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一个中立的大陆国家：托马斯·杰弗逊
共和国的扩张
《巴黎条约》使得美国的领土面积扩大了一倍。接下来，邦联议会需要决定如何统治那片广袤的西部领土。
在18—19世纪，那些获取、开发并管理新土地的国家政府都认为对这些领土的统治既是内政问题，也是外交问题。殖民地是旧的帝国—重商主义秩序的一部分，这种秩序主导着欧洲人的思想。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则把这个中央集权的、独裁专制的军国主义国家的范围向东拓展到太平洋，直至北美。即使是实行议会制的英国，也想保持对其“白人”领地——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控制权，这种想法贯穿整个19世纪，甚至持续到20世纪初期。
托马斯·杰斐逊的想法则与此不同。1783—1784年的冬天，邦联议会的代表们在安纳波利斯召开会议。当时美国的宪法还没有制定，各州代表的到会速度也很慢。杰斐逊怀揣着各种为这个新生共和国而准备的规划，在等待参会议员达到法定人数的时间里，他用4个月的时间撰写了31篇报告，其中一篇关于货币的报告奠定了美元和十进制货币系统的基础。[1]
1784年3月1日，杰斐逊向邦联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泛阿巴拉契亚领土的统治方案。杰斐逊认为这些土地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它们在美国和相邻的欧洲殖民地的对峙中提供了“纵深防御”保障。杰斐逊帮助弗吉尼亚组织了征服伊利诺伊领地的军事行动。作为州长，他还把大片地产赠送给邦联的西部保留地。但是，这些土地上必须有人定居，才能在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作用。[2]
在杰斐逊向委员会呈交的报告中，核心原则就是新土地必须成为与开国13州地位平等的州。实际上，为了让新成立的州在面积上大致相等，杰斐逊推荐了一个新设14州的方案，比开国13州还多出一州。而且，这个方案给予新州的议会票数也比《邦联条例》给予开国13州的票数更多。[3]
这个强有力的共和原则不是杰斐逊一个人的主张，但确实是被他于1776年第一次写入弗吉尼亚州的宪法草案。不过，杰斐逊提出的方案让这个共和派的原则带上了一些民主派的味道。杰斐逊认为，假设这些土地已经从美洲原住民手中被买下来了，那就应该根据它们各自的人口规模，分阶段完成组建新州的目标。在保证白人男性普选权的前提下，这些领土在每一个阶段都享有自治权，几乎不会受到国家政府的干涉。当时，只有宾夕法尼亚的宪法承认这种类型的民主选举。这些领土也需要共同承担邦联的债务和国防义务。[4]杰斐逊不想让美国在扩张过程中创造出一批下级殖民地，从而重蹈英国的覆辙。
杰斐逊还为新领土上的各个州起了名字，这些名字有些来自美洲原住民，有些来自典籍，还有一些来自敬语。好在这些名字后来大多数都被扫入了历史垃圾堆，包括克罗尼索斯（Cheronesus）、阿森西比亚（Assenispia）和波利波塔米亚（Polypotamia）等。不过，杰斐逊在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伊利诺伊、密歇根和华盛顿这几个州名都保存至今。在划定这些州的疆界时，杰斐逊对几何图形的偏爱使他忽略了地理特征，他的这一创新到19世纪后期西部各州加入美国时才终于派上用场。
杰斐逊的报告中还包括另一个惊人的想法：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在新加入美国的所有西部领土之中，奴隶制和契约奴隶制都将在1800年之后成为非法制度。杰斐逊的这些提议需要获得开国13州中至少7个州的同意才能生效。4月19日，议会就这个反对奴隶制的条款进行表决，但只有6个州投了赞成票。新泽西的代表因病缺席。而在南方各州代表之中，只有一人投票赞成杰斐逊。
两年之后，杰斐逊在给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的信中谈到了他对奴隶制的反对：“那些意见有分歧的州，以及对废除奴隶制持否定态度的州，只要再有一个代表站出来，就能阻止这个令人憎恶的罪行扩散到我们国家的新领土上。于是，我们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人还未出生，就已经被一个人的话语决定了命运，而上天在这个可怕的时刻保持沉默！但是，我们希望上天不会一直沉默，人类自然权利的信徒们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在这次表决失败之后，杰斐逊在废除奴隶制方面再也没有什么大的动作。[5]
杰斐逊方案中的其他内容大部分被邦联议会采纳，出现在了1784年的条例中，但是在新的联邦宪法诞生之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1787年，议会用《西北条例》取代了原来的方案，这一标志性的法案正是建立在杰斐逊给新成立各州设立的共和原则的基础之上。《西北条例》中有一个禁止奴隶制的条款，但仅限于俄亥俄河以北的地区。
乔治·华盛顿说过，美洲原住民拥有“土地权”，驱逐他们将会“玷污国家名誉”。尽管如此，西进的拓荒者们还是将这些原住民部落推到了一边。在这个新生的美洲国家，对于美洲原住民、非洲裔美国人、移民、女性及其他群体来说，关于完整公民权的争论始终存在，且不断引发意识形态纷争和暴力冲突。[6]
《巴黎条约》和1784年、1787年的两个条例加在一起，奠定了这个国家未来权力的基础。它们还孕育了关于未来各共和州之间关系的初步构想。到了19世纪，各州组成一个联邦的思想成为一种强大甚至神秘的理念。特别是在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结束，联邦得以保全之后，美国人对“联邦”——一个由各共和州组成的、不断扩展中的“和平契约”——的经验影响了他们对旧的君主制政权和军国主义化的欧洲国际秩序的演变方向的推测。[7]
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河流域
托马斯·杰斐逊是一个“精神上的西部人”[8]。直到今天，到访杰斐逊在蒙蒂塞洛的故居的游客仍然可以发现这一点。1801年3月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后，杰斐逊面临着一个战略重心的选择：是优先向西扩张，还是优先保持与法国的友好关系。
杰斐逊的就职演说展现了美国的中立原则。他在华盛顿对“永久同盟”的警告基础上更进一步，警告美国不要陷入“纠缠不清的同盟”。对于当时那个生机勃勃、正在成长中的美国来说，与欧洲旧世界的冲突和战争保持距离看起来是一个恰当的选择。前一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在1800年9月30日签署条约，结束了与法国的准海战。亚当斯的外交政策导致联邦党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加强了杰斐逊在国内政治中的控制力，这对这位新总统来说可谓恰逢其时。
然而，美国人并不知道，法国还签署了另外一份条约。这是一份与西班牙的密约，签订时间就在法国和美国议和后的第二天。拿破仑在前一年的11月成为法国的第一执政官，他有一些对杰斐逊和美国不利的计划。1761—1762年，法国的波旁王室把它在北美西部的巨大殖民地路易斯安那割让给了西班牙的波旁王室。这一领土变更是七年战争结束后，法国对西班牙的赔偿方案的一部分。但是，到了1800年，拿破仑想把路易斯安那拿回来。他与西班牙秘密签订的《圣伊尔德方索条约》（Treaty of San Ildefonso）使法国在北美重新树立了帝国强权的地位。法国和西班牙在1801年3月21日达成最终协定，法国把意大利的一个王国送给西班牙国王的侄子（也是女婿），以换取拿破仑对美国西部边界外那块巨大殖民地的重新掌控。[9]
拿破仑当时已经与英国以及欧洲大陆上其他的敌人缔结和约，他认为这是一个在远离欧洲的地方拓展法国疆域的机会。其中一个选项是返回埃及，并向东扩张；另一个选项则是把墨西哥湾变成法国的内海，把加勒比海上那些富饶的岛屿和巨大的密西西比河流域连成一片。塔列朗此时已经结束了在美洲的流亡生涯，回到巴黎担任拿破仑的外交部部长，他认为法国应该重建一个西方帝国。他曾在巴黎的学术机构“国立研究院”提交了一篇论文，声称把路易斯安那的产品供应给西印度群岛上那些产糖的岛屿可以获取商业利益，从而可能使法国从加勒比种植园的“白色黄金”产业中获益。从美国回来之后，塔列朗总结道：美国人是一群富有侵略性的扩张主义者，而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的那些有名无实的西班牙领主根本就无力抵抗渴望土地的美国佬。但是，法国人可以做到西班牙人做不到的事情。[10]
18世纪90年代后期，欧洲的共和实验被拿破仑的实质性独裁所取代，杰斐逊对法国的好感也随之消退。整个18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人总是听到法国可能要收回路易斯安那的传言。到1801年3月的时候，杰斐逊的疑虑已经很重了，但美国政府却迟迟无法了解事情的真相。由于未能发现法国对路易斯安那的威胁，杰斐逊的国务卿詹姆斯·麦迪逊最终决定使用“黑暗艺术”——间谍。他设立了一小笔可以自由支配的资金，从外交使团的线人那里收买情报。[11]
杰斐逊用各种零碎的情报拼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美国驻西班牙公使戴维·汉弗莱斯（David Humphreys）在一份1800年8月的巴黎报纸上发现了一篇短文，上面说法国派了一个使团到马德里讨论路易斯安那的问题。美国驻荷兰公使威廉斯·范默里（Williams Van Murray）则在1801年3月的信中写道：有传言说法国已经接管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驻英国公使鲁弗斯·金（Rufus King）同年5月也向杰斐逊报告了同样的可靠传言。1801年11月，金拿到了一份密约的副本。最后，美国花钱买通的一个西班牙外交部线人传来消息，说法国和西班牙确实已经签署了转让领土的条约。[12]
在1801年的时候，密西西比河实际上就是美国的西海岸，而新奥尔良港则是所有进出交通的咽喉枢纽。拿破仑和塔列朗都知道美国人会反对法国在西部扩张。西班牙人控制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的时候偶尔会妨碍美国的商业活动，但西班牙实力孱弱，美国在任何关键冲突中都能占上风。强大的法国对美国所造成的威胁则完全不同。1801年，拿破仑决定先把新的领土控制住再对外宣布。这位第一执政官需要把船只和部队都准备好，然后再采取行动。与此同时，他还要让西班牙官员继续各司其职，以免引起美国的注意。[13]
历史学家们估计，1801年内有3000多名美国水手和商人曾途经新奥尔良。半数以上的进港船只都挂着美国国旗。其他很多船只虽然是西班牙船籍，但其船主都是美国人。路易斯安那的商业也大部分掌握在美国人手里。就像杰斐逊后来提到的那样，美国5个州的生产和出口都有赖于密西西比河的通道。这位总统在给美国驻巴黎特使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的信中写道：“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地方，其所有者是我们天然的和习惯上的敌人。这个地方就是新奥尔良。”[14]
在路易斯安那危机中，美国的外交决策者们需要把欧洲局势巨大的不确定性考虑进去。美国需要在欧洲列强中纵横捭阖，同时避免被卷入它们的混战中。
圣多米尼克和加勒比航道
法国大革命期间，圣多米尼克（1804年更名为海地）的奴隶们推翻了种植园园主的统治，恢复了人身自由。法国想要重新控制圣多米尼克，但未获成功。这一事件为杰斐逊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外交机会。西印度群岛上的那些种植业岛屿远比路易斯安那富庶。在拿破仑和塔列朗的计划中，这些岛屿和新奥尔良以及路易斯安那的那些未开拓土地可以形成很好的互补：岛屿可以靠糖业创造大量财富，同时保护大西洋—加勒比海的航路；新奥尔良这个港口可以连接帝国的内陆和海洋领土，进而把美洲和欧洲连接起来；路易斯安那则拥有农业和采矿业的潜力，其工农业产品可以供养当时的岛屿种植园和新奥尔良这座法国人的大都市。
圣多米尼克的领导人名叫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他出身奴隶，才华出众且十分健壮。杜桑领导着50万名曾经的奴隶，以及数千名没有逃走的黑白混血人和白人，他绝不会轻易投降。1801年下半年，拿破仑派出2万士兵和一支庞大的法国舰队，意图降伏杜桑和圣多米尼克。法军统帅名叫夏尔·勒克莱尔（Charles Leclerc），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将军，也是拿破仑的妹夫。拿破仑计划先夺回对圣多米尼克的控制权，然后再以这里为基地发起对路易斯安那的占领行动，进而威胁牙买加和英属加勒比群岛。[15]
然而，法国的侵略行动并没达到上述目的，反而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法国希望建立起一个帝国内部的地方政府，争取前奴隶们的归顺，但法国的欺骗行为彻底葬送了这一计划。杜桑遭到诱骗后被俘，不到一年后就死在了法国人的监狱里。他的部队撤退到了山区，而法国人却被黄热病和疟疾击垮了，勒克莱尔在一年内损失了2.4万人。起初，杰斐逊对法国征服反叛的前奴隶的行动表示支持，毕竟美国的奴隶主也害怕非洲人取得成功。但是，在法国政府拒绝回应杰斐逊关于法国在路易斯安那的计划之后，美国就开始允许商人对海地给予援助。[16]
整个1802年，拿破仑都紧紧盯着路易斯安那，即便是在圣多米尼克遭遇失败时也没有放松。他在4月命令海军部部长德尼·德克雷（Denis Decrés）上将秘密组织一支军队和行政人员，打着“增兵圣多米尼克”的幌子前往路易斯安那。他们甚至专门铸造了印有拿破仑头像的奖章，用以赠送给路易斯安那的原住民酋长们，拉拢他们与法国一起对抗美国。[17]
杰斐逊的第一轮外交行动
1802年春天，杰斐逊已经被拿破仑对路易斯安那的企图搅得心烦意乱，他连续发出了多份措辞激烈的声明，陈述此事中所牵扯到的利害关系。4月18日，他写信给巴黎的罗伯特·利文斯顿，清晰地展现出他想传达给拿破仑的警告。这位总统表示，西班牙把路易斯安那割让给法国“彻底逆转了美国的所有政治关系……”。虽然法国和美国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但是“只要法国踏入[新奥尔良的]大门，那就意味着背叛”。美国和法国将面临“永恒的摩擦”，美国人将不得不投向英国舰队和英国政府的怀抱，而且将被迫“把重心转移到[打造]海军力量上”。英美同盟“将会断绝法国巩固其美洲定居点的可能”，到那时，英国和美国将会控制整个美洲，而这也将影响到欧洲的权力平衡。利文斯顿大概认为拿破仑更容易被逻辑所说服，而不是被威胁所压服，因此在传话给拿破仑的时候把措辞修改得温和了一些。但是，拿破仑肯定已经从多个渠道得到消息：法国将为其在路易斯安那的行动而付出地缘政治上的代价。[18]
罗伯特·利文斯顿出身于纽约的地主阶层，他从来都不觉得自己得到了那帮弗吉尼亚人的完全接受和尊重。但是，利文斯顿不同寻常的外交风格可能对解决路易斯安那问题有所帮助。他对拿破仑、塔列朗以及财政部部长弗朗索瓦·马布瓦（Francois Marbois）提出了一些为法国利益考虑的建议，以此建立自己和这些人的关系。利文斯顿明白——或者只是凭直觉发现——1800年的法国刚刚从革命、恐怖和反革命运动的混乱中走出，拿破仑的第一执政官位置也还没坐热，在这样一个时期，思想上的竞争要比安定时期开放得多。如果利文斯顿能打入拿破仑的幕僚小圈子，那么他可能就能影响这位领袖的思想。
利文斯顿准备了一份12页长的建议，劝说拿破仑以法国自身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重新思考法国的殖民地政策。他写道：殖民地对法国来说没有意义，这不是因为美国的利益问题，而是因为殖民地只对那些人口过剩而优质产品不足的国家才有用。法国需要自己的人民都留在欧洲，而且法国已经可以凭借葡萄酒和手工制品的出口——包括对与法国维持友好关系的美国的出口——获取巨额利润。利文斯顿进一步写道：更重要的是，殖民地会耗费大量的钱财。塔列朗和马布瓦都读了这份建议，并把它推荐给了拿破仑，后者也被文章所打动。这位第一执政官并不打算为将法国打造成一个和平的出口型强国而放弃战争，但他无法忽视殖民地高昂的经济成本。[19]
拿破仑甚至可能很喜欢利文斯顿，也很欣赏这个美国人跳出传统外交官角色，为法国提供新颖——尽管可能有时不是很全面——想法的意愿。今天的人可能会说，利文斯顿能从旁观者的角度提出一些可能有所帮助的想法，因而激起了主人的兴趣。不论原因如何，通常缺乏耐心的拿破仑发现年老的利文斯顿有些耳背之后，总会在利文斯顿在场的时候尽量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20]
杰斐逊还通过年轻的法国驻美国代办路易——安德烈·皮雄（Louis-André Pichon）向法国直接传达了自己的信息：美国“最终会通过武力手段夺取路易斯安那”。法国的行动将会导致美国和英国结盟，而法国则会失去新奥尔良和美国的友谊。[21]
国务卿麦迪逊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皮雄身上，他奉承只有29岁的皮雄，称赞他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外交官。麦迪逊向皮雄建议深化美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他们讨论的话题甚广，但麦迪逊把重点放在了美法关系的致命风险上。麦迪逊的目标是拖延法国对路易斯安那的占领，并促成美法双方达成交易。这位国务卿警告说，法国的做法正中那些亲英派联邦党人的下怀。
1802年夏天，愤怒的麦迪逊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他在皮雄面前历数了法国的不守信用和虚伪之举。麦迪逊在《法国公报》（La Gazette de France）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说法国必须站起来反抗美国的扩张主义行为。麦迪逊反驳说，法国控制密西西比河流域并不会像文章里说的那样分化西部各州，反而“会让美国人团结起来……而且法国不可能在违抗美国意愿的情况下长期占有路易斯安那”。麦迪逊注意到，法国没有对美国在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权利问题做出回应，于是他犀利地总结道：“当然，如果有人对你这么做，你就会把这种沉默理解为某种形式的宣战。”[22]
杰斐逊的外交手段还拓展到了私人渠道。杜邦（du Pont）家族的成员包括思想家、商人和投资者，在法国和美国都有活动。[23]当杰斐逊听说皮埃尔·杜邦（Pierre du Pont）准备前往巴黎时，他建议夸大美军的人数，并表示美国军队已经做好了在密西西比采取行动的准备。他和皮埃尔面谈了2小时，并警告说，自己并不喜欢战争，但拿破仑不要因此就以为他没有打仗的决心。会谈结束后，杰斐逊又写了一封信，说当下的状况已经刻不容缓。法国面临着严重的后果，即一场“可以把法国从大西洋上抹掉，并使其任由两个国家宰割的战争”。那两个国家就是英国和美国。[24]
皮埃尔·杜邦的回答坦诚且直率。杰斐逊需要——但他通常得不到——这样直率的回答，杜邦的建议很有价值。“你的意思是，‘把那座城市交出来，否则我们就把它打下来’，这种说法根本没有说服力。”“那么你能怎样劝说法国友好地把土地割让给你呢？啊，总统先生……你可以给钱。想想看，如果和法国、西班牙打一仗，就算你大获全胜，那需要花多少钱？如果能靠交易解决问题，我估计你能省下一半的成本。”[25]
杰斐逊给杜邦回了信，但要求他把回信销毁，因此我们不知道他对买下路易斯安那的提议是如何反应的。但是，杰斐逊确实没有拒绝买地的思路，而且他一直把美国采取的行动及时通知给杜邦。
杜邦评估了法国对金钱的需求以及拿破仑的秉性。这位老绅士会见了拿破仑，并提出了简单的交易方案。拿破仑关于金钱交易的想法可能正是由杜邦灌输进去的。作为一个诚实的掮客，杜邦向买卖双方表明了同样的看法：这个问题不就是一块地值多少钱的问题吗？此时杜邦给出的建议是：美国付出几百万美元，换取新奥尔良的所有权，以及密西西比河的永久航行权。但是，拿破仑也听到了杰斐逊对法国的行动反应激烈的消息。即使美国的军事实力不足以支撑杰斐逊的强硬立场，他的威胁也很可能让法国陷入危险境地。拿破仑计算了风险和机遇，然后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把法国在美洲的土地全都卖掉，用这笔钱在欧洲发动攻势，从而统治这块大陆。[26]
西班牙引燃危机
1802年秋天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导致路易斯安那问题在各国的外交议程中都变得更重要了。同年10月18日，新奥尔良的西班牙长官剥夺了美国人在城里储存货物的权利。这一行动并没有影响到美国人的自由航行权，却对货物的转运造成了极大打击。11月，消息传到了华盛顿，美国人勃然大怒，而且他们认为自己知道这事应该怪谁：拿破仑及其他的法国人。
实际上，法国人也对西班牙官员的行为感到吃惊，只不过拿破仑和塔列朗没有在第一时间表示抗议。西班牙官员是奉旨而行：国王给新奥尔良的人下了密令，他决心制止美国人的走私行为，也想趁机让法国陷入难堪的境地。拿破仑之前对路易斯安那的抢夺，以及法国对佛罗里达的索取，令西班牙感到自己受了法国的欺负。[27]
西部各州的议会都对西班牙的行为表示谴责。美国联邦党——其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东北部——立刻就站到了西部各州的这一边。全国各地要求武装反击——法国、西班牙，或二者一起——的呼声此起彼伏。国务卿麦迪逊在给美国驻西班牙公使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Pinckney）的信中表示，密西西比河是“哈得孙河、特拉华河、波托马克河，以及大西洋各州的其他所有可航行河流汇集而成的干流”。麦迪逊要求西班牙立刻撤销禁令。[28]
麦迪逊还写信给利文斯顿，让法国知道新奥尔良发生的事情已经引起了爆炸性的后果，而总统本人根本无法控制。“现在，或者两年之内，密西西比河的水面上就会出现不少于20万的民兵，”麦迪逊写道，“只要一声令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行动起来，清除这个出海口的所有障碍，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把这条河流的自由使用权视为天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知道外力随时都可以影响到这种权利。”[29]
1802年，美国国会迁回华盛顿。杰斐逊此时面临着两难选择：如果在新奥尔良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可能就会失去自己在西部和南部最强的支持力量；而如果采取果断行动，则可能会引发战争。杰斐逊坚持声称新奥尔良的西班牙官员是自作主张，并要求马德里下命令废除禁令。为了迎合自己在西部的支持者，这位总统在密西西比河畔的亚当斯堡召集了七个连的兵力。这里距离下游的西班牙边境已经不远。密西西比领地总督威廉·克莱本（William Claiborne）也写信表示，他手下有2000名整装待发的民兵，已经做好了在法国人到达前占领新奥尔良的准备。杰斐逊和麦迪逊都认为法国人可能会考虑通过交易的方式解决这次冲突。[30]
门罗的使命
1月10日，杰斐逊为强化自己的政治和谈判策略而采取了进一步行动：他命令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以特使的身份出访巴黎和马德里。门罗在西部颇有人望，也是杰斐逊和麦迪逊所信任的人。他曾在18世纪90年代担任过驻法公使（但是其在职期间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争议）[31]，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也很熟悉法国。杰斐逊对自己的女婿说，西部人“对门罗的信心可以让他们闭嘴”。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还提议，如果美国必须通过攻占或购买的方式获得新奥尔良和佛罗里达，那么国会应拨款200万美元用于收购。[32]
杰斐逊知道自己正在一边拖延时间，一边寻求谈判的可能。他还准备了更多对付法国的手段和备选方案，准备在拿破仑拒绝谈判时使用。在英国驻美代办的建议下，他还给出使的门罗增加了一项任务，那就是与英国展开磋商。杰斐逊希望法国能认识到，一旦英美达成协议——而且协议内容可能是共同攻占路易斯安那——那么法国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杰斐逊于1月召开内阁会议，商讨与英国结盟的可能性。鉴于这位总统长期以来一直对英国持敌视态度，可以说，此举是相当惊人的。在4月下旬的另一次会议上，杰斐逊内阁甚至还进行了投票，并以三票赞成、两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决议，即如果法国不同意卖掉路易斯安那，美国就“与英国政府举行会谈”，并且“确定同盟原则”。不过，美国这一番关于谈判的提议的主要目的可能还是向法国释放威胁信号。[33]
杰斐逊还进行了另外一项冒险，这一行动与他在科学和自然领域的兴趣紧密相关。这位总统需要密西西比河以西那些未知土地的情报。1月18日，国会批准门罗的任务后不久，总统即要求国会派出一支考察队，考察路易斯安那北部地区。经过一场闭门讨论，国会批准了这次行动，后来被人称为“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远征队明面上的任务是科学考察，以及拓展与北美原住民之间的贸易，但实际上杰斐逊的主要目标是对法国和西班牙的领地进行军事侦察——这属于间谍行动——为可能的“购买……或征服”做准备。[34]
不过，当时最重要的事件还是门罗的出访。美国误以为法国在得到路易斯安那的同时也得到了佛罗里达，因此，杰斐逊要求门罗和利文斯顿想办法让法国“把新奥尔良和东、西佛罗里达割让给美国，或是让实际的土地所有者能放弃多少就放弃多少”。如果领土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准备再提出扩大美国在新奥尔良的货物储存权，并且在流入墨西哥湾的其他河流的入海口处也争得类似的权利。为了讨价还价，门罗可以警告法国，如果其他手段都无法奏效，美国人民将会夺取本应属于他们的东西——这是一种对战争的模糊暗示。[35]
在门罗出发之前，杰斐逊信心满满地和他的这位门徒进行了谈话。总统说，他愿意出最多5000万法郎——900万美元多一点——以购买密西西比河的航行权，以及佛罗里达的一大部分土地。这个数字是国会批准的200万美元的4倍多，而国会讨论此事时的限制条件还要多得多。为了方便读者比较，我在这里列出1801年联邦政府的总开支：940万美元。[36]
巴黎、华盛顿、马德里和伦敦的进展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1803年初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促使拿破仑重新思考他的计划。他的妹夫勒克莱尔在上一年的11月死于黄热病，手下部队也大量减员。法国的考察队原计划从荷兰出发前往路易斯安那，但出发日期一再推迟，然后又被冬季的气候拖住了。西班牙先是推迟了向法国正式移交路易斯安那的日期，然后又拒绝让出佛罗里达。由于没有圣多米尼克和墨西哥湾北美海岸的控制权，拿破仑的计划看起来前景黯淡。“去他的糖，去他的咖啡，去他的殖民地。”据说他曾在1803年初如此抱怨。[37]
法国很难预估新生的美国到底有多大潜力。杰斐逊和麦迪逊指出美国西部的人口正在急剧增加，他们可能还适时地夸大了数字，表明美国随时可以把预备役部队派往新奥尔良。“人口就是权力。”杰斐逊说。皮雄给法国寄去了一份美国1800年人口普查的摘要，其中显示美国的人口增加了250万人。按照这个速度，美国的人口很快就会翻番。皮雄在给塔列朗的信中写道：“这样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想象。”[38]
皮雄发回法国的报告让拿破仑越发不安。皮雄认为，路易斯安那的安全依赖于美国的善意。与那个时代的其他外交官不同，皮雄对国会的动向也有所注意。联邦党正在鼓动战争。皮雄警告说，如果法国拒绝杰斐逊的提议，那么一场冲突将不可避免。[39]
2月，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联邦党人詹姆斯·罗斯（James Ross）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提议给总统拨款500万美元，以召集一支5万人的民兵部队去攻占新奥尔良。参议院以15票对11票否决了罗斯的方案，但通过了由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布雷肯里奇（John Breckenridge）提出的替代方案。该方案授权总统召集最多8万名民兵，但允许总统自己掌握时机。4月初，拿破仑在伦敦出版的《泰晤士报》上看到了罗斯那份火药味十足的方案。美国宪法规定的分权体制可能不如法国大权独揽的领袖有力量，但是拿破仑已经准确地感觉到，两国的关系已经走到了关键的节点。门罗需要他做出回应。[40]
门罗还没有启程前往欧洲，杰斐逊对西班牙的外交行动就已经有了效果。西班牙政府意识到，来自美国公众的压力可能会迫使总统采取他本想避免的军事行动。西班牙人已经看到了战争的乌云笼罩在欧洲上空，他们无意为了一个本来也要移交给法国的美洲殖民地而卷入与美国的冲突之中。1803年3月1日，国王下令恢复美国在新奥尔良的货物储存权，并派遣了一艘邮政快船，向华盛顿传递和解的信息。[41]
伦敦传来的消息也有利于杰斐逊。英国人把拿破仑横跨大西洋的侦察活动视为对加勒比殖民地的威胁，还认为法国可能会在侦察后通过路易斯安那向北进入加拿大。英国皇家海军在荷兰沿岸警惕地巡航，观察拿破仑正在组建的路易斯安那舰队。英国政府担心法国人可能会转而尝试在英国登陆。1803年3月2日，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告知法国议会，法国人所做的军事准备迫使英国“采取额外的措施以确保……安全”。拿破仑的反应充满敌意。国王发出警告后不到两周，拿破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英国驻巴黎的大使：“这么说你们是打定主意要打仗了。”[42]
根据一位法国历史学家的记载，几周之后的4月初，拿破仑读到了美国国会做了战争准备的消息。他对一位部长——可能是塔列朗——说，这场游戏已经结束了。“这块土地可能会把我卷入和美国人的战争，或者让我和他们的关系陷入僵局。既然它在我们的手里不会安全，我就不要它了。”拿破仑做出了决定。接着，根据他从利文斯顿和其他人那里听到的观点，拿破仑又补充道：“相反，我要让这块土地为我所用，使[美国人]依附于我，让他们和英国人产生分歧，然后我要让美国人成为[英国的]敌人，如果我们自己无法报仇的话，有一天我要让他们替我们报仇。”然后，拿破仑又谈到了皮埃尔·杜邦的建议。他解释道：“我要[跟美国人]要一笔钱，用来支付我现在对付英国的巨额军事支出。”[43]
谈判
4月8日，门罗抵达法国。拿破仑得到了情报系统的报告后，外交行动猛然提速。拿破仑把海军上将德克雷和财政部部长马布瓦叫到自己在圣克卢的宫殿里，让他们两人加入自己和塔列朗的谈话，并征询他们的意见。路易斯安那是一个殖民地，理论上属于海军的责任范围之内。如果拿破仑决定和美国展开谈判，那么除了塔列朗，马布瓦也是一个可用的人选。马布瓦曾在1779—1785年驻任美国，娶了一个富有的费城女人，并且在清理腐败的雇佣兵时展现出了忠诚和正直的品质。
拿破仑解释道，如果战事再起，他预计英国将占领路易斯安那。因此，虽然美国人只是想要新奥尔良，但是把整个殖民地都卖给美国才更有利于拿破仑的战略。而且，法国甚至还没有接管路易斯安那，要卖也只是卖个地主的名义而已。德克雷上将表示抗议。马布瓦提议在路易斯安那被英国人或美国人夺走之前尽快行动。拿破仑和马布瓦都复述了利文斯顿在之前的那篇文章里提出的观点。拿破仑并没有说出自己的结论。[44]
4月11日天一亮，拿破仑就叫来了马布瓦。马布瓦后来回忆说，拿破仑表示：“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左思右想、优柔寡断了。我决定放弃路易斯安那。我要割让的不只是新奥尔良，而是整个殖民地……我命令你去……和美国的使节谈判。你不要干等着门罗先生来：先去跟利文斯顿先生谈谈。但是，我需要你谈下一大笔钱来，用于这场战争。”
马布瓦写道，拿破仑草拟了一份条约框架，开价1亿法郎（将近2000万美元），并要求美国放弃索求在准海战期间被法国缴获的货物。马布瓦回答说，美国人出不起这么多钱。拿破仑则表示，他至少也得拿到5000万法郎，不能再低了，因为“我必须有很多钱才打得起和英国的战争”。[45]
拿破仑之所以选择马布瓦作为谈判人选，可能是因为这位财政部部长倾向于出售路易斯安那，而且了解美国人，本人为人正直。快速行动是很重要的——要在战争爆发导致价格打折之前获取最佳利益。英国或美国可能会先行入侵，西班牙也可能会插手此事，因为路易斯安那实际上还在西班牙的手里。而且，法国曾在1802年向西班牙承诺“不出售或转让”这块殖民地，这对法国政府很不利。[46]
塔列朗不能容忍自己置身于这次机遇之外。就在拿破仑让马布瓦去主持谈判的同一天，塔列朗找到利文斯顿，问他美国人是否愿意把整个路易斯安那都买走。利文斯顿在次日写给麦迪逊的信中说，自己对塔列朗的回答是：“不，我们只想要新奥尔良和佛罗里达。”这个回答是准确的，而且也是很聪明的谈判手段。但是，塔列朗还是要求利文斯顿给整个殖民地报个价。利文斯顿估计美国会出2000万法郎（不到400万美元）。塔列朗说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并催促利文斯顿再考虑一下这个提议。然后，为了免遭拿破仑的斥责，塔列朗声明自己的谈话并没有得到官方授权。[47]
利文斯顿知道他需要和门罗合作，后者当天刚刚抵达巴黎。但是，来自纽约的利文斯顿感到很沮丧，因为命运本来已经给了他一个名垂青史——可能也将创造美国政治的未来——的机会，但他却在这一关键时刻被挤到了配角位置。
门罗对利文斯顿的态度很和蔼，但是鉴于两人在总统和国务卿那里的地位存在差异，责任还是更多地落在了这位弗吉尼亚人的身上。马布瓦在4月13日启动了谈判，并给路易斯安那标价1亿法郎。美国人需要决定是花上几个月等华盛顿的指示，还是尽快采取行动，以及如果采取行动的话，应该怎样还价。此外，他们还需要搞清楚这次交易的土地边界到底在哪里。
除了新奥尔良以外，美国的主要目标是佛罗里达——包括东、西两部分——这块土地西起密西西比河东岸，定义了美国南部国界的绝大部分。[48]后来利文斯顿向塔列朗询问路易斯安那领地的东部边界，以确定其是否包括佛罗里达的任何一部分。法国外交部部长的回答则模棱两可：“我们给你什么，你就必须接收什么。”利文斯顿又顺着这个逻辑问道：“那你从西班牙手里接收过来的是什么呢？”塔列朗耸肩答道：“我不知道。”“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释了？”利文斯顿反击道。“我无法回答。”塔列朗说。据说，当马布瓦向拿破仑汇报说边界很模糊的时候，拿破仑的回答是：“你们做了一笔很体面的交易，而且我认为你们会把交易的价值最大化。”他说：“如果边界本身并不模糊，那么让它变得模糊一些可能是对我们有利的。”从实际的结果来看，法国把能卖的都卖了，美国把能占的都占了，只剩下西班牙在那里徒劳地抗议。[49]
门罗的重大决定
门罗需要确定的是，总统和国会是不是真的想让美国的领土扩大一倍。如果这次交易能够完成，美国的面积将堪比整个欧洲。美国公众和国会的注意力一直在密西西比，他们恐怕想象不到门罗这次将为子孙后代购买的空间和土地到底有多大。领土扩张会带来很多问题，包括统治、开拓、移民、经济发展和安全，以及奴隶制的扩展——这些问题将会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占据美国的政治议程，而现在只是开始。而且，宪法并没有明确赋予总统购买领土的权利。国会也需要拨出一笔巨款，其中的一大部分都要从外国的银行家那里借来。
门罗认为此事应该由总统定夺，而自己猜不出杰斐逊到底想要什么。他一度准备告诉马布瓦他需要请示华盛顿。这样做很稳妥。但是，门罗知道这件事拖延下去是有风险的，而且法国的独裁者拿破仑随时可能会改变主意。一旦法国和英国的战争重启，拿破仑的注意力就会迅速转移。法国也许会得到在圣多米尼克有所收获的消息，拿破仑也许会找到另一笔“快钱”，梦想着建立西方帝国的塔列朗、德克雷和拿破仑的兄弟们都有可能改变他的想法。西班牙也可能会进行干预。最后，门罗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全权公使”——的任务不是猜测杰斐逊会怎么做，而是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如果杰斐逊和国会不同意他的做法，那么门罗的政治生涯将在羞愤中画上句号。[50]
门罗知道，买下路易斯安那是正确的，而且他已决心采取行动。不过，他还需要给这桩交易谈下一个合适的价格。杰斐逊授权他用900万到1000万美元（5000万法郎）买下新奥尔良，以及尽可能多的佛罗里达土地。美国人试着报出了这个价格，但马布瓦回答说，拿破仑对此反应冷淡，这可能会让整个交易泡汤（马布瓦可能并没有请示拿破仑，而是自己对这个报价做出了“回应”）。马布瓦提醒美国人，他们将要买下的不只是密西西比河的航行权和大片的土地，还包括“没有邻居来烦扰你，不用担心战争”的安全感。他与门罗、利文斯顿反复讨价还价，最终同意以1500万美元（8000万法郎）的价格出售路易斯安那，同时抵消法国对之前没收的美国船只和货物的赔偿责任。美国之前向法国索赔375万美元（2000万法郎），因此，这笔交易给拿破仑的战争资金所带来的实际进项是1125万美元（6000万法郎）。马布瓦谈成的这个数字高于第一执政官给他的底线，但是比他自己的期望还是低了一些。按照马布瓦的建议，条约中写道：“路易斯安那殖民地的范围与西班牙现拥有的范围，以及法国拥有时的范围相同。之后当事国再与西班牙或其他国家签署条约时，路易斯安那的范围也应该以此为准。”这样，美国人最终拿到了214.2万～ 226.6万平方千米的土地——折合成单价就是每公顷10美分，包括融资成本在内。法国和美国在1803年5月2日正式签订了条约——就这桩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交易案来看，其完成速度不可谓不快。[51]
杰斐逊和麦迪逊认账
条约文本可能是在1803年7月3日送抵白宫的。杰斐逊看到后先是大喜过望，然后又开始嘀咕宪法有没有赋予自己购买土地的权力。在华盛顿当总统的时候，杰斐逊曾在和汉密尔顿论战时说过，联邦政府只拥有宪法明确授予的权力——他担心国家政府对“默示权力”（implied power）的依赖将会对自由构成威胁。杰斐逊为这个难题纠结了10天。他原打算提出一个宪法修正案，授予联邦政府获取领土的权力。杰斐逊的搭档麦迪逊更务实一些，他否定了杰斐逊的计划。门罗和利文斯顿督促参议院立刻批准条约，并让国会开始筹措资金。他们警告称，拿破仑随时可能会改变主意。“如果你提出宪法修正案，我们的全部成果就会被毁掉。”麦迪逊提醒道。就这样，杰斐逊为了把美国打造成一个大陆型国家而做出了选择。
总统召集国会在10月17日举行会议。虽然一些联邦党人有所抱怨，但美国公众都沉浸在一种爱国主义的喜悦之中。美国人开始构想一个大陆王朝，并且积极欢迎它的到来。[52]有人找到宪法的执笔者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问他宪法制定者们当时是否希望共和国做如此大规模的扩张，他的回答是他想不起来了。但是，言辞刻薄的莫里斯又补充道：“不过我当时就知道，现在也知道，我们早晚要把整个北美都吞并进来——如果我们对土地的野心能得到那样的满足，那绝对是令人高兴的。”[53]
10月20日，参议院以24票对7票的投票结果批准了条约。众议院则以同样压倒性的结果——89票对23票——批准了条约中的财务条款。[54]
地缘政治与财政
5月18日，英国重启了与法国之间的战争。出售路易斯安那给拿破仑带来了一笔可观的财富，使他得以在自己的主要舞台——欧洲大陆——上快速采取行动。在之后的10年多时间里，拿破仑与多个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成了大西洋两岸最令人关注的事件。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拿破仑对北美新帝国的探索就像一场茶余饭后的助兴节目，他也许根本就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是，杰斐逊需要面对的是1801年的战略局势。拿破仑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军事实力出众，并用其超乎寻常的远见为法国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如果美国的西部边境上有一个法国人的帝国，那历史就要改写了。法国可能会沿着密西西比河把北美分割开来，而英国可能会夺走这块土地，扼制美国的扩张。
拿破仑精确地预测到，对于美国，“[我们]必须期待合众国的成员之间产生敌意。邦联号称是永久性的，但是只要缔约方中有一方认为独立更符合自己的利益，那么它就会瓦解”。美利坚合众国确实在1861年经历了一次生死存亡的考验。对于英国，拿破仑预言道：“我刚刚给英国安排了一个海洋上的对手，这个对手早晚要让它蒙羞。”[55]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杰斐逊能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功，依靠的正是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以及英国的银行。美国人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给拿破仑，于是就凭借自己良好的信用，发行了利率达6%的国债。拿破仑找到美国债券在欧洲的最大承销商——伦敦的巴林兄弟公司（Baring Brothers）和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公司（Hope and Company），把美国的债券兑换成现金（银行家们捞取了一笔丰厚的手续费）。虽然英法战事重启，但英国财政部仍允许巴林兄弟将现金从伦敦运往巴黎。[56]
“未来主义者”杰斐逊
杰斐逊的外交风格与他的施政风格一样，都是异于常人的。他对理念格外感兴趣，而且能预见历史的走向，这些特点使他成为一名“未来主义者”。在蒙蒂塞洛，杰斐逊的墓志铭上写着他自认为最重要的几项贡献：《弗吉尼亚权利宣言》《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大学。这些遗产中的每一项都在强调个人潜能、捍卫自由，并致力于打造一个新的、更有前途的民族、国家乃至世界。杰斐逊作为执政者——州长及总统——的成绩只能说是好坏参半，但他有一种罕见的本事，那就是能想象出一个与现在不同的未来。而且，他致力于人民的自由，以及解放能够实现后世成就的力量。
杰斐逊在1784年的条例中构想了一个不断扩张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由彼此平等的州和自由的人民组成。1803年，杰斐逊设想美国的扩张最终会创造一个横跨北美大陆的自由帝国。世界各地的人们被美国的自由所吸引而不断涌入，使得美国的人口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强，最终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力量。
杰斐逊的外交风格
不过，作为一位政治家，杰斐逊的工作肯定会有一些时代的局限。他竭力让美国避免卷入欧洲国家之间的冲突。他必须在欧洲列强尤其是那些对北美土地有所企图的列强之间周旋。杰斐逊憎恨欧洲的军国主义政治，并且试图阻止美国组建常备的陆军。于是，他尝试了另外一种方式。新型的美国外交强调和平解决争端，更喜欢商业往来而不是武力威胁。但是，杰斐逊也警告欧洲人，他们必须正视美国的实力，尤其是在这个国家依据公众的迫切愿望提出要求的时候。
这位总统很擅长用纸面上的实力恫吓对手，在没有军队支撑的情况下就能让对方感受到威胁。他的外交思想就是认定法国禁不起美国西进运动的冲击，也不想与美国逐渐增强的海上势力作对。杰斐逊可能十分相信——在绝对必要的情况下——美国的潜在实力可以通过动员民兵的形式快速表现出来。直到1812年战争中民兵部队溃败，美国在长距离作战中的后勤保障难题才暴露出来，常备军的重要性才得到充分的认识。不管怎样，皮雄和拿破仑最终都理解了在美国的主场违背美国意志的风险。在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其他国家也会陆续学到这一课。
杰斐逊的外交路线是撞了大运还是真的好？可能两者皆有之。要想在谈判中取得成功，谈判人必须对自己的目标有一个明确的认识，杰斐逊就是这样。他的外交手腕十分灵活，战术多变，同时也始终瞄准着目标。他始终保持与法国、英国、西班牙以及他自己的国会的沟通渠道通畅，同时也在了解欧洲和加勒比地区不断变化的局势，其中加勒比的局势尤为重要。他给法国提供了好处，即与美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或者说是，美国在反对英国的同盟中的分量这一砝码。杰斐逊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和传递信息，包括以非官方的方式使用杜邦这样的友人。杰斐逊欢迎谈判乃至交易，尤其是在这么做可以避免战争的时候。他与各方都保持合作，同时会向对方强调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结果。一位历史学家把杰斐逊的政策总结为“威胁和拖延”。[57]
这位总统也很善于把握时机。杰斐逊很有耐心，这使他可以经过仔细计算后刻意推迟行动——既不是匆忙行事，也不是无所作为。[58]他发现，谈判拖延越久，对法国人就越不利。他考虑了各地——圣多米尼克、欧洲以及北美——发生的事件将如何帮助他与法国谈判、向西班牙施压，以及向英国示好。他派门罗出使法国的时机可谓相当精准。
杰斐逊是美国第一位伟大的政党政治家，他很清楚如何在外交行动中运用国内政治的因素，而且能够运用得极为出色。美国公众要求美国政府用外交手段解决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河问题的呼声非常强烈，使得杰斐逊和其他负责人必须做出回应。杰斐逊拦住了联邦党人的开战请求，同时利用他们的好战情绪威胁法国。他精明地挑选门罗去法国，一方面是为了控制住西部各州的政治局势，另一方面是为了逼迫法国政府做出政治决定。杰斐逊可能不喜欢汉密尔顿的财政体系以及这位财政部部长对宪法“默示权力”的推崇，但是当美国需要这两样东西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时，这位弗吉尼亚人还是把它们都拿来为己所用了。
杰斐逊有时会在长远目标和现实需求之间犹豫不决。未来主义者也必须面对当下的问题。幸运的是，杰斐逊身边的朋友和同事能够与他形成互补。在杰斐逊打算提起宪法修正案的时候，麦迪逊终止了他的犹豫和拖延。门罗行事果断，敢做敢当，由他出使法国比杰斐逊去效果更好。
在他总统任期的后期，杰斐逊试图寻求一种“新外交战略”以避免美国卷入欧洲的战争，但这一次就没那么成功了。他在1807年禁止美国与所有战争中的国家进行贸易，此举严重损害了美国的经济，而且在外交层面也没有取得成功。美国的出口直到1835年才恢复到1807年的水平。[59]他对未来的设想也不全然切合实际。然而，与路易斯安那的成功相比，杰斐逊的这些失误都可谓微不足道。这次收购使美国变身为北美的霸主。19世纪后期的历史学家、两位总统的后人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曾说过，路易斯安那购地案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外交胜利”。他还认为这一成就“仅次于《独立宣言》的发表和宪法的制定”。[60]
1803年之后，打造一个大陆国家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其目标是把潜在的竞争对手都驱逐出去，或至少把它们阻挡在安全距离之外。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将是维护合众国的统一，以及证明一个横跨整个大陆的共和国可以生存并繁荣下去。奴隶制这个“令人憎恶的罪行”曾在1784年折磨过杰斐逊，它也将成为合众国在道德层面上面临的挑战。
注释
[1]关于杰斐逊对货币问题的笔记，见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vol.7,2 March 1784-25 February 1785,ed.Julian P.Boy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150-203。国会于1785年采纳了杰斐逊的十进制货币系统，见Willard Sterne Randall,Thomas Jefferson:A Life(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93),361。关于31篇报告，见Dumas Malone,Thomas Jefferson:The Virginian(Charlottesville,VA: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1948),411。
[2]Randall,Thomas Jefferson,362.
[3]委员会要求杰斐逊呈交一份报告，准备一个西部领地组建临时政府的方案，见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vol.6,21 May 1781-1 March 1784,ed.Julian P.Boy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603-612。
[4]Randall,Thomas Jefferson,362;Malone,Jefferson the Virginian,412-413;Noble E.Cunningham Jr.,In Pursuit of Reason:The Life of Thomas Jefferson(Baton Rouge,LA: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85-86;Jon Meacham,Thomas Jefferson:The Art of Power(New York:Random House,2012),173;John Ferling,Jefferson and Hamilton:The Rivalry That Forged a Nation(New York:Bloomsbury Press,2013),148-149.
[5]“Jefferson's Observations on DéMeunier's Manuscript,22 June 1786,” in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vol.10,22 June-31 December 1786,ed.Julian P.Boy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4),58.关于杰斐逊决定不再坚持谈论奴隶议题，见Meacham,Thomas Jefferson,174。
[6]Joseph Ellis,His Excellency:George Washington(New York:Alfred A.Knopf,2004),212.原始出处见“Enclosure,15 June 1789,” in 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Presidential Series,vol.2,1 April 1789-15 June 1789,ed.Dorothy Twohig(Charlottesville,VA: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87),490-495。关于在《邦联条例》之下设计并执行一个西部领土政策的困难，见George William Van Cleve,We Have Not a Governme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639-660。
[7]See David Hendrickson,Peace Pact:The Lost World of the American Founding(Lawrence,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3);idem.,Union,Nation,or Empire:The American Debate ov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awrence,K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09);Elizabeth Cobbs Hoffman,American Umpir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3).
[8]Charles A.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The Remarkable Story of Jefferson,Napoleon and the Men Behind the Louisiana Purchase(Naperville,IL:Sourcebooks,2003),5.
[9]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11,40;Alexander 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76),27,28,95,105.
[10]实际上，拿破仑三世此时应该被称为波拿巴，因为他还没当上皇帝。我在这里用拿破仑是因为这个名字在历史上更常用。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86,87,91,92;Jon Kukla,A Wilderness So Immense:The Louisiana Purchase and the Destiny of America(New York:Knopf,2003),204.
[11]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32-33,35-36.
[12]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37,41,42;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91,107,111;Kukla,Wilderness So Immense,216,225-226.
[13]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24,32;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98.
[14]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73,113;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57.
[15]在1804年之前，圣多米尼克一直是伊斯帕尼奥拉岛西部的名称。1804年，此地成为海地共和国。西班牙统治该岛东部，也就是现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两个国家在后文中都还会出现。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98-102;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45-54.
[16]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99-103.皮耶罗·格雷杰西质疑了孔德所说的美国援助海地的内容，但他承认美国商人与海地叛军做交易，见Piero Gleijeses,“Napoleon,Jefferson,and the Louisiana Purchase,”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9,no.2(2017),241-242。
[17]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02-104;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43,68-69.
[18]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13,116-117;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57-59,66.
[19]利文斯顿的思维更开阔，他后来资助了罗伯特·富尔顿的蒸汽船试验，开启了一个航海的新时代。1809年，他发表了“Essay on Sheep.” Kukla,Wilderness So Immense,235-238。
[20]关于利文斯顿和他的外交风格的讨论，见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74-90;Kukla,Wilderness So Immense,239-245。利文斯顿的观点在Frank Brecher,Negotiating the Louisiana Purchase:Robert Livingston's Mission to France,1801-1804(Jefferson,NC:McFarland&Co.,2006)中亦有呈现。布雷彻还收录了利文斯顿交给拿破仑的关于殖民地的备忘录的英文译本。
[21]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12;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118.
[22]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118-119;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17.
[23]最后，这些商人中的一员埃勒泰尔·伊雷内（Eleuthère Irénée），创办了一家成功的火药公司。
[24]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134-140,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14-115,130.
[25]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139.
[26]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142-143.
[27]见Edward Channing,The Jeffersonian System,1801-1811(New York:Cooper Square,1968),60-72;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19-122;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123-125。
[28]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21-122.
[29]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24.
[30]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27-129,132-134;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124-127.
[31]1794—1796年，门罗在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担任美国公使。他被指责为在英法两国间保持中立，但是从门罗的宣言中可以看出，美国对法国抱有深切的同情之心。美国和英国签订《杰伊条约》后，美国与法国的关系恶化，促使美国把门罗从法国召回。门罗之后于1799年当选弗吉尼亚州州长。
[32]书信原文见“From Thomas Jefferson to Thomas Mann Randolph,17 January 1803,” in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vol.39,13 November 1802-3 March 1803,ed.Barbara B.Oberg(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341。见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35。
[33]关于与英国结盟的可能，见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144,165。有研究者对杰斐逊考虑与英国结盟的真诚度持怀疑态度，见Robert W.Tucker and David C.Hendrickson,Empire of Liber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10-116。关于英国代办的建议，见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35。
[34]“From Thomas Jefferson to the Senate and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18 January 1803,”in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vol.39,350-354.见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36-137。关于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行动的综述，见Stephen E.Ambrose,Undaunted Courage:Meriwether Lewis,Thomas Jefferson,and the Opening of the American West(New York:Simon&Schuster,1996)及其他文献。
[35]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36;Tucker and Hendrickson,Empire of Liberty,117-122.
[36]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181;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36.关于政府的支出，见U.S.Bureau of the Census,The Statis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New York:Basic Books,1976),1115（在940万美元中，有440万是公共债券的利息）。
[37]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51.
[38]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123.
[39]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41.
[40]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126-128;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40,157;Kukla,Wilderness So Immense,267-268.
[41]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42.
[42]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53-154.
[43]这位法国历史学家是马里·约瑟夫·路易·阿道夫·梯也尔（Marie Joseph Louis Adolphe Thiers）。见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的第9章，尤其是第157-158页。
[44]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62-164;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92-94,163-164.关于利文斯顿的影响，见Kukla,Wilderness So Immense,255-256。拿破仑和马布瓦的讨论内容源自马布瓦的回忆。
[45]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165-166;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63.
[46]关于法国的口头承诺及之后的书面承诺，见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95,105。
[47]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64-165.
[48]法国曾想占领佛罗里达，但西班牙因考虑到墨西哥湾海岸的重要性而拒绝了法国，见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69。
[49]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180.
[50]关于门罗的决定的讨论，见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192-200。
[51]关于讨价还价，见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202-205;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67-172。关于范围，见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258;Monticello,“The Louisiana Purchase,” louisiana-purchase/。
[52]关于是否符合宪法的讨论，见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78,180-185;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208-212。
[53]引自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91。
[54]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214-215.
[55]Cerami,Jefferson's Great Gamble,223,239.
[56]亨利·阿丁顿首相后来要求巴林兄弟停止付款，但是霍普仍在巴林兄弟的暗中支持下继续支付。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72,173;Andrew Roberts,Napoleon(New York:Viking,2014),325-326.
[57]De Conde,This Affair of Louisiana,124.在近期的一篇历史评论中，格雷杰西认为杰斐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见Gleijeses,“Napoleon,Jefferson,and the Louisiana Purchase,”237。我认为这种观点低估了耐心、营造有利的环境、谨慎地使用威胁以及选择外交时机的作用。联邦党人曾呼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汉密尔顿可能会对此动心）；另一种可能是，总统以不自信和无所作为来应对问题。
[58]Tucker and Hendrickson,Empire of Liberty,125.
[59]Cobbs Hoffman,American Umpire,90.
[60]Henry Adams,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uring the First Administration of Thomas Jefferson,vol.2(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21),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