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绪论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Fingal O'Flahertie Wills Wilde,1854—1900），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是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之一，19世纪80—90年代英国唯美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和19世纪90年代颓废派运动的先驱，以其戏剧、诗歌、童话和小说闻名。在短暂的46年生命中，王尔德留下了《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1888）[1]和《石榴之家》（1891）[2]2部童话集，《民意党人维拉》（1880）、《帕多瓦公爵夫人》（1883）、《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1892）、《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1893）、《莎乐美》（1893）、《一个理想的丈夫》（1895）、《认真的重要》（1895）等7部戏剧，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1891），短篇小说集《亚瑟·萨维尔勋爵的罪行及其他》（1891），散文随笔集《意图集》（1891），《诗歌集》（1881）以及若干诗歌单篇。

一 问题的提出

王尔德研究从1878年王尔德的诗作《拉文纳》（“Ravenna”）在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公开诵读之后便开始了，距今已有140余年历史，国内王尔德研究始于1909年周作人首次翻译王尔德的童话作品《安乐王子》（The Happy Prince），至今已逾100年。国外王尔德研究大体上可分为推介、传记研究和影响研究、兴盛以及发展和再深化等四个阶段，已有论著、论文集、博士学位论文、期刊论文、硕士学位论文等为数不多的成果。国外研究以传记研究为著，对其生平、个性、经历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探讨得比较深入，戏剧研究的热度较高，小说、诗歌研究其次，童话所受关注较少，评论随笔的研究最少。从研究范式和视角上看，研究遵循这样的发展路径——从作家作品一般性研究到文本研究，再从文本研究转向读者研究、语境研究、性别研究和文化研究。相比戏剧和小说，国外王尔德童话研究相对滞后，“极少有人不吝笔墨长篇大论王尔德童话，虽然童话可能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3]，同时也是康斯坦斯眼中“最好的作品”[4]，因为系统性研究不足，显得薄弱。

国内王尔德百年研究史可以分为译介阶段、低谷阶段、文论批评阶段以及研究深入阶段，对各类作品的研究，最多的是戏剧和童话，其次是小说、散文和随笔，诗歌创作较少受到关注。国内王尔德童话研究成果数量大，但主要是硕士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和其他论著中的散论，多从王尔德童话的某一个侧面说明问题，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国内外王尔德童话研究已经关注到作品文体、取材、主题思想、文学形象、叙事艺术等方面的特点，聚焦于作品的成人化倾向、非纯粹性特征、道德教诲、作家身份与创作的关系以及作品与前人的创作之间的联系等问题，对王尔德的身份与童话创作、写作语境、所受影响等方面的挖掘较为深入，关于其过渡性特征的研究不够深入，对其现代性的研究比较少见。

纵观西方童话发展史可以发现，童话孕育于14世纪至17世纪中期，这一时期的童话并未从民间传说和奇幻文学等文体中独立出来。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上半叶是传统童话和经典童话的形成期。法国的多诺瓦尔童话、佩罗童话和德国的格林童话等是在收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基础上形成的民间童话代表。以霍夫曼为代表的德国浪漫主义童话开启了文学童话创作的新范式，并初探现代童话的一些叙事艺术。丹麦的安徒生在民间童话的基础上进行文学童话创作，对文学童话的成熟化、经典化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概言之，这一时期法国、德国和丹麦三地作家的童话创作共同奠定了经典童话创作的范式。整个19世纪是童话发展的兴盛期，文学童话在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达到鼎盛，这一时期也是传统童话向现代童话转型的关键期，童话创作者在创作中体现了较强的主体意识和现代意识，为现代童话的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是童话发展的成熟期，类别细化和浓郁的现代意识是这一时期作品的显著特征。时至今日，童话就像一位鹤发童颜、神采奕奕的耄耋老者，他一路走来，受到神话的神韵、民间文学的诙谐、奇幻文学的奇趣、戏剧的生动和现代小说的深刻的浸染，展现了蓬勃的生机和活力。

判断传统童话与现代童话的分野有几个重要依据。

第一，创作方式的变更。童话有口头创作和书面创作两种，口头创作的童话多是民间童话，由集体创作完成。书面创作的童话也有两种，一种是在收集和改编之基础上完成的民间童话。斯蒂夫·斯万·琼斯的《童话：想象力的魔镜》将薄伽丘的《十日谈》、斯特拉帕罗拉的《欢乐之夜》和巴西尔的《五日谈》列为最初的几部童话集，是较早的民间童话收集和再创作的例子，这些童话作品并没有形成固定的创作范式，是童话文体独立之前的产物。后来，佩罗童话和格林童话对民间童话的改编和再创造奠定了传统童话的创作范式。另一种是作家自己创作完成的，体现了作家的自主性和创作性，称为文学童话。其中借用民间童话素材、按照民间童话创作范式创作、表现传统主题思想的童话也是传统童话，如安徒生早期的作品《打火匣》《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拇指姑娘》《猪倌》等。只有突破了民间童话创作范式、带有较强作家主体意识和时代特征的那部分作品才称为现代童话，如安徒生的《小意达的花》《豌豆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幸运的贝尔》等典型作品。

从睡美人的故事，可以看到同一题材在传统童话和现代童话中的不同表现：1330—1344年成书的六卷本传奇故事《佩塞福雷传奇》（Le Roman de Perceforest）记录了民间传说睡美人的故事，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直到1528年才印刷成书，并正式出版发行于巴西尔的《五日谈》（1634）中。这两部书中的睡美人故事带有明显的民间文学特点，并不是为儿童创作的，美人的沉睡不是因为诅咒，而是预言。苏醒过来不是因为王子的亲吻，而是王子强暴了她，使她生了两个孩子，之后其中一个吮吸了她的手指，将使她入睡的亚麻吸走。仇视她的亦不是国王的母亲，而是国王的妻子。后来这个故事被佩罗、格林兄弟等收录进他们的故事集，分别命名为《林中睡美人》和《玫瑰公主》，去掉了强暴等情节，在语言上进行打磨，按照传统童话的范式进行改编、重写，更加适合儿童阅读。后来，迪士尼版本的《睡美人》增加了王子这一角色的分量，增添了男女主人公互动的环节，突出爱情的驱动力和人性的力量，并运用动画艺术来表现，成为典型的现代童话。

第二，作家主体意识和现代意识的融入以及现代艺术手法的采用。韦苇曾说：“从传统童话过渡到现代童话，主要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大量渗入，作家经验、体认、智慧的参与，以及幻想因素的现代化所造成。”[5]传统童话确立了儿童本位的创作立场、道德教诲的基本职能、传统主题和价值观、传统文学形象以及叙事艺术等，作家主体意识的融入突出体现在突破以上的传统范式。现代童话不管是内涵还是形式都表现出与传统的不同。在价值观、主题思想和内容等方面凸显现代意识。传统童话贯穿理性主义、集体主义、等级观念等价值内核，站在道德立场上表现善恶分明的主题思想，多以团圆、美好、正义战胜邪恶为结局，全文基调轻松明快；现代童话突出非理性主义、个人主义、平等观念，有些作品带有批判、怀疑、悲伤的色彩。传统童话的主题思想单一、统一；现代童话的主题思想往往是多重的、复杂的，呈现出分离、背离、矛盾、冲突等现代表征。传统童话反映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的现状；现代童话反映资本主义成熟期的现实。现代童话创作运用反传统的现代主义手法，有时也局部、有限地借鉴小说的叙事艺术，突破传统的单一叙事时空、单一叙事结构、单一视角，开始尝试多层次、框架性结构，常常跨越诗歌、戏剧、散文和小说等体裁的限制，尽可能地拓展童话艺术。

第三，单一创作立场向双重创作立场的转变，以及功能定位的作者立场向接受者立场转变。口头创作的民间童话以成人为本位；在佩罗童话之前，整理、收集而来的民间童话仍然以成人为本位；在佩罗童话之后，民间童话和按照民间童话范式创作的文学童话以儿童为本位，但是带有明显的成人视角。这些作品的创作立场比较单一，要么面向成人，要么面向儿童，较少有作品同时面向两类群体。以霍夫曼童话为代表的文学童话带有成人化倾向，预期读者不明确。现代童话呈现创作立场的多元化走向，有专为儿童创作的童话，有专为成人创作的童话，还有为儿童和成人共同创作的童话。童话创作立场的单一性向双重性转变反映了童话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也折射出读者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创作者应对读者市场变化的及时反应。传统童话功能不是从读者本身的需求出发，而是从作者设想的读者需求出发，以作者凌驾于读者之上的姿态俯视读者，以教诲功能为主导；现代童话满足于不同的读者群体，凸显接受者的主体地位，不论是以成人为本位的作品，还是以儿童为本位或双重本位的作品，都从读者的需要出发，作者保持和读者平等交流的姿态，以娱乐为主要功能，在此基础上兼及启迪思想、发展想象、培养美感等教诲功能。

第四，童话创作边界的拓展。当代童话作品的现代性突出体现在其边界的拓展，现代童话和幻想小说之间产生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有时二者之间还出现了重合。童话和幻想小说之所以会产生重合，根本上源于二者的虚幻性，两种文体都将充沛的想象力注入创作中。但是二者对虚幻的处理存在不同。一是主人公对于故事虚幻性的认知不同。在童话中，对于魔法和魔法道具的使用以及动植物能够开口说话等异于平常的现象，故事中的人物并未表示出任何异议，就像接受稀松平常的事物一样，并且故事人物自始至终都留在这个世界。在幻想小说中，人物对故事的奇异性、荒谬性感到好奇，表现出与读者同样的疑惑，并不能直接接受它们，他们带着劝慰自己接受的心理去体验虚幻世界，而现实世界和虚幻世界的界限分明，人物往往会重新选择回到现实世界。

二是故事人物进入幻想世界的方式不同。在童话故事中，整个故事都存在于幻想世界中，不存在进入幻想世界的途径。在奇异小说中，故事人物通过一个特殊媒介进入幻想世界，这些媒介可能是精灵、女巫等引导者，或者一个建筑物里的某个通道，或者一个物体，或梦境。除此之外，篇幅、题材内容、艺术形式也是区别童话和幻想小说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童话的篇幅相对较短，幻想小说的篇幅较长，但是篇幅长短不是判断的根本依据；童话的题材内容更具童趣，幻想小说题材更博大、严肃，有些甚至反映史诗般的宏大题材；从艺术形式上看，童话采用的艺术形式比幻想小说更浅显易懂，而幻想小说与一般小说的区别仅仅只在题材上，它们的外在形式仍然是小说，从理论上讲小说所用的各种艺术形式幻想小说都能使用。事实上，现当代很多作品既可看作童话，也可看作奇幻小说，如《纳尼亚传奇》和《哈利·波特》。

在西方童话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历程中来考虑王尔德童话研究中的一些焦点问题，比如：如何正确看待王尔德童话的成人化倾向，这是童话家王尔德个人创作的离经叛道还是童话发展的新趋势；王尔德童话的非纯粹性指涉哪些方面，反映了王尔德怎样的童话观；如何理解王尔德童话别样的道德教诲，其背后隐藏着作者怎样的创作意图；王尔德的童话创作与其民族身份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王尔德的童话创作对前辈作家创作的继承、超越与反叛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给王尔德及其童话进行比较准确的历史地位。如此能使我们得到不一样的启示。在童话发展的历程中把握王尔德童话儿童与成人双重本位的创作立场，在此基础上分析其作品的成人化特征；在王尔德童话与传统童话的对比中把握其非纯粹性特征；通过把握王尔德童话的教诲内容、对象、形式等方面的特点，揭示其教诲之独特性；从王尔德童话题材、主题、艺术形式等方面对各民族、各文类作品的全面借鉴，澄清王尔德童话创作与民族身份之间的必然联系，从作品兼容性的角度探讨作家创作与民族身份的关系；将王尔德童话放置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思考，探索王尔德童话的过渡性特征和现代性特征，进而对其进行历史定位。

基于此，本书通过精读王尔德童话作品、文论、传记、笔记、书信及其他相关作品，观照之前的、同时代以及现当代的童话作品，在西方童话创作从古到今的历史长河中对其进行研究，又将其与同时代作家作品进行比较。回到童话的本体论，借助历史的眼光和比较的视野，运用童话学、比较文学、社会—历史批评、叙事学、张力理论等理论和批评方法，通过探讨王尔德童话的创作动因、主题、文学形象和叙事艺术对传统的继承、发展和反叛，把握其在童话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过程中的过渡性特征和现代性特征，对其进行历史定位。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王尔德童话研究现状

王尔德童话早期研究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持续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有限，文章略多，研究专著篇幅较短，以推介为主要目的，印象式批评较多。西奥多·德·韦泽瓦的文章《奥斯卡·王尔德先生和英语儿童文学》是较早时期的论文成果代表。介绍性专著方面的代表有爱丽丝·赫尔佐格的《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6]。学术性较强的专著要数富勒顿的书《奥斯卡·王尔德的三个故事，由D.富勒顿再讲一遍》[7]。虽然这本书看起来只是重新讲述王尔德的童话，但事实上是一部细致的导读，著者的观点在评论中显现。

还有一些研究散见于王尔德童话集的前言中，如：1898年荷兰出版的王尔德童话集中P.H.里特的导言、1945年美国童话集中哈尔·特罗威廉的文章和1970年苏联《王尔德童话集》中余·科瓦列夫的评论文章等。[8]在1907年出版的《王尔德童话集》导言中，叶芝认为《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比《石榴之家》更成功，因为前者简单明快、对话多、更自然，他称赞道：“从未有人像这样为可能最小的读者创作这样艺术化的作品……为了更好地享受王尔德讲故事的天赋，我必须再听一次他的声音，听听那位无与伦比的谈话者的话。”[9]这一时期比较集中的一个议题是关于王尔德童话异于传统的教诲功能。约翰·艾伦·昆图斯认为王尔德作品中不道德和反道德的因素是一种面具，“在各种面具和姿态之下，真实的王尔德仍然是一个道德主义的维多利亚绅士，有着逃离不开的对说教的钟爱”[10]，昆图斯揭示，研究者们只看到了“保守的道德教诲”，而且即便是将道德教诲作为侧重点的研究也“异乎寻常地少”，大概是因为它们“太过于简单，以至于不必用更加严肃和道德的方式来对待，甚至比那些不道德的享乐主义思想还不受关注”[11]。厄普代克指出王尔德童话教诲对象的特殊性，称它们为儿童的睡前故事和成人的道德戏剧。[12]

20世纪80年代至今，王尔德童话研究步入深入化阶段。1986年，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召开了英爱文学研究联合会第九次国际会议，会议论文集收录了玛丽亚·艾多森题为《奥斯卡·王尔德故事中的语言隐喻》的论文。文章认为王尔德童话除道德教诲之外，还反映了生活与艺术的关系。[13]这一观点为新时期王尔德童话研究的拓展奠定了基调。

王尔德童话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有：2部专著、1篇博士学位论文、1部论文集以及研究论文2800多篇。扎勒斯·基林的《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是系统研究王尔德童话的第一部专著，这部专著最重要的贡献是厘清了王尔德童话、19世纪欧洲童话以及爱尔兰民间文学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了两部童话集的总体特征。杰克·齐普斯认为王尔德童话具有颠覆性特征。[14]与齐普斯的观点截然不同，基林认为王尔德的童话既不全然保守也不完全具有颠覆性，而是二者兼有：其保守性的一面反映在童话的教诲目的——使孩童社会化、教育他们融入现存的成人世界；其颠覆性表现在与民间文学的目标一致——是“孩童般的”农民反霸权、挑战“成人”贵族获得社会提升的手段。[15]基林从19世纪欧洲的文学童话传统和爱尔兰影响两个方面来看待王尔德童话，揭示其简单、超自然、道德的表象中蕴含的丰富的社会、政治、宗教、民族内涵，提出这些故事反映了19世纪后半叶特别是土豆饥荒之后爱尔兰民众的生活。基林认为《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中的故事反映了爱尔兰天主教民众的困苦处境，《石榴之家》则更接近基督教故事。

安·希林洛的博士学位论文《讲述美而不实的事：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撇开王尔德的同性恋身份和凯尔特文化对其童话创作的影响，首次从文学和民间传说两个思考路径进行研究，在19世纪文学童话创作者群体，如罗斯金、佩特、安德森、狄更斯、乔治·麦克唐纳、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和莫勒斯瓦夫人等人的童话创作语境中考量王尔德童话，既抓住了王尔德童话的文学特质，也把握其民间文学的特质。同时特别注意梳理王尔德唯美主义哲学的表征，对他的童话和美学思想进行了互证式研究，认为它们贯彻了唯美主义思想、偏离了传统童话样式，并称其为一种童话的亚文类——“美学童话”[16]。

安妮·马基的专著《奥斯卡·王尔德的童话：来源与语境》是王尔德童话系统研究的最新成果，她的研究力求原创性和独特性，特别注意避开童话研究者们（如杰克·齐普斯）的观点，堪称王尔德童话研究方面最值得借鉴的研究专著。这部专著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王尔德素材来源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对每篇童话中来自法国、丹麦、英国、爱尔兰和德国等欧洲各国的文学、艺术、民间传说进行了系统梳理，通过大量事实揭示了王尔德童话的爱尔兰、英格兰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历史以及文化背景，还列举了作品对爱尔兰语言的借鉴。因为素材来源庞杂、缺乏系统性，马基的专著和基林一样，以每篇童话来结构全文，对每篇童话的素材来源进行了系统梳理，却没有揭示王尔德童话取材的全貌，这是结构安排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缺憾。

约瑟夫·布里斯托编的《奥斯卡·王尔德与儿童文化》[17]（2017）是少有的国外王尔德童话研究方面的论文集，文集收录8篇论文，加上他本人的导言，共计9篇长文，从心理学、文学创作与照片艺术、美学教育、利他主义美学、衣着与装饰政治、谎言论、儿童文学属性、作品改编等角度展开讨论，研究王尔德童话的寓意、美学内涵、来源、语境、儿童文化内涵等方面内容，揭示了王尔德童话与当代文学创作的互动，是王尔德童话当代研究方面的力作。

王尔德童话研究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有：王尔德童话的成人化倾向、王尔德童话的非纯粹性、王尔德童话创作与其民族文化身份、王尔德童话与前人作品的关系及其历史定位等。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对其成人化倾向的不同看法。1891年11月30日，有人在《蓓尔美尔街公报》（Pall Mall）上对《石榴之家》的成人化倾向持反对态度：“《石榴之家》是为孩子写的书吗？我们承认我们无法确知。”[18]1892年2月6日，《雅典娜神庙》（Athenaeum）杂志评论道：“可能这本书（《石榴之家》）并不是为‘英国儿童’写的；因为它肯定会让他尖叫起来，或者因为恐惧或者因为喜欢，视其性情而定。”（Oscar Wilde: The Critical Heritage 130）理查德·潘恩甚至因为王尔德童话作品的成人化倾向，将其归入民间传说，他说道：“童话故事是为孩子们设计的，是向孩子们揭示真实的成人世界景象的比喻（allegory），让他们通过理解真实世界的构成部分，去探究满意的路径。民间传说更多变，是寓言故事（parable）：是写给成人的故事，这些人迷失在路标中、正在历经故事中同样的困境……王尔德的故事就属于民间传说。”[19]诚然，潘恩看到了王尔德童话中的成人化倾向，但是他忽视了它们的儿童旨趣。

关于王尔德童话的非纯粹性批评主要指涉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其创作立场的非纯粹性，评论界认为王尔德童话创作中唯美的图片、华丽的辞藻、通篇的讽刺都不适宜于儿童读者。1888年5月《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出版不久，《雅典娜神庙》杂志的论者就批评道：“这里面辛辣刺激的时代批判将其区别于纯粹的童话故事。”（Oscar Wilde: The Critical Heritage 55）11月30日的《蓓尔美尔街公报》论者进一步说道：“那些极端唯美主义的图片似乎并不适宜于孩童，王尔德先生那相当‘丰满’的写作风格亦是如此。……孩子们一定更喜欢汉斯和格莱泰的糖果屋，而不是王尔德先生的‘厚重的挂毯’和‘天鹅绒的华盖’……王尔德先生的用词在我们看来似乎也不适宜于儿童。”（Oscar Wilde: The Critical Heritage 125）

二是关于作品体裁的非纯粹性，17世纪以来，童话作为一种独立的体裁逐渐形成既定的写作范式，而王尔德的童话则打破了这些创作范式的规制。从文体风格上看，王尔德童话呈现出散文、诗歌、传奇、童话等多种体裁的特征，如《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的论者所看到的：《石榴之家》“几乎所有的故事都遵循德国童话（Märchen）的写法，有一篇更像中世纪德国的诗歌故事（Fablio）”，还有的故事则游离于“半中世纪”和“半当代社会主义”之间（Oscar Wilde: The Critical Heritage 127）。迈克尔·C.柯特赞的文章聚焦于《自私的巨人》，揭示了该作品的多种文体特点——寓言、说教示例和梦境描述，并据此称其为“文学童话”[20]。从取材上来看，小到文学形象和创作母题、大到叙事模式，王尔德童话广泛借鉴了各类作品，如爱尔兰民间传说，欧洲其他国家民间传说，圣经故事，其他作家的童话作品（包括诗歌、小说等在内的其他文学作品），并对它们进行了合目的性的选择和改造。

三是关于其艺术手法的非纯粹性。19世纪的读者质疑讽刺运用于童话的适当性，对王尔德童话中弥漫的社会批判持否定态度。亚历山大·G.罗斯曾说：“真正的童话故事的主要职能之一是激发同情……没有孩子会同情王尔德先生的《快乐王子》……孩子们根本不喜欢讽刺，这些故事的主导精神是讽刺——与汉斯·安徒生截然不同的辛辣的讽刺。”（Oscar Wilde: The Critical Heritage 57）

关于王尔德的童话创作与其民族文化身份的探讨也是焦点问题。W.B.叶芝在并不确定是否阅读了《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之前就宣称这是“一部爱尔兰童话故事书”，他“可能认为两位杰出的爱尔兰民俗学家的儿子创作的任何故事都必然来自于爱尔兰传统”[21]。相比叶芝大而化之的做法，后世学者们的研究更加细致。安妮·马基对王尔德童话作品中的爱尔兰民间文学来源的素材和非爱尔兰来源的文学素材进行了系统分析，进而得出：“虽然王尔德的故事取材于爱尔兰民间传说，但是因此断定王尔德与其父母一样尊重爱尔兰民间信仰，进而以他母亲早年的民族主义政治活动和父亲对爱尔兰农民的关爱来阐释王尔德童话势必会犯错。”[22]

事实上，王尔德的爱尔兰人、英国人、英—爱贵族等民族身份，以及他的基督徒、异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有产者、无产者、贵族等各类文化身份，都只代表了他的出身及其影响，这些影响对他的童话观之形成及童话创作全面而深刻，但并不能据此说明他的童话创作是为某种身份代言。王尔德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自己的身份认同，在法国他说：“我原本是爱尔兰人，英国人迫使我讲莎士比亚的语言。”[23]在有些时候，他也戏谑地称“野蛮的爱尔兰人”[24]，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爱自己的国家。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愿把它（《快乐王子》）献给我和一切流淌着凯尔特血统的人们所崇拜敬仰的人，还有那些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25]其次子维维安·贺兰讲：“王尔德曾说，他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能够娱乐工人阶级，激怒中产阶级以及迷惑贵族阶级。”[26]贺兰还指出王尔德童话创作深受爱尔兰地区神秘主义色彩的天主教和民间传说影响。[27]

王尔德的身份认定到底是爱尔兰人还是英国人，英—爱贵族还是英国臣民，英国人还是欧洲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还是异教徒，中产阶级还是底层民众？崇尚谎言艺术、面具艺术的王尔德并没有给我们笃定的答案。从文化身份的迷雾中去理解王尔德的创作不可能，凭此理解其童话也行不通。我们能看到的是，作家的各类文化身份反映了其作品的思想源泉和文化根基，是启发作家创作的重要因素。从其童话作品文本中能直接看到欧洲童话、基督教圣经、东方文化、爱尔兰本土天主教文化的影响。其作品透露出对爱尔兰贫民的同情，一些取自爱尔兰民间文学的元素和少量爱尔兰语用法也透露了爱尔兰语和爱尔兰文学对作品的影响，但是不能因此夸大民族身份对其创作的影响。王尔德就是这样一个矛盾、复杂、丰富、独特的作家——无限同情爱尔兰民众、认同英国人、青睐欧洲人、双向认同基督教和天主教、敬畏宗教、向往异教神秘世界；同样，他的童话作品也是独一无二的，对各类文学素材的采纳和改编都是为了更完美地表达其作品的艺术形式和主题思想。

关于王尔德童话在童话史上的定位并没有定论。杰克·齐普斯是少有的将王尔德看作转型期童话家的学者：“麦克唐纳、王尔德、鲍姆已经成为经典童话作家。他们的经典性与佩罗、格林和安徒生等人从本质上讲并不一样，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区别对待他们对童话体裁的贡献，主要在于其代表了童话话语在文明进程中的转型，以及为当代作家和后来创新者们所树立的榜样。”[28]在讨论王尔德童话与前人创作之间的关系时，很多研究者以安徒生为参照，如1888年9月1日《雅典娜神庙》杂志的论者说，“写作童话的天赋少有，而奥斯卡·王尔德先生则显示出他所拥有的天赋尤其少”，“虽然王尔德先生的童话特点突出，但它们根本不足以与汉斯·安徒生相提并论，想要给出比此更高的评价实属不易”（Oscar Wilde: The Critical Heritage 55）。还有论者说道：“这些故事似乎追随了汉斯·安徒生，在诗化和想象力方面很像他；然而又轻易地游离于‘恶徒’的狂喜和高端艺术家具商人的目录表之间。”（Oscar Wilde: The Critical Heritage 125）

20世纪80年代之后，评价虽渐趋公允，但对王尔德童话追随安徒生创作的观点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如王尔德传记作者皮特·雷比认为《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在写作技巧和主题方面以《安徒生童话》为基础。[29]当代研究者们侧重王尔德童话的特点，将其看成对《安徒生童话》的延展性呼应。[30]还有一些代表性研究，如玛丽·沃克（1976）对比《夜莺与玫瑰》和《快乐王子》，认为前者更为成功，因为它浪漫、奇幻而幽默；[31]贾斯汀·T.琼斯将《西班牙公主的生日》和安徒生的《丑小鸭》进行互文性阅读，探究了这篇童话来自《安徒生童话》的影响，认为该童话是对《丑小鸭》的“延展性反叛”，继承了这部作品的“气质”（ethos）。研究者们不乏“往回看”的历史眼光，却较少“向前看”，只有些只言片语流露出对作品现代性的关注，如大卫·莫纳汉谈道，“在很多方面，王尔德的童话预兆了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以及艾略特在《荒原》中所运用的方法”，但是“在宣称他的个人能力超越个人世界局限的信念上，王尔德比乔伊斯和艾略特更乐观”[32]。

在主题思想研究方面，现有研究讨论了同情主题、爱的主题、赎罪主题、同性恋问题、伦理意蕴等，探讨了作品对维多利亚时期传统道德、社会现实的批判，揭示了其中复杂的道德内涵和王尔德自身的爱恋历程。罗伯特·马丁对《快乐王子》的解读是代表性成果，马丁认为王尔德童话“让他能够以一种逃避社会监察的自由形式表达自己的心理发展……这个故事表明了王尔德向往的爱人的样子，他能教会其无私的爱，并且能够以自我牺牲、精神发展的方式来和他分享”[33]。作品人物形象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来自安·希林洛，她关注到学界较少讨论的作品——《了不起的火箭》，通过阐释故事中的各类文学形象及其关系，揭示作品与唯美主义运动和现实的关系，从作品中弥漫的实用主义气息把握实用主义与艺术作品间的张力。[34]作品叙事艺术研究方面，大卫·莫纳汉运用弗拉迪米尔·普洛普的民俗形态学、芬兰民俗学家阿克瑟尔·奥立克的13条民间叙事史诗原则和约瑟夫·坎贝尔的神话结构主义理论，探讨了王尔德对民间文学和神话结构的借鉴以及意图性背离。[35]

总的来说，相比其他文类研究，国外王尔德童话研究显得不足；王尔德文论研究、文献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其他文类作品的研究成果没有能够运用到童话研究中来，对其童话作品的创作立场、功能、主题、文学形象、叙事艺术等问题缺乏系统研究，对作品的传统特征及现代特征的探讨也比较零散。

（二）国内王尔德童话研究现状

童话是最早通过翻译传入中国的王尔德作品，童话研究相比其他文类也是最早的。从现存的史料来看，1909年鲁迅与周作人在东京合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其中，首篇作品就是周作人用文言文体翻译的《安乐王子》。而后，还有穆木天、由宝龙和巴金等人在童话集中收录的不同版本，后来使用最多的译名“快乐王子”来自巴金。最早的王尔德童话集有3部，穆木天的译本最早，于1924年翻译，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收录了《幸福王子》、《莺儿与玫瑰》（“The Nightingale and the Rose”）、《利己的巨人》（“The Selfish Giant”）、《渔夫与他的魂》（“The Fishman and His Soul”）和《星孩儿》（“The Star-Child”）等作品；第二部《王尔德童话集》由宝龙翻译、世界书局于1932年出版，收录了《幸福王子》、《夜莺与玫瑰》、《自私的巨人》、《忠实的朋友》（“The Devoted Friend”）、《驰名的火箭》（“The Remarkable Rocket”）、《少年王》（“The Young King”）和《星孩儿》；第三部由巴金翻译，文化生活出版社在1948年出版，题名《快乐王子集》，收录了王尔德两部童话集《快乐王子及其他故事》和《石榴之家》中的9部童话，是王尔德童话的第一部中译本全集。

早期研究以推介为主，印象式批评较多，但是，把握了王尔德童话创作的一些关键问题：体裁（即王尔德童话到底称不称得上童话）、成人化倾向、功能、主题、创作缘由、与传统童话的异同等，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王尔德童话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关于体裁问题，陈旭轮认为王尔德童话和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相比较，不能称为童话，或者称为“一种特殊的童话”[36]；周作人将它们定性为“文学的童话”，“记录民间童话的人是民俗学者，德国的格林兄弟是最著名的例，创作文学的童话的是文人，王尔德便是其中之一人”[37]，“所以安徒生童话的特点倘若是在‘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那么王尔德的特点可以说是在‘非小儿说话一样的文体’了。因此他的童话是诗人的，而非儿童的文学”[38]。

周作人总结王尔德童话的基调是“热烈的爱和虔诚的爱底赞美和嘲笑的、骄激的社会的批评”[39]。赵景深因作品直接描写阴暗、丑陋、功利的社会现实而否定其道德立场，强调作者以童话表现自我、改良社会的目的，否定其教育儿童的意图。[40]关于创作主题，周作人认为王尔德的“爱就是美，美也就是爱。美的乐园就是爱的天国”，王尔德崇尚的是个人主义而非自私自利主义，他提倡的享乐主义也不是官能的享乐，而是对于“美的乐园底享受”[41]。赵景深分析王尔德创作童话的缘由有三：一是聪颖的天赋和父母的教育；二是牛津大学教授罗斯金教授的童话创作影响；三是唯美主义的人生艺术化主张与童话题材的契合。

周作人和赵景深还通信探讨安徒生与王尔德童话的总体特征方面的异同：赵景深认为王尔德的童话显得更加“深奥”和“抽象”，他们二人的共同点在于“其一就是都是文学的童话，有所寓意；并且不是平铺直叙，都有文学的结构。其二就是都是美的童话……虽是有时都免不了对于社会发生哀怜，但从哀怜中生出乐观来；他们那种高尚的情绪，同等的使我发生愉快”。周作人认为二人的差别在于“纯朴”（naive）与否，“王尔德的作品无论是那一篇总觉得很漂亮，轻松，而且机警，读去极为愉快，但是有苦的回味”，王尔德的童话世界是“成人的世界”，而安徒生的世界“复造出儿童的世界了……大抵是属于第三的世界的，这可以说是超过成人与儿童的世界，也可以说是融和成人与儿童的世界”[4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王尔德童话新一轮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受阶级论、意识形态论、二元论的影响较大，如：董星南1984年发表的文章《王尔德的童话》肯定了王尔德童话的进步思想，认为虽然其童话以宣扬唯美主义为目的，但同时揭露了资本主义的一些问题、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张建渝的文章《试论王尔德散文叙事作品中的童话模式》，探讨了王尔德童话叙事模式中的二元对立，从结构形式和主题两方面揭示了虚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两极对立和对立主题上“灵与肉”的美丑。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王尔德童话方面的论文逐年增加，以2020年8月为时间节点，以王尔德童话为主题的期刊论文与硕士学位论文300余篇，然而，鲜有专著或博士学位论文以王尔德童话为题。研究采用了各类批评方法和理论，如形式主义批评、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生态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文化批评、影响研究、哲学、美学、接受美学、语言学、心理学、宗教学、翻译学、伦理学、叙事学、互文性阅读等，为王尔德童话研究提供了多种视角。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

题材研究。关于王尔德童话的题材，除了周作人的“文学的童话”的提法，还有“童话小说”“成人童话”等提法，这些提法各有侧重。舒伟采用杰克·齐普斯的观点，将英国的文学童话称为“童话小说”，并将王尔德童话也归入此类并辟专章讨论其艺术特色。舒伟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童话发展的历史语境中来看待王尔德童话，认为它们是对安徒生童话的反讽，与传统童话形成互文性关系，并具有“儿童本位”和“非儿童本位”[43]的双重特性。邬安安因作品中孩童无法理解的社会寓意和情感体验而称其为“成人童话”[44]，这种提法只看到了作品成人化的一面，有失偏颇。

语言研究。语言研究从语篇、语用、修辞手法、翻译等角度展开，语篇和语用研究方面的论文成果侧重理论对文本阐释的适用性，修辞手法方面的研究主要探讨了反讽和隐喻。代表性论文及其研究内容如下。蔡亚萍的硕士学位论文《王尔德童话语言的功能及语用研究》运用系统功能语法从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等角度对王尔德童话进行分析。唐蓓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奥斯卡·王尔德童话中的“成人世界”》分析了作品诗化的语言、对话体语言、莎士比亚式戏剧语言，以及隐喻、悖论、反讽、拟人、象征、陌生化等修辞手法的运用。陈海容的《王尔德〈快乐王子童话集〉中的反讽艺术解读》从言语反讽、结构反讽和戏剧反讽的角度揭示了作品中的反讽群像和对功利主义的反讽。王睿的硕士学位论文《“放大”的人性与价值：王尔德童话隐喻研究》（英文）列举了两部童话集中大部分的明喻以及少量隐喻。张梦媛和刘媛的论文《王尔德童话中的比喻喻体分析》统计并分析了王尔德童话中常见喻体和特殊喻体与唯美主义主张之间的矛盾。宋瑶对《夜莺与玫瑰》的词汇、句法、篇章等文体特点进行了分析。另外，翻译研究方面的成果也比较多，主要从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展开讨论，译者的自主性和读者接受的问题是讨论的重点。

主题思想研究。关于王尔德童话主题的研究，涉及爱、爱与苦难、苦难、美与爱、死亡、灵肉、生命与爱情、纵欲与救赎、宗教救赎和自我救赎等主题，研究以单一主题和双重主题为主，缺乏对其多重主题和主题的多重性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中，硕士学位论文有7篇，是王尔德童话主题研究的代表，其中赵丽君的论文《悖逆的主题：陌生化解读奥斯卡·王尔德童话》对王尔德的同性恋、死亡和善无善报的友谊等三个悖逆性主题进行了探讨。另外6篇围绕单一主题展开研究，其中有4篇研究死亡主题，分别是：祝传芳的《论王尔德童话中唯美的死亡》、马春蕾的《王尔德童话中的死亡观之阐释》、杨桂双的《王尔德童话死亡主题的审美探究》和韩京的《论奥斯卡·王尔德童话中的死亡美学》。关于苦难、爱情的论文各有1篇，分别是孙加的《论王尔德童话中唯美的苦难》（英文）和石旺君的《寻爱之旅——奥斯卡·王尔德童话爱情主题研究》（英文）。另外，有代表性的主题研究还有：余迎胜和李华维对爱与苦难的探讨，张炳飞对慈爱、友爱、情爱和仁爱主题的探讨，董莉莉对纵欲与救赎以及感官主义泛滥现象的研究，以及王梦琪和柯文娣对宗教救赎和自我救赎的研究。

创作思想方面探讨了作品的矛盾性及其根源、灵肉观、乌托邦精神、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相关内容。韩春雨的硕士学位论文《论王尔德童话的矛盾性》、廖淑娟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唯美主义的矛盾性——王尔德童话作品研究》以及伍碧鸽的论文《王尔德唯美主义矛盾的根源探析》对王尔德创作实践、创作背景、创作观和唯美主义思想矛盾等方面展开研究。曹荣荣的论文《〈快乐王子〉中乌托邦精神解读》是王尔德童话乌托邦思想研究方面少有的代表性论文，论文把握了王尔德童话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对作品的宗教意识、宗教思想、宗教元素、宗教情节和人物的宗教原型等方面的探讨也比较典型，其中喻国伟的论文《基督教视野下的王尔德童话》对“罪恶—惩罚—忏悔—再生”的救赎模式的探讨、张婷的宗教原型分析、符韵和翦洁对《自私的巨人》的原型分析、孙加对基督受难原型的分析等都是代表性成果。

叙事艺术研究。叙事艺术方面的研究探讨了叙事结构和叙事特点等方面内容。叙事结构研究采用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方法。经典叙事学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王建珍的硕士学位论文《王尔德童话的叙述学研究》，论文在传统童话的参照下系统分析了作品的叙述时间（包括时间观、时序、时距、频率）、叙述语式（叙述视角和叙述距离）和叙述语态范畴（时间层和叙述层）等内容。张静、段枫和卢舒婕的论文是后经典叙事学方面的代表成果：张静的论文从《打鱼人和他的灵魂》的结构上升到作家灵肉观、创作观；[45]段枫对《快乐王子》中双重叙事运动的研究是经典新读的优秀成果，她从日本、欧美和中国学界对该部童话作为文学童话和男同之爱的不同认识出发，追踪文本的双重叙事运动，分析了叙事情节运行中的儿童教育作用和男同之爱的隐性叙事，揭示了文本的丰富内涵；[46]卢舒婕的文章《多重空间的重叠及叙事意义——〈少年王〉的叙事空间研究》也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研究视角。叙事特点方面的研究讨论了反传统的主题、多重性和可变性的人物性格、传统意象的反义运用、非童话的词汇、修辞和句式的运用等，杨霓的论文《论王尔德童话的特点》是这类研究的代表。

比较研究。还有一些王尔德童话与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将王尔德童话放置于童话史的广阔视野下的比较研究，从中也能得到有益启示。在王尔德童话和安徒生童话比较研究中，王卓的语料库方法、黄俏和柳明的风格研究、孙颖亮的反讽分析、蒋乡慧的圣经拯救模式分析等都是典型范例。这类比较研究可以从主题和语言两个方面深化：一、从二人基督教思想、基督教态度、社会历史意蕴等角度探讨他们的童话内涵之差异；二、在对各自原著阅读的基础上探讨语言风格和表现手法的差异。在王尔德童话和格林童话的比较研究中，研究者突出展现了王尔德童话逼真、具体、诗意和至爱至美的美学观，虚幻世界和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和现实世界以及角色自身的对立，叙述主体的“不确定性”、多层次叙述话语和不同于传统的皆大欢喜式的震惊寓意式结局，如李增彩的硕士学位论文《王尔德唯美主义童话对传统童话的颠覆与开创》。

还有一些论文将王尔德童话放置于儿童文学史中进行考察，对王尔德童话的成人化特征和儿童文学观进行了探究，从一个侧面把握了王尔德童话与童话创作发展历程的契合。如马银泽的硕士学位论文《试以王尔德童话看西方儿童文学嬗变》在史诗—神话—王尔德之前的童话—王尔德童话—王尔德之后的童话这一主线上探讨受众的改变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揭示西方儿童文学史从小大人到儿童，再到儿童成人化转向，将王尔德童话看成西方儿童文学的转折。胡怡的硕士学位论文《王尔德童话的“成人化”问题研究》展现了王尔德童话成人化的内容和语言，认为成人化的童话能够满足儿童的阅读需求、具有独特的精神价值，但同时建议童话创作要避免过度成人化。这两篇论文从儿童读者的立场来看待王尔德童话的成人化特征，对童话创作立场的把握不够，没有看到王尔德童话儿童与成人的双重本位的创作立场，更没有看到功能、主题、文学形象、叙事艺术等方面的特征，有失偏颇。任慧的硕士学位论文《王尔德童话：新思维下新的儿童文学观》从五个方面展现了王尔德的新思维——死亡母题、多重叙事时空、复合话语、复杂的精细器物描写以及复杂的美丑关系等，以此揭示王尔德的现实的儿童文学观。这篇论文把握了王尔德童话的现实性特征，对五个方面的把握也比较准确，但是没有上升到文学本体论的高度。

国外王尔德童话研究有论著、论文集、博士论文、硕士论文、期刊论文等成果，对王尔德身份与童话创作、王尔德童话写作语境、王尔德童话所受影响等方面挖掘较为深入，但相比戏剧和小说，童话研究相对滞后。国内王尔德童话研究成果数量大，但主要是硕士学位论文、期刊论文和其他论著中的散论，多从王尔德童话的某一个侧面说明问题，缺乏系统深入研究。国内外已有研究涉及作品文体、取材、主题思想、文学形象、叙事艺术等方面内容，聚焦于作品的成人化倾向、非纯粹性特征、道德教诲、作家身份与创作的关系以及作品与前人创作等问题，较少将王尔德的童话创作放置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语境中考察，童话史上也没有对王尔德及其作品进行明确定位。

国内学界将王尔德童话纳入童话史和儿童文学史，肯定其历史贡献，却较少为其定位。《世界童话史》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国，奥斯卡·王尔德、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和约瑟夫·吉卜林等人在童话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童话作品“有意无意成为这一时期儿童文学的有力支柱”[47]。《世界儿童文学史》和《外国童话史》却对其文学史地位避而不谈。相比佩罗、格林兄弟、安徒生等前辈作家，王尔德的童话现代性特征突出；相比罗斯金、金斯利、麦克唐纳等同时代作家的童话作品，王尔德童话对传统的反叛是大胆的，相比卡罗尔，王尔德童话则更完整地继承了传统童话的基本要素及文体特征。从创作手法上看，它们融合了传统民间文学的素材和创作技法，延续了安徒生文学童话的基本创作范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王尔德还进行了创新、发展，他的童话故事篇幅比传统民间童话更长，思想内容更复杂、更深刻，文学形象丰富而有特色，叙事艺术比传统童话更加成熟。可以这样说，王尔德童话是童话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过程中的典型代表，反映了传统童话向现代童话的全面过渡。

在对国内外王尔德童话研究的考察、对传统童话与现代童话特征的梳理以及对现代性的界说之基础上，本书将精读王尔德童话文本，考察他的文论、传记、笔记、书信，借鉴王尔德之前、王尔德同时代以及现当代童话作品，运用童话学、叙事学、比较文学、张力理论、社会—历史批评等理论和批评方法。将王尔德童话的创作立场、功能定位、主题思想、文学形象和艺术形式等要素放置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语境中进行思考，探索王尔德童话儿童与成人双重本位的创作立场，教诲、娱乐、认知和叙事并举的功能定位，对传统童话主题的继承、突破、反叛、颠覆，对传统文学形象及其分类的延续和改造，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借鉴和革新。在此基础之上，把握王尔德童话在童话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语境中的过渡性特征，探索王尔德的童话观，并试图为其进行历史定位。

三 选题意义与研究方法

（一）选题意义

本书从王尔德童话的创作立场、功能、主题、文学形象和艺术形式等方面探讨其对传统童话的继承、发展和反叛，比较它们与同时代童话、现代童话的异同，在西方童话创作从古到今的历史长河看，又将其与同时代作家作品进行比较，其研究意义如下。

其一，通过对王尔德童话的创作立场、功能、主题、文学形象和叙事艺术的研究，弥补系统研究之不足。国外王尔德童话研究专著侧重于王尔德童话的思想根源和取材，按照单篇童话结构全文，无法把握作品的整体风貌；博士论文从唯美主义思想探入，并参考了其他唯美主义思想家的思想，对王尔德童话的唯美特质把握得当，并未对童话的其他特质进行系统阐释。其他研究比较分散，多从单篇或几篇童话入手，借助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研究、结构主义研究、文学文体学研究、精神分析研究、社会—历史批评、女性主义批评等理论及批评方法，对作品的一个或几个侧面展开分析，难得其全貌。从研究内容上看，现有研究较少就童话创作立场、功能等本体论问题展开探讨，主题研究缺乏对多重主题以及主题的多重性、复杂性的全面探讨，形象研究从单个形象或一组形象入手，没有进行系统分类、较少考察其与传统形象之间的关系，艺术形式方面的研究多借鉴经典叙事学的视角，较少参照后经典叙事学，缺乏对修辞艺术的全面研究。本书对王尔德童话整体进行全面研究，力图以系统性突破以往研究的疏漏、片面和不足。

其二，通过探讨王尔德童话的创作动因、主题、文学形象和叙事艺术中在童话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过程中的过渡性特征，对其在童话史上的定位具有参考价值。以往研究将王尔德童话与以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为代表的传统童话进行了非系统性比较，较少参考E.T.A.霍夫曼、莫特·福凯、约翰·罗斯金等前辈及同时代作家如刘易斯·卡罗尔、乔治·麦克唐纳等人的童话作品，更少兼及现代童话，因而对王尔德童话的总体特征把握不够，没有对其进行准确定位。本书参照前人作品、同时代作品以及现当代作品，突出童话发展的现代性语境，在历史视域下精读王尔德童话，分析其主题、人物形象、艺术形式等方面对传统的反叛，挖掘其现代性特征，探析传统童话观向现代童话观的转型，把握传统童话向现代童话的过渡，为确立王尔德童话在童话史上的地位提供参考。

其三，通过研究王尔德童话对传统童话的继承、突破和反叛，为中国当代童话在借鉴、传承、发展传统童话的基础上进行童话创作提供参考价值。中国古代童话发源于先秦到秦汉古代典籍中的神话传说和寓言，见于《山海经》和《列子》，在魏晋志怪小说和唐朝传奇小说中进一步发展，再进一步延续至宋代传奇，至明代《西游记》和编入启蒙教材的寓言故事，童话越来越具备故事性和童话性、接近现在的面貌，到清朝志异小说《聊斋志异》和《镜花缘》，中国传统童话基本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童话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期，戊戌维新运动的思想启蒙家们倡导发展儿童文学，随之童话创作和译介活动开展起来，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作品集《童话》开启了新时代童话创作的进程。[48]时至今日，中国传统特征明显且具有时代精神的童话作品并不多见。王尔德童话为吸收、改编民间文学和继承、发展欧洲传统童话进行童话创作提供了经典范例，可以为中国当代童话吸收、传承并发展传统童话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二）研究方法

1.童话学

童话之为童话，有其独特性，童话学探讨童话这一特定文学样式的本质性问题，包括童话的性质、定义、特征、类别、功用、对象、要素等。本书运用童话学关于童话的定义、读者对象、功能和文学形象等本质性问题，在此基础上阅读王尔德童话，把握王尔德童话要素的本质特征以及偏离传统童话的特征，探讨其过渡性特征，并以此反观童话的发展和童话观的演变。本书第一章考察童话史上童话读者对象的变化，以此为基础讨论王尔德童话的儿童与成人双重本位创作立场，将童话学的读者对象问题与王尔德的童话创作诉求进行勾连，把握童话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创作立场的变化。借鉴童话学关于童话的认知功能、教诲功能、娱乐功能、审美功能等相关成果，探索王尔德童话功能的过渡性特征。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以童话学的童话要素来进行架构，讨论王尔德童话的主题和童话形象，第三章特别借鉴童话学中关于童话文学形象分类的研究成果，研究王尔德童话中常人体形象、超人体形象和拟人体形象，探讨其对传统童话文学形象的借鉴以及现实性改造。

2.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和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文学研究，包括影响研究、流传学研究、渊源学研究、媒介学研究、平行研究、主题学研究、文类学研究、比较诗学研究、跨学科研究、变异学研究、形象学研究、接受学研究、译介学研究等。从整体上看，王尔德童话广泛借鉴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品，如爱尔兰民间传说、欧洲其他国家民间传说、圣经故事、童话、诗歌、小说、戏剧等，对其母题、形象、意象、主题、叙事模式、语言风格等进行改造、整合并形成独特风格，只有采用比较文学方法才能把握这些作品中的文学要素与其他作品的关系。

本书以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霍夫曼童话、罗斯金童话、卡罗尔童话以及现当代童话作品为参照，在童话史视野中以及与前人作品、同代作家作品、现当代作家作品的比较中考察王尔德童话主题、文学形象、叙事艺术。本书第二章运用主题学方法探讨王尔德童话主题，它们有且不限于爱的主题、美的主题、死亡主题、成长主题以及乌托邦主题，涉及伦理学、宗教学、哲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跨学科内容，只有运用跨学科方法才能深刻把握其内涵：爱的主题涉及伦理学和宗教学，对情爱、友爱、天伦之爱、圣爱的分析需要借鉴伦理学和宗教学的相关理论，美的主题涉及自然美与艺术美、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相关内容，成长主题需要借助心理学的认知理论和社会学关于社会认同的概念，乌托邦主题的探讨要借鉴政治学、宗教学。本书第三章运用形象学研究方法对王尔德童话文学形象进行分类研究，探索其对传统童话形象的借鉴、改造与创新，揭示其现代内涵。一言以蔽之，运用比较文学的批评方法，能够更有利于把握王尔德童话与传统童话及现代童话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独特性。

3.叙事学

叙事学被学界分为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前者建立在结构主义基础之上，立足分析叙事作品的内在形式，探讨叙事方式和叙事结构等方面内容，后者扩展了叙事的范围，关注到文本之外，是后结构主义时代的叙事理论。本书遵循申丹对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关系的看法，认为二者在叙事学内部形成一种互为促进、互为补充的共存关系。较之传统童话，王尔德童话的篇幅更长，短的有5页，长的接近40页，大部分有十多页，为较为成熟的叙事技巧之展现提供了可能。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既保留了传统童话的叙事艺术，也尝试了一些现代叙事艺术和技巧，体现了传统叙事艺术向现代叙事艺术的转型。

基于此，本书第四章采用经典叙事学叙事话语、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分析方法，分析王尔德童话叙事时间的时序、频率和时距，探讨文中的单层次叙事和多层次叙事及其作用，探讨非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之间的切换及其意义，把握作品对传统民间文学、《圣经》以及欧洲童话叙事结构模式的借鉴和改造。本书还采用后经典叙事学关于叙事进程方面最新研究成果，分析王尔德童话中的叙事主动力和隐性叙事进程。在具体方法上运用托尔金的童话“第二世界”理论讨论王尔德童话叙事空间的拓展，借助热奈特“聚焦”理论分析其叙事视角，借鉴阿克瑟尔·奥立克的民间文学叙事方法分析其民间文学叙事结构模式，还借鉴赵毅衡的叙述层次理论分析作品多层和跨层叙事。通过运用以上叙事学方法揭示王尔德童话叙事艺术对传统的借鉴和超越。

4.张力理论

“张力”最初是物理学的概念，后被新批评学派借用于文学批评。艾伦·退特总结、应用并阐发了“张力”这一概念，《论诗的张力》（1937）一文对诗的张力有精辟的分析。阿恩海姆在《艺术与视知觉》中力图表明差异性、对立性或矛盾性是艺术张力的基本性质。J.A.库登、燕卜逊、梵·奥康纳、布鲁克斯、维姆萨特等人也都涉足“张力”。文学理论界的“张力”表现在语言、文本结构、作品意义与风格、主题等各层面。本书第二章借鉴张力理论对主题思想的矛盾性、对立性及其复杂的融合进行探讨，以此揭示王尔德童话丰富的、复杂的、思辨性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同一主题具有两面性，如在表现爱的主题时，既写传统两性之爱，又表现同性恋；二是在同一个故事中同一主题内部呈现对立，如《夜莺与玫瑰》既高歌纯洁的爱，又表现功利主义的爱；三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形态进行对比，揭示其复杂性，如在撰写美的主题时，揭示自然美与艺术美以及内容美与形式美等两组美的形态之矛盾、对立、冲突，在美学、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多种视角中思索其关系，得出非绝对、不单纯、不统一、多层次性、多重性结论。

王尔德童话主题之张力还体现在对传统的继承与反叛，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借用传统主题表现现代内涵，如在传统人鱼恋故事的模式下揭示现代爱恋内涵；二是对同一主题的传统内涵和现代内涵的双向接受，如既肯定圣爱又怀疑圣爱，既接受个人主义的现代性信仰又接受集体主义的宗教信仰，既表现成长的历程也探究其中的反成长因子，既探讨政治乌托邦、精神乌托邦和艺术乌托邦的构建也直接撰写其幻灭。概言之，张力理论为揭示王尔德童话主题的思辨性、复杂性、多面性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它也为作品的双重创作立场、兼具传统与现代特征的叙事艺术研究提供了有益启示。

5.社会—历史批评

社会—历史批评从社会历史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侧重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作品的社会功用。王尔德童话创作受社会历史现状的影响突出反映在创作动因和作品内容上。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童话创作蔚然成风，许多前辈作家以及与王尔德同时代的作家（如狄更斯、萨克雷、骚塞、哈利维尔、罗斯金、达森、坎贝尔、金斯莱、卡罗尔、麦克唐纳、朗格、雅各布、哈特兰德、叶芝等）都有童话作品面世，他们依照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念从事童话创作，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观照。这一时期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读者市场渐趋形成，推动了出版业发展，随着阅读需求增加和要求提升，读者对作品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要求更高，对童话亦是如此，这便直接促成童话艺术的革新和童话观的转型。童话创作盛况及其带来的童话创作革新成为王尔德童话创作的重要动因，促使他自然而然加入这股童话创作潮流中来，并试图以童话开启散文创作历程、实践唯美主义创作理想、解决现实问题。

王尔德生活的维多利亚中后期处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期，高速的社会发展与尖锐的社会矛盾并存、相对立的社会思潮与哲学思潮蜂拥而至、相互抵触的文艺思潮竞相争鸣，创作领域也涌现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这一时期的童话创作与时代特征形成呼应，不论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罗斯金的《金河王》、金斯莱的《水孩子》、麦克唐纳的《北风的背后》，还是刘易斯·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仙境》和《爱丽丝镜中奇境》都反映了新旧风尚冲突、激进与保守思潮并存的时代特征。王尔德正是在这样突出的时代和创作环境下开展童话创作，因此其童话作品中既有不同观点的交锋，也有阶级之间的对比，本书通过解读作品现实内容透析作家突出的现实观照，揭示作家创作与社会历史之间的隐秘互动。

四 创新之处

第一，本书对王尔德童话的创作动因、主题、形象和叙事艺术进行研究，是少有的王尔德童话方面的系统研究。目前国外王尔德童话研究有论著、论文集、博士论文、期刊论文、硕士论文等成果，但是数量有限，研究水平滞后于对其戏剧、诗歌、小说的研究，已有研究对王尔德身份与童话创作、写作语境、所受影响等方面挖掘较为深入，对其童话要素的研究较少；国内王尔德童话研究成果以期刊论文、硕士学位论文和相关论著中的散论为主，没有博士学位论文及专著成果，已有研究涉及王尔德童话语言及其翻译、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意象、隐喻等方面内容，成果数量不少，但是系统性研究不足。本书在童话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语境中考察王尔德童话，以童话本体论为基础研究王尔德的童话观和童话要素，是对王尔德童话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一次尝试。

第二，本书认为王尔德是传统童话向现代童话过渡期的产物，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王尔德是传统童话向现代童话转型期的典型童话家，这是对王尔德及其童话作品明确的历史定位。国外童话史类专著关于王尔德童话在童话史上的定位并没有定论，国内各类童话史、儿童文学史也仅仅只是肯定王尔德童话对于童话史的贡献，并未对其进行明确的历史定位。事实上，王尔德童话融合了传统民间童话的素材和创作技法，延续了以安徒生童话为代表的文学童话基本创作范式，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兼有传统与现代的双重特征。与典型的传统童话相比，王尔德童话表现了突出的现代性特征，与典型的现代童话相比，它们带有较多传统童话的基本要素及文体特征，反映了传统童话向现代童话的过渡。可以这样说，王尔德是童话转型期的代表性童话家，其童话是童话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过程中的典型代表，反映了传统童话向现代童话的全面过渡，在西方童话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

第三，在研究对象、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上，本书打破单一作家、单一作品、单一文类的研究模式，除了王尔德童话还观照王尔德其他作品及其他作家童话作品，打破内部研究视角之局限，借助文学史的广阔视野，突破童话学或文学批评理论的单一路径，以童话学和文学批评理论方法为基础，并借鉴跨学科研究成果。本书以王尔德童话文本为中心，同时也关注其小说、诗歌、戏剧、评论随笔和传记，把握作家创作的一贯性，避免理解的片面性和误区。本书还直接参照《佩罗童话全集》、沙米索的《彼得·史勒密奇遇记》、霍夫曼的《胡桃夹子》、福凯的《涡堤孩》、《安徒生童话全集》、《格林童话全集》、罗斯金的《金河王》、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仙境》、朗格的《蓝色童话书》、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等童话作品，并借鉴了威廉·布莱克的诗歌，王尔德母亲简·王尔德收集的民间文学作品集，以及夏洛特·佩金斯·吉尔曼、东野奎吾等现代作家的小说。本书以传统和现代为切入点和突破点，重读王尔德童话和文学史中的其他典型童话作品，在文学史的视域中重新思考聚焦于王尔德童话的几个有争议性的问题——“成人化”倾向、非纯粹性、别样教诲、王尔德的民族身份与其童话创作的关系，在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历史语境中把握其作品主题、文学形象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特征。

常见的童话研究范式有：借助民俗学或民间文学研究方法探索童话起源和流传、运用文学批评方法分析作品文体及其他要素、采用精神分析研究探索童话的心理功能及心理意义、采用社会—历史批评探索文学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等。本书以童话学研究方法和文学研究方法为主，在把握童话的定义、本质、特征、对象、功能、类别等基本要素之基础上，分析王尔德童话主题思想、文学形象以及叙事艺术等方面特征，借鉴国内外权威外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及童话史类著作，吸收王尔德童话研究、王尔德其他作品研究、传记研究、文论思想研究、文学批评思想研究、美学思想研究、哲学思想研究、历史思想研究、文化研究等跨学科研究成果，挖掘王尔德童话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