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

奥古斯丁文艺神性论，从笔者所掌握的情况来看，不管是在国内学界，还是在国际学界，以之立论的直接学术研究成果凤毛麟角。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学人从未触及这一问题，他们只是在各自立论中间接地提到，未成为他们关注的核心，未构成他们论述的主旨与主题。

学界有关著作自各种视角旁涉了这一课题。一些学人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对奥古斯丁文艺神性论有所涉及，如缪朗山的《西方文艺理论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伍蠡甫的《欧洲文论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版）、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2版）等；有的论家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相互关系立论中对奥古斯丁文艺神性论有所涉及，如孙津的《西方文艺理论简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有的论家自文学本质论的角度对奥古斯丁文艺神性论有所涉及，如张秉真、章安祺、杨慧林的《西方文艺理论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有的论家依据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标准对奥古斯丁文艺神性论有所涉及，如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有的论家以形式为切入点对奥古斯丁文艺神性论有所涉及，如赵宪章主编的《西方形式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有的论家从和谐论出发对奥古斯丁文艺神性论有所涉及，如袁鼎生的《西方古代美学主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有的论家从崇高论入手对奥古斯丁文艺神性论有所涉及，如阎国忠的《古希腊罗马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有的论家从诗论着眼对奥古斯丁文艺神性论有所涉及，如陆扬的《欧洲中世纪诗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有的论家在探讨文学内部关系时对奥古斯丁文艺神性论有所涉及，如温姆塞特、布鲁克斯的《西洋文学批评史》（台湾志文出版社1978年版）；有的论家在阐释文学虚构模式时对奥古斯丁文艺神性论有所涉及，如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年）的《批评的剖析》（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有的论家在客观的历史主义评述中对奥古斯丁文艺神性论有所涉及，如塔塔科维兹的《古代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世纪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有的论家自审美与救赎的关系出发，探讨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如刘春阳的《审美与救赎：奥古斯丁美学思想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触及了奥古斯丁美的神性论：“在他看来，作为美之本体，上帝是智慧、仁爱和最高的美，……人所能做的就是要通过尘世之美，通过美的艺术的象征意义，来唤醒对‘终极实在’和‘神圣之美’的期待。”[51]

另外，一些专著虽然无关奥古斯丁文论，但在其各自的立论中也旁证了奥古斯丁的文艺神性论。如前所说，张荣在《神圣的呼唤：奥古斯丁的宗教人类学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中将奥古斯丁的人类学称为神本人类学，夏洞奇在《尘世的权威：奥古斯丁的社会政治思想》（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里称奥古斯丁的政治观为基督教政治观、基督教政治神学，分别从人类学、政治学的角度间接印证了奥古斯丁文论的神性指向、神性特质。

学界有关期刊论文也涉及了这一问题。在国内学界已发表的30余篇论文中，直接谈论奥古斯丁文艺思想的只有寥寥数篇，余下的论文大多谈论奥古斯丁的美学。

直接谈论奥古斯丁文艺思想的论文有王在衡的《奥古斯丁的反文艺理论》（《昆明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李群英的《简述奥古斯丁的文艺思想》（《电影评介》2007年第14期），杨晓莲的《论圣·奥古斯丁的艺术观》（《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蒋春生的《从〈忏悔录〉看奥古斯丁的艺术观》（《内蒙古电大学刊》2011年第3期）。这几篇论文发表的刊物级别都不甚高，权威性有限。尽管如此，它们不同程度地触及了奥古斯丁文艺神性论，如王在衡的《奥古斯丁的反文艺理论》在阐述奥古斯丁反世俗文艺立场的同时指出：“奥古斯丁则认为……上帝有无上能力，无限的智慧，有至善至美的品德，所以艺术家的作品，来源于至美的上帝，艺术家创造或追求外在的美，应当从天主那里取得审美的法则。因此，一切艺术的源泉都在天主那里，也要一切艺术都必须为天主服务。文艺必须赞美上帝，必须成为神学的奴婢，为教会服务。”[52]这里触及了奥古斯丁文艺本质神性论、文艺创作神性论、文艺功用神性论。杨晓莲在论及奥古斯丁的艺术使命时谈道：“奥古斯丁认为艺术的使命在于歌颂上帝和为教会服务。这主要是因为奥古斯丁主张文学艺术必须为宗教神学服务，所以他认为艺术的使命就在于通过自然美和形式美来实现对真善美的统一体——上帝的歌颂。”[53]这实际上触及了奥古斯丁文艺功用神性论。

为数众多谈论奥古斯丁美学的论文自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触及了奥古斯丁美的神性论。郭玉生、薛永武的《美是有神性的——奥古斯丁美学思想新论》（《齐鲁学刊》2004年第2期），郑莉的《论奥古斯丁美学：神性的与理性的美》[《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8期]正面论及奥古斯丁美的神性论；李卫华的《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美学思想》（《中国宗教》2011年第4期），张能、李坤的《奥古斯丁基督教美学思想内蕴疏论》（《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柏峻霄的《万物的美是他们赞美上帝的声音——奥古斯丁的音乐美学思想》（《外国美学》2012年第20期），刘春阳的《艺术作为救赎的阶梯——奥古斯丁的音乐美学思想新探》（《基督教文化学刊》2015年第1期），朱朝辉的《理性与信仰的交汇——浅析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理论学刊》1997年第2期），崇秀全的《美在秩序·适宜·上帝——奥古斯丁和谐美学的三个向度》（《艺术学研究》2011年增刊），自基督教的角度触及了奥古斯丁美的神性论；王博的《奥古斯丁神学美学中的灵魂论》（《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乔焕江的《奥古斯丁神学美学思想刍议》（《北方论丛》2006年第5期），刘阿斯的《奥古斯丁的神学美学思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6日），宋旭红的《自传体写作与神学之美——论奥古斯丁〈忏悔录〉之文体风格的神学美学意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12年第1期），自神学的角度论及奥古斯丁美的神性论；杨晓莲的《论圣·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张旭的《试析奥古斯丁美学思想》（《安徽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谢大卫、张思齐的《论奥古斯丁（不完整的）圣经美学》（《圣经文学研究》2014年第2期），一定程度触及了奥古斯丁美的神性论。

以上研究成果均给笔者从事奥古斯丁文艺神性论研究提供了不少启发与帮助，在此深表敬意谢意。与此同时，这些研究成果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很少有直接从人性与神性的角度来探索和阐释奥古斯丁文艺神性论及其在西方文论转向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究其原因，恐怕与各家着眼点、兴趣点所限有关，同时也与学界，尤其是我国学界对中世纪欧洲文化学术重视不够有关，与目前奥古斯丁著述译介相对滞后有关。还有，上述研究成果偏重于对奥古斯丁美学的研究，而对奥古斯丁文艺思想的研究存在严重缺陷，至于以神性视角来探究奥古斯丁文艺思想者，更是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