父悟（晤），历晋陵令，因家锡山。”据《旧唐书》卷四十《地理志》三、《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五，晋陵与无锡同属江南道常州，无锡与晋陵交界处就是梅里。李晤就职于晋陵，却定居于无锡梅里，其具体原因已不可考，但可能与这里优美的自然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有关。附近的惠山泉为天下第二泉，“在惠山寺松竹之下，甘爽，乃人间灵液，清澄鉴肌骨，含漱开神虑。茶得此水，皆尽芳味。”[49]梅里更是吴文化的摇篮，相传太伯为避季历，奔避始居梅里，《吴地志》云：“泰（太）伯筑城于梅李（里）平墟……今曰梅里乡，亦曰梅里村，泰伯庙在焉。城东五里曰皇山，一名鸿山，有泰伯墓。”[50]《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亦云：无锡县“东三十九里有梅里山，吴太伯葬处”。吴太伯作为封建时代仁孝礼仪道德的典范，其对文人行为思想之影响至为深厚，李晤迁居此处，或有让子女接受传统文化熏陶之意，可谓用心良苦。李绅后来在《太伯井》中写下“至德今仍在，平墟井有泉”诗句[51]，可谓是对父亲此番用意的最好回报。在这里，李绅度过了他的青少年大部分时光。

童年的生活应该是无忧无虑的，但幼年的李绅却遭遇了家庭的不幸变故，不得不过早就承担起成年人的义务。大历十三年（778年），父亲忽然撒手人寰，留下六岁的李绅“哀等成人”。从出生就在接受儒学熏陶的李绅，此时表现出了成人的成熟，“六岁丁晋陵府君忧，孺慕号踊，如成人礼。九岁终制，孝养上谷太夫人，年虽幼，承顺无违，家虽贫，甘旨无阙。侍亲之疾，冠带不解者三载，余可知也；执亲之丧，水浆不入口者五日，余可知也。”并且匍匐万里，护持九丧，归葬一处，“至诚感神，有灵乌瑞芝之应，事动乡里，名闻公卿，言孝友者，以为表率”[52]。当然白居易言语中有夸张的成分，因为此时李绅的异母兄长李继已在而立之年，或许李晤的丧事和丧迁葬之事主要由李继主持，李绅只是跟随而已。不过李绅在如此幼小的年龄，能够如此稳重，也可算是少年老成了。此时，教育李绅的责任就落到了母亲卢氏身上，“躬授之学”（《新传》）。范阳卢氏是山东五大士族之一，他们保持着儒学家风和礼仪教养的传统习惯，所以自己“教以经义”（《旧传》）。这也可以算是唐代“寡母教孤”现象的典型案例。因此，家庭的不幸并没有阻断李绅接受良好的儒家教育，反而在这样一种艰难多故的环境中，形成了坚韧不屈的性格，以及读书求进的自觉意识。

此时的李家，虽然有着曾经辉煌的荣耀，但家道早已中落，李绅不可能再通过恩荫等方式走获取功名的终南捷径，读书参加科举考试才是他唯一的途径。母亲严格的儒学启蒙教育奠定了他自学的良好基础，年岁稍长，李绅便开始在惠山发愤攻读。李濬《慧山寺家山记》：“金陵之属郡毗陵南无锡县，有佛寺曰慧山寺，濬家山也。贞元元和中，先丞相太尉文肃公，心宁色养，家寓是县，因肄业于慧山，始年十五六。”[53]李绅《上家山》诗序云：“余顷居梅里，常于惠山肄业，旧室犹存。”虽然家境贫寒，条件艰苦，但李绅却乐在其中，不分昼夜，刻苦功读。后来其重返家乡，对这些情景犹历历在目，在诗歌中说道：“曳娄一缝掖，出处劳昏早。醒醉迷啜哺，衣裳辨颠倒。”（《忆东郭居》）地方志对李绅惠山读书台的记载很多，见年谱。在惠山读书时，他还经常到慧山寺去，与僧人鉴玄交往，“同在惠山十年”（《重到惠山》诗序）。可见李绅与惠山寺僧人相处融洽，而范摅《云溪友议》卷一记其“初贫，游无锡惠山寺，累以佛经为文稿，致主藏僧殴打，终身所憾焉。”显然是无中生有之事，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云溪友议》三卷”条辩驳之云：“至於颂于頔之宽仁，诋李绅之狂悖，毁誉不免失当。”[54]李绅读书虽刻苦却也张弛有度，读书之余，他驯养过白鹤，“顷年无锡闲居，里人献鹤雏，余驯养之。”（《忆放鹤》诗序）阅读的范围也不仅限于科举考试时必需的儒家经典，佛学典籍也常有涉猎，“少苦贫，每有著述，潜取寺中佛经窃识”[55]。这时的李绅已经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吟咏当时的大诗人韦应物的诗句，其《和韦应物登北楼诗》云：“君咏风月夕，余当童稚年。闲窗读书罢，偷咏左司篇。”后来他的诗歌也受到了韦应物的一定影响，具体见第六章。

在二十岁左右，李绅开始走出书房，漫游江南。他先重返自己的出生地乌程，拜见自己的救命恩人大光禅师，再向西行。《墨诏持经大德神异碑铭》云：“贞元中，余甫弱冠，再游霅上。舟迫之次，大师伫于溪侧而笑，戏拊如儿童焉。……余是年西迈，辞大师于法筵”。贞元十二年（796年），李绅二十四岁时，初次来到苏州。此时的刺史是当时名士韦夏卿，史称其“深于儒术，所至招礼通经之士。……有风韵，善谈燕。与人同处终年而喜愠不形于色，抚孤侄，恩踰己子。早有时称，其所与游辟之宾佐，皆一时名士。为政务通适，不喜改作。始在东都，倾心辟士，颇得才彦，其后多至卿相，世谓之知人。”[56]而李绅得其“数称之”（《新传》），深受知遇之恩，从此声名渐起，并因此结识了集聚在韦夏卿周围的众多文人，日夜交友酬唱，优游卒岁。李绅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时，犹感叹不已，其《过吴门二十四韵》诗“忆作麻衣翠，曾为旅棹游。放歌随楚老，清宴奉诸侯。”句下注云：“贞元中，余以布衣，多游吴郡中。韦夏卿首为知遇，常陪宴席。段平仲、李季何、刘从周、綦毋咸十余辈，日同杯酒。”贞元十六年（800年），韦夏卿罢苏州刺史，李绅也随后离开苏州，南游越州。经剡溪，在台州司马崔芃座中识僧修真，言其日后当镇越州，请修龙宫寺。李绅《龙宫寺》诗序云：“贞元十六年，余为布衣，东游天台。故人江西观察使崔公，以殿中谪官，移疾剡溪。崔公座中有僧人修真，自言居龙宫寺，起谓余言，异日必当镇此，为修此寺。”之后游天台山，遥望天台九峰，浮想联翩，豪情满怀，作《华顶》诗，为后年参加进士试预热。

三 应试、赴幕与仕途初展

贞元十七年（801年）秋，李绅来到长安，准备参加第二年春举行的进士试。之前，韦夏卿被任命为京兆尹，李绅之赴试，或许受到韦夏卿鼓舞。此时的李绅已是声名远播，“乡赋之年，讽诵多在人口。”（《旧传》）其《古风二首》更为吕温所激赏，《云溪友议》卷一云：“初李公赴荐，常以《古风》求知吕光化。温谓齐员外煦及弟恭曰：‘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又得到韩愈的推荐（见后交游考），似乎志在必得。然而命运却故意要考验他，这次应试他最终还是落第了。在唐代，初次应试中第的人非常少，所谓“五十少进士”，说明其难度很大，但李绅还是有点失落，甚至有些消沉。为了派遣内心的苦闷，他再次东游越中。经剡溪，已是炎月天，至龙宫寺，有《题龙宫寺净院四上人》[57]诗，“东方几度留车马，谈尽空门习氏知”，可见其内心郁闷。有缘的是，这次他再次与释修真相遇，修真重提修龙宫寺之事，其《龙宫寺碑》云：“贞元十八年，余以进士客于江浙。时适天台，与修真会于剡之阳。师言：‘老禅有念，今兹果矣。后当领镇此道，幸愿建龙宫，以资福履。’余以为孟浪之词，笑而不答。师曰：‘星岁有期，愚有冥告众。’”重登五台山，夜望华顶月，但心情与上次大不相同，如其《题北峰黄道士草堂》诗云：“会了浮名休世事，伴君闲种五芝田。”豪情不再，甚至有归隐的想法，可见初次应试的失败对他的打击还是很大的。游完天台山，李绅北返至苏州，在长洲县有所逗留，为县令崔君所请，作《苏州画龙记》，见年谱。此时他的心情也平静了下来，开始准备下一次的应试。此时已是贞元十九年（803年）秋七月，距明年的进士科考试很近了，李绅又一次来到京城长安。

不过，贞元二十年（804年）因“京师自冬雨雪甚，畿内不稔，停举。”[58]李绅不得不等待来年。也就在这一年，他认识了元稹，并寄住于其长安的靖安里第。交往中，偶得知元稹与崔莺莺事，卓然称异，为作《莺莺歌》，又因元稹而识白居易，共同的性格与诗歌爱好使三人很快结为好友，经常诗酒来往，探讨人生，谈论政治，切磋诗艺。白居易后来有《醉送李二十常侍赴镇浙东》回忆这段美好时光：“靖安客舍花枝下，共脱青衫典浊醪”。永贞元年（805年），白居易为与元稹参加第二年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举考试，寓居长安永崇里华阳观，三人的交往更加频繁。为了应对考试，他们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形成了大致相同的看法，这种观点上的契合也就成为后来他们提倡新乐府诗的思想基础。

元和元年（806年）二月，礼部放榜，李绅与武翊皇、皇甫湜、陆畅、韦处厚、庾敬休等人登第[59]，此时李绅已三十四岁，虽不算晚，但已落后于年龄相仿的白居易、刘禹锡。放榜前他与元稹、庾敬休同游曲江，三人“春来饶梦慵朝起，不看千官拥御楼。却著闲行是忙事，数人同傍曲江头。”（元稹《永贞二年正月二日上御丹凤楼赦天下予与李公垂庾顺之闲行曲江不及盛观》），或许对政局有所不满，故钱谦益云：“正月二日乃宣元和改元赦也，故书以示讥，所谓吾不欲观之矣。”[60]由此可见，李绅是支持永贞革新的，他虽然与刘禹锡还不曾相识，但在精神上已经相通。

初夏时分，李绅告别元稹、白居易东归。途经润州，被镇海节度使李锜留为掌书记。李锜早有割据野心，多行不法。宪宗欲以李元素代之，诏留后王澹宣李锜赴京。李锜公然抗拒，胁迫李绅代草拟章奏，要挟朝廷复其原职。李绅拒不受命，以至下狱，几死。后李锜败，得保全性命。沈亚之《李绅传》记此事甚详，今详录于后：

元和元年，节度使宗臣锜在吴，绅以进士及第，还，过谒锜。锜舍之，与宴游昼夜，锜能其才，留执书记。明年，锜以骄闻，有诏召，称疾不欲行。宾客莫敢言，绅坚为言，不入，又不得去。会留后使王澹专职为锜具行，锜蓄怒始发于澹，阴教士食之。初，士卒当劳赐者，皆会府中受赐与。中贵人临视，次至中军，士得赐者俱不散，齐呼曰“澹逆可食！”既尽，即执中贵人胁曰：“尔宁遂众欲，宁饱众腹？”曰：“请所欲。”曰：“为我众书报天子，幸得复锜位。”贵人惧，伪诺之，召书记以疏闻。绅闻之，亡入锜内匿，众索不得。及中贵人至，促锜行，锜益怒，急召绅，授纸笔，令操书上牍。绅坐锜前，佯惴怖战，管摇纸，下札皆不能字，辄涂去。黑数十行，又如是几尽纸，锜怒骂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从而先人耶？”对曰：“绅不敢恶生。直以少养长儒家，未尝闻金革鸣。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诚得死，在畏苦前，幸耳！”锜复制以兵刃，令易纸，复然。傍一人为锜言曰：“闻有许侍御纵者，尢能军中书，绅不足与等。请召纵。”纵至，锜锐意自举授词，操书无不可锜意，遂幽绅于润之外狱，兵散。乃出，纵竟逆死。[61]

乱平后，新任节度使李元素欲表其事迹于朝廷，李绅以“本乃誓节，非欲求荣”（《忆过润州》诗序）推让之。作为儒生，深处险境，却不惧淫威与强权，从容应对，显示了李绅过人的胆略与智慧；面对褒奖，“谈笑谢金”，又显示了其淡然自若，不羡名利的行为。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它表明了李绅早期维护朝廷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立场鲜明，这种立场李绅始终一以贯之，与他会昌间支持李德裕平定泽潞叛乱是一致的。

元和三年（808年），李元素入京为国子祭酒，李绅亦离开润州，应浙东观察使薛苹之邀，三至越中。李绅《龙宫寺碑》云：“元和三年，余罢金陵从事。河东薛公平（苹）招游镜中。”在薛苹幕中，李绅与崔述、冯宿、冯定、灵澈等人有诗唱和，但都没有保存下来，甚为可惜。此时释修真已卧疾，使门人再托修龙宫寺事。大约在元和三年末四年初，或许得到了好友元稹的举荐，李绅被授为校书郎，返回长安，结束了漂泊的幕府生活。也就在这个时期内，李绅创作了新乐府运动的奠基作《乐府新题二十首》，掀开了新乐府运动的序幕。元和九年（814年）前后，李绅改为太学助教[62]。太学助教为从七品上，“掌教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为生者”[63]，虽然品级比校书郎高，但同样清闲，受人冷落，为此白居易还回诗安慰他，“莫叹学官贫冷落，犹胜村客病支离。”（白居易《渭村酬李二十见寄》）在这个位置上一呆又是五年，直到元和十四年（819年），李绅为山南节度使崔从所辟，出为观察判官。在担任十年的冷官后，李绅的政治命运突然发生转变，开始进入政治权力的中心，仕途初展。五月，有诏旨除右拾遗，“青天诏下宠光至，颁籍金闺征石渠”（《南梁行》）。兴奋之余，他不顾路途艰险，很快返回长安。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宪宗为宦官陈弘志所杀，穆宗即位，“以监察御史李德裕、右拾遗李绅、礼部员外郎庾敬休并守本官，充翰林学士。”[64]二月一日赐绯，二十日转右补阙。长庆元年（821年）三月二十三日，加司勋员外郎、知制诰。二年（822年）二月十九日，迁中书舍人、承旨。二十三日，赐紫。家族式微、家境贫寒的李绅，在短短的三年间，从右拾遗至“大凡大诏令、大废置，丞相之密画，内外之密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专对，他人无得而参”[65]的翰林学士承旨，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主要还是因其政治才能与文学才华的出众。其政治才能在后来的治理地方州县中可以得到见证，而其文学才华，早在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时，就被崔从“蒙以书奏见委，常戏拙速。”[66]调入翰林后“簪笔此时方侍从，却思金马笑邹枚”（《忆春日太液池东亭候对》），深得穆宗恩宠，“墨宣外渥催飞诏，草布深恩促换题”（《忆夜直金銮殿承旨》）。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李绅最为得意的时期，“委遇斯极，入参禁密，出总纪纲，王猷多润饰之能，邦宪著肃清之称。”[67]沉浸于这种信任与恩宠中的李绅，充满了对政治与人生的设想，“长带九天余雨露，近来葱翠欲成乔”[68]，反映了他“希图以文才侧身朝廷，辅佐帝业，从而匡济天下”[69]的雄心和愿望。不过，政治的凶险就在于它不但可以让你迅速飞黄腾达，也可以让你在瞬间跌入地狱。

四 贬谪端州与数经播迁

李绅是李德裕党的重要成员，是李德裕一生最主要的支持者，但两人相识却很晚。元和十四年（819年），两人同入翰林，与稍后的元稹并称“三俊”（见新、旧传），三人情意相善，奠定了他们以后在政治上合作默契的基础。在长庆元年（821年）爆发的寒士与权贵子弟相争的科试案中，李绅不避嫌疑，与元稹一道全力支持寒士考生，共劾钱徽取士不公。穆宗诏王起、白居易重试，覆落者众多，后钱徽、李宗闵、杨汝士等皆贬谪。这一事件可以看作是长庆年间牛李党争最终形成的导火索（具体可参看第三章第一节）。在这件事上，李绅显然是得到李德裕支持的。最终演变成长达数十年的牛李党争。李逢吉的出现，是党争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李逢吉，史称其“天与奸回，妒贤伤善”“于帝有侍读之恩，遣人密结悻臣，求还京师”[70]。李逢吉利用元稹与裴度之间的心理隔阂，挑起矛盾，结果两人先后罢相，调离京师，李逢吉遂取得宰相位置。接着他又将李德裕排挤出朝廷，孤立李绅。之后，“以绅为御史中丞，冀离内职，易掎摭而逐之。乃以吏部侍郎韩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台参。知绅刚褊，必与韩愈忿争。制出，绅果移牒往来，论台府事体。而愈复性讦，言辞不逊，大喧物议，由是两罢之。”（《旧传》）这就是有名的台参之争。改李绅为江西观察使，欲其远离京师，不得参与中枢。辞谢日，李绅向穆宗面陈原委，帝悟，改授为户部侍郎，最终留在京城。

然而，李逢吉并没有因此而善罢甘休，反而变本加厉，欲必除李绅而后快，纠集爪牙，结托宦官王守澄，“昼夜计画”（《旧传》）。“会敬宗立，逢吉知绅失势可乘，使守澄从容奏言：‘先帝始议立太子，杜元颖、李绅劝立深王，独宰相逢吉请立陛下，而李续、李虞助之。’逢吉乘间言绅尝不利于陛下，请逐之。帝初即位，不能辨，乃贬绅为端州司马。”（《新传》）且欲置李绅死地，“张又新等犹忌绅，日上书言贬绅太轻，上许为杀之。”[71]同年幸得好友韦处厚上疏言其冤，方免于死。与李绅同时被贬的还有庞严、蒋防，二人皆为李绅所奖拔。李绅无端被贬，从表面上看，是昏庸的敬宗听信了李逢吉党的诬构陷害，本质上却是牛李两党相争的结果。事后，敬宗曾得先帝手箧，知李绅之冤，但也只能如此。

长庆四年（824年）二月，李绅带着满腔悲愤痛苦之情离开长安，“贾生谪去因前席，痛苦书成竟何益”（《逾岭峤止荒陬抵高要》），经荆江，入洞庭湖，涉沅潇，过潭州、衡州、郴州、韶州等地，秋初，至高要。高要，为端州治所，“至京师四千九百三十五里，至东都四千七百里”[72]。唐时，端州为远贬之地，意味着对臣子的严重惩罚，因此李绅此行是抱着被长期贬谪的打算，这从他带上家累一事可知。李绅至日，有当地百姓献红龟，以示吉兆，又有鹊鸟报喜，这在心理上给其些许安慰。但长期生活于四季分明的北方，突然来到寒暑不分的南方，他显然极不适应，满眼的红蕉花让其焦躁万分，“叶满丛生殷似火，不唯烧眼更烧心”（《红蕉花》）。幸好家属很快到来，九月九日发衡阳，十月过封、康等地，十二月亦抵端州。家属的到来让李绅的心逐渐平静下来，“竟恬如也”[73]，开始致力于当地政事的处理。政事之暇或以诗自娱，或游历探胜，如携家属游端州七星崖，至今还有其题名。

宝历元年（825年）四月，敬宗“御丹凤楼，大赦天下，大辟罪已下，无轻重咸赦除之。”[74]李绅亦在赦除之列。然李逢吉妄图将李绅排除在大赦之外，不与量移，在草拟赦书时玩弄文字，云“左降官已经量移者与量移，不言左降官与量移”（《旧传》）。这次又是韦处厚上疏力争，云：“不可为李绅一人与逢吉相恶，遂令近年流贬官皆不得量移，则乖旷荡之道也。”[75]敬宗特命追改诏书，李绅得量移江州长史。李绅在端州时日虽不长，但他自检甚严，革除弊政，造福当地，甚得百姓拥戴欢迎。离开之日，“端人攀留不可，留其衣带祠之”[76]，当地至今还流传有李绅的众多传说。

五月，李绅启程赴江州，经韶州、袁州、洪州、鄱阳湖等地，见其《泛五湖》《过钟陵》《溯西江》《移九江》等诗。大和二年（828年），江州任满，迁为滁州刺史。至滁日，已是秋天。滁州相对安宁，政事不多，李绅登城望琅琊山，坐迎秋风，观赏秋菊。第二年春，又在西园种植杂树，设宴赏花，并追循前刺史大诗人韦应物的足迹，登北楼和其诗，在郡城东隅建东园，“南植琅琊诸山，北通西涧，修木交映左右，又适介守贰宅间，固一佳处也。”[77]可以说李绅在滁州的日子是比较惬意和轻松的。大和四年（830年）二月，李绅转寿州刺史。别滁州日，百姓不忍舍去，李绅宽慰他们“上有明王颁诏下，重选贤良恤孤寡。”“我无工巧唯无私，举手一挥临路歧。”（《闻里谣效古歌》）一到寿州，李绅便面临棘手问题，一为虎祸，二为寇盗。上任伊始，李绅雷厉风行，刚柔并施，除寇盗，去虎害，行仁政，“俾三月而寇静，期岁而人和，虎不暴物，奸吏屏窜。”（《转寿春守》原题）显示了其治理地方政务的突出才干。在寿州一待就是三年，直到大和六年（832年）十二月，分司东都。

从被贬端州至离开寿州，李绅远离京师达八年之久，辗转迁移，职务并无多大变化。但其并没有怨天尤人、消沉颓落，反而每到一地都能尽心尽责，造福当地百姓，这在任何时代的官吏中都是难能可贵的。而李绅之所以长时间得不到升迁，是因为朝中掌权者为牛党，这种局面随着李德裕的重新入朝而改变。

五 重登荣位与逝后削官

自元和十五年（820年）李绅与李德裕同入翰林后，李绅的政治仕途便与李德裕同浮沉。大和六年（832年）十二月，李德裕自西川节度使入为兵部尚书，李绅即由寿州刺史转任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太子宾客虽为闲职，但多由朝中退居大臣担任，李绅由远州调任此职，是为荣位，况且还是暂时的。李绅显然对此非常满意，在十二月得知消息后，便迫不及待上任，怎奈敕命未至，只好停舟淝河等待，其《肥河维舟阻冻只待敕命》诗可证。大和七年（833年）正月，分司敕到寿阳，即由淝水入淮河，经濠州，游四望亭，应太守刘嗣之之请，作《四望亭记》。然后至盱眙，沿汴水西上抵洛阳，见《初出淝口入淮》《入淮至盱眙》诗。其播迁在外多年，远离京师，此番获得重返，心情自然非常高兴，笔下之诗也显得轻快很多，“渐喜雪霜消解尽，得随风水到天津”（《发寿阳分司敕到又遇新正感怀书事》）；“野老拥途知意重，病夫抛郡喜身轻。”（《初出淝口入淮》）。在经历人生与仕途的低潮后，李绅的前途又变得明朗起来。

春暮，李绅抵达洛阳，寓居宣教里。随后白居易以病免河南尹，同样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他们和另外两人皇甫镛、张仲方共称“四老”，以商山四皓自比，酬唱同游，沉醉洛阳春。然而李绅毕竟与他们不同，同年闰七月，李德裕拜相，李绅随即得到重用，以检校左散骑常侍兼越州刺史，充浙东观察使，成为地方诸侯。此时，李绅已过花甲之年，本来以为可以挂冠养老，不料再获重用，十分惊喜，“飞诏宠荣欢里舍，岂徒斑白与垂髫”（《初秋忽奉诏除浙东观察使检校右貂》），感恩戴德之情溢于言表。临行，白居易有诗相送，见白居易《醉送李二十常侍赴镇浙东》。经扬州、润州、常州、苏州等地，垂白重游，忆及旧事，一路感慨多思。如“长对碧波临古渡，几经风月与悲欢”（《忆万岁楼望金山》），是其经历坎坷之后的一种平静，而“惟有此身长是客，又驱旌旆寄烟波”（《忆题惠山寺书堂》），又是其经历身世漂泊之后对家乡的依恋。十月，抵任所，时霪雨不止，其不顾舟车劳顿，东拜大禹庙，为民请命。《渡西陵十六韵》序云：“七年冬十有三日，早渡浙江，寒雨方霖，军吏悉在江次。越人年谷未成，霪雨不止，田亩浸溢，水不及穗者数寸。余至驿，命押衙裴行宗先赍祝词，东望拜大禹庙，且以百姓请命。雨收云息，日朗者三旬有五日，刈获皆毕，有以见神之不欺也。”由于李绅上任后的积极有为，第二年浙东丰产，而浙西歉收。李绅运浙东米五万斛至浙西，调剂民食，因此得罪王璠。李绅《却到浙西》诗题下序云：“八年，浙西六郡灾旱，百姓饥殍，道路相望，米价翔贵。是岁浙东大稔，因请出米五万斛，贱估以救浙西居人，诏下蒙允。是岁王璠不奏饥旱，反怒邻境所救，以为卖己。遂求王涯合计，诬构罔上，奏陈米非官米，足私求利。及璠伏诛，蒙圣恩加察奸邪所罔。”

大和九年（835年）四月，李德裕被贬袁州刺史。五月，李绅即由浙东观察使改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李绅在浙东时间虽不长，却以才干见称。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吴湘事》云：“旧说浙东理难，十分公事，绅相晓得五六，唯刘汉宏晓得七分，其他廉使及三四而已。盖公之才，已难得也。”[78]这可以从李绅救济浙西灾民及离浙东时当地百姓数万人相送的场面看出，“始发州郭，越人父老男女数万携壶觞至江津相送。”（《宿越州天王寺》诗序）开成元年（836年），李德裕党的郑覃辅政，“起德裕为浙西观察使，绅为河南尹”（《旧传》）。河南时多恶少，闻绅名而遁走，可见李绅威名。李绅《拜三川守》序云：“里巷比多恶少，皆免帽散衣，聚为群斗；或差肩追绕击大球，里言谓之‘打棍谙论’，士庶苦之。车马逢者不敢前，都城为患日久。诏下之日，此辈皆失所在，却归负贩之业，闾里间无复前患。”人称李绅治郡刚严，此不虚传。六月，再除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宋亳汴颍观察等使。势位的日渐荣宠，以致李绅有点飘飘然起来，“白发侵霜变，丹心捧日惊。卫青终保志，潘岳未忘情。期月终迷化，三年讵有成。惟看波海动，天外斩长鲸。”（《到宣武三十韵》）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批评其诗“饰智矜能，夸荣殉势”[79]，的确符合实情。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文宗卒，宦官仇士良等以李炎为帝，是为武宗。九月，李德裕由淮南节度使入为宰相，李绅代李德裕为淮南节度使。在宣武五年间，李绅再一次表现出良好的治郡能力，白居易《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庙碑铭并序》云：“初宣武师人骄强狠悍，狃乱徼利，积习生常。公既下车，尽知情伪，刑赏信惠，合以为用，一年而下惩劝，二年而下服畏，三年而下耻格。肃然丕变，薰然太和。抚之五年，人俗归厚，至於捍大患，御大灾，却飞蝗，遏暴水，致岁於丰稔，免人於垫溺。”这些政绩都可与李绅的诗文相印证，可见并不是白居易的谀辞。而李绅能代李德裕为淮南节度使，虽与李德裕的保荐有关，但也与其突出的治理能力有关。“天下征镇，淮海为大”，非有像李德裕、李绅这样的干练人物不能治理。会昌二年（842年）二月，李绅进一步得到重用，入京拜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协助李德裕处理全国政务，在破回纥、平泽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会昌四年（844年），李绅因“暴中风恙，足缓不任朝谒，拜章求罢。”（《旧传》）以宰相身份再次出任淮南节度使。会昌六年（846年）七月，卒于淮南节度使任，赠太尉，谥文肃，终年七十四岁。

会昌六年三月，武宗卒，宣宗继位。宣宗恶李德裕，罢为荆南节度使，牛党得势。牛党为打击李党，利用吴湘案件（见第三章第三节），将李德裕一贬再贬，而李绅亦不能幸免，大中二年（848年），诏追削三任官告，子孙不得仕。牛李党争亦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