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近百年来，学界对魏晋南北朝《论语》注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王弼《论语释疑》残篇、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

（一）学界关于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的研究专著

相关研究专著有：唐明贵《〈论语〉学的形成、发展与中衰——汉魏六朝隋唐〈论语〉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宋钢《六朝论语学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闫春新《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宋钢先生《六朝论语学研究》“对六朝《论语》学代表著作《论语集解》《论语释疑》《论语体略》《论语义疏》进行纵贯式研究，寻绎其联系和变化的轨迹，归纳和总结《论语》学在第一个收获期的主要特点、重大成就及其从‘汉学’到‘宋学’转变过程中的突出价值；系统梳理两汉至六朝《论语》学的发展脉络，整合汉儒与六朝学者的《论语》学观念和思想，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比较汉儒与六朝学者《论语》学研究的异同得失，探讨自汉至六朝《论语》学的继承和新变特点及其规律，钩沉和整理有关《论语》学资料，阐发六朝《论语》学发生、发展的背景及其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影响”。[1]

闫春新先生所著的《魏晋南北朝论语学研究》“通过全面梳理汉唐间的《论语》著作，将其划分为汉代传统经学、魏晋儒学、魏晋玄学和东晋南朝经学四大流派，并将其置于汉魏之际、魏晋之际、两晋之际和东晋南朝时期四个思想时代中，进行比较研究，分析这四大流派学术思想及其《论语》诠释方式经学‘训解’与玄、佛‘义解’各自的异同。通过《论语》个案，窥见这一时期汉代经学、魏晋儒学与魏晋玄学、东晋南朝经学之间的并行、承袭、冲突、扬弃关系，指出了儒家经典注释中存在的多元化现象和《论语》诠释方式的分合大势，并力图从社会政治层面解释其中的历史底蕴”[2]。

（二）学界关于王弼《论语释疑》残篇的研究

王晓毅《王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从《集解》与《释疑》、礼乐与真情、性与情三个方面探讨了王弼《论语释疑》。王晓毅《王弼〈论语释疑〉研究》（《齐鲁学刊》1993年第5期）认为“曹魏正始年间，玄学大师何晏、王弼分别注释了《论语》，然而这两部书的历史意义却大不相同：何晏的《论语集解》标志着汉代经学《论语》研究的终结，而王弼《论语释疑》则宣告了玄学《论语》时代的开始”[3]。王晓毅先生认为，在《论语释疑》中“王弼展开了对礼乐与真情、性与情的讨论，弥补了其《老子注》和《周易注》因原著限制所造成的薄弱环节，使贵无论哲学形成了一个圆满的整体——将其本体论哲学延伸到伦理学人性论领域，为‘名教和自然’这一玄学时代课题的王弼式表达，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4]。

李雪姣《王弼〈论语释疑〉研究》（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探讨了王弼《论语释疑》体现的玄儒对接、援道入儒、体用结合、六经注我等经典解读特点和思想内涵，讨论了自然观、性情论、本末论等议题。李正辉《三国魏王弼〈论语释疑〉辑校》（《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以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王弼《论语释疑》残篇为底本进行了辑录和校勘，纠正谬误、补其不完备。毕景媛《王弼的玄学〈论语〉诠释及其本体诠释意蕴》（《东岳论丛》2017年第3期）认为王弼《论语释疑》主要不在于对《论语》本身的注释，而是通过举本统末的玄学方法来达到调和儒道的目的。李兰芬《玄远之幕的飘落——王弼〈论语释疑〉的命运》（《孔子研究》2004年第3期）分析了王弼给《论语》解释所设的玄远之幕，以及在后人评价中飘落的玄远之幕。张慧《王弼“言意之辨”的探析》（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主要对王弼言意之辨进行了探讨。

（三）学界关于何晏《论语集解》的研究

秦跃宇《“宋监本”〈论语集解〉版本研究——兼与高华平先生商榷》[《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主要就《监本纂图重言重意互注论语》（简称“宋监本”《论语集解》）的版本问题进行了探讨。秦跃宇《单集解本〈论语集解〉版本与源流考论》（《齐鲁学刊》2014年第5期）主要就西夏文《论语集解》、“宋监本”《论语集解》和相台岳氏荆溪家塾刻本这三种单集解本《论语集解》的版本与源流问题进行了探讨。高华平《〈论语集解〉的版本源流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2期）探讨了《论语集解》最早的本子敦煌文书中的卷子、传世文献中最古的版本宋监本、宋代注疏合一的本子岳珂刻《论语集解附音义》十卷和廖莹中世纟采堂刻《论语集解义疏》十卷、明毛晋汲古阁刻印的何晏等人的《论语集解》、清乾隆时期从日本传入的单疏本和义疏本、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本等。

徐向群、闫春新的《何晏〈论语集解〉研究》（《求索》2009年第10期）探讨了《论语集解》的体例特色，并认为《论语集解》是汉魏注的总结，基本属于汉注系统，其中的王肃注具有魏晋儒学的礼法特色，其中的何晏注有魏晋经学玄学化的特色。宋钢《何晏的〈论语〉学研究》[《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认为何晏《论语集解》包括汇集他人《论语》注和展示自己对《论语》的注释和理解，体现了汉代《论语》学向魏晋《论语》学的转变。

唐明贵《何晏〈论语集解〉探微》（《聊城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指出：“《论语集解》是目前全帙具存之最古《论语》注本，也是‘十三经’中的第一个集注本。它虽成于众人之手，但何晏在其中起着决断作用。它不仅创立了集解体，保存了大量的古注，而且‘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增加了许多词义丰富的新解释；其序文不仅探讨了《论语》的撰集者、内容、版本和传授情况，而且历数了《论语》研究方法的演变。其注释中少有玄虚之语，后人以玄虚之语来攻击何晏等人是不正确的，《论语集解》在《论语》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5]

另有一些以何晏《论语集解》为主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例如：王亦旻《〈论语集解〉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方向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张长胜《〈论语集解〉研究》，曲阜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黄帅《何晏〈论语集解〉训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

（四）学界关于皇侃《论语义疏》的研究

徐向群、闫春新《皇侃〈论语义疏〉的注经特色》（《哲学动态》2011年第11期）认为“皇侃《论语义疏》的体例特色有二：一是就皇侃的整个文本与大部分疏文而言的‘疏’之特色。二是仅就皇侃的小部分疏文、其所加案语及一些新添魏晋南朝新注而言的‘义’之特色。更为重要的是，皇侃将两汉经学‘训解’与魏晋‘义解’熔铸在同一处疏文中，通过‘训解’的注解形式达到‘义解’《论语》、创新《论语》思想的诠释目的”[6]。徐望驾有《〈论语义疏〉语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亦有《论皇侃〈论语义疏〉的训诂价值》（《学术交流》2007年第10期）。唐明贵《皇侃〈论语义疏〉探微》（《齐鲁学刊》2004年第3期）认为皇侃《论语义疏》采用了分章段疏解和自设问答的“义疏”体的新的注解体例，皇侃《论语义疏》从日本传回国，其真实性是确定的。

甘祥满《〈论语〉诠释的有效性及其向度——对〈论语义疏〉的一种诠释学考察》（《孔子研究》2008年第3期）认为“《论语义疏》是《论语》诠释的经典著作之一，它所汇集的汉魏六朝诸家注释，含有深刻的诠释学意义。首先，《论语义疏》讨论了《论语》文本与孔子的真正意旨之间的关系问题，即《论语》诠释的有效性问题。其次，《论语义疏》包含了《论语》原文、汉代《论语》注和六朝《论语》注这三重义理和结构，体现了《论语》诠释的历史性。最后，综观《论语义疏》的全部注释，可以看出《论语》诠释的两种向度，即知识的向度和意义的向度，两种向度互补、互动是中国经典诠释的一大特点”[7]。

甘祥满《〈论语〉注释中的两种诠释向度——以〈论语义疏〉为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认为皇侃《论语义疏》中汉代注释体现的是西方诠释学的“含义”的一面，侧重知识性的积累，这是西方诠释学的知识性向度，而玄学家《论语》注体现的是西方诠释学“意义”的一面，侧重在意义性上向深处推进，这是西方诠释学的意义性向度。

另有一些关于皇侃《论语义疏》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例如：焦鹏伟《皇侃〈论语义疏〉哲学思想研究》（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哲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李玉玲《皇侃〈论语义疏〉堂本、斋本比较研究》（曲阜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刘咏梅《皇侃〈论语义疏〉研究》（曲阜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周丰堇《皇侃性情论——〈论语义疏〉性情思想探讨》（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