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韩非子其人其书

一 韩非子的生平

关于韩非子的生平，记载最为详尽的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有关韩非子的部分，其他史料如《史记》之《韩世家》《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战国策·秦策五》以及《韩非子》之《初见秦》《存韩》《难言》《问田》等也有助于人们进一步了解韩非子的个人生平。[1]不过，目前的资料仍然无法为人们呈现一个详细的韩非子生平事迹。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2]战国时代诸侯之子除太子外一般均可称为公子，可见韩非子是韩王之子。据《史记·韩世家》载，韩非子的祖先可追溯至春秋时的韩武子，韩武子本为姬姓，是晋国宗室的支系，受封于韩原。晋景公（前599—前581）时韩武子的后代中出了著名的韩厥，自此开始以封地为氏。韩厥在晋齐鞌之战中功勋卓著，升为晋卿，卒谥“献”，号称韩献子。献子之子宣子迁居州邑（今河南温县），宣子之子贞子迁居平阳（今河南临汾）。韩虔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受封为诸侯，称为韩景侯。韩景侯之孙韩哀侯于东周烈王元年（前375）迁国都于郑（今河南新郑），战国中后期韩国历史皆以郑为中心。[3]韩非子之父是谁，史有阙文。近人陈千钧《韩非新传》推测，韩非子可能是韩釐王或韩桓惠王之子。杨义则认为，韩非是韩釐王（前295—前273）之子、桓惠王（前272—前239）之弟、韩王安（前238—前230）之叔。[4]尽管迄今为止人们无法确证韩非子到底是谁之子，但有一点则是无疑的，即韩非子生长于韩国宗室之家，不过他又与韩国的最高权力之间存在一定距离。正因如此，韩非子既非常熟悉宫廷斗争和权力角逐的复杂性和微妙性，对治国之道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又对他的治国理论不被韩王以及列国之君采纳颇感孤独和悲愤。

韩非子于前233年死于秦国狱中，这一点学界并无疑义。关于韩非子的生年，史籍亦无明确记载，学界有多种说法。陈千钧从堂溪公的生平推测，韩非子生于韩釐王元年（前295）。《韩非子》之《外储说右上》和《问田》篇载，堂溪公曾经与韩昭侯论术，又与韩非子谈论法术。韩昭侯于前362年至前333年在位，那么堂溪公与昭侯论术时应当已成年。假设堂溪公是一位年寿超长者，即活到90岁，他的卒年也不能晚于韩釐王时期，即前295年至前273年，同样他与韩非子讨论治国之道也不应晚于此时。此时与堂溪公谈论法术的韩非子亦应有20余岁。因此陈千钧推测韩非子生年不晚于韩釐王初年，进而将韩非子生年推测为公元前295年。[5]钱穆认为韩非子生于韩釐王十五年（前281）前后，其主要预设是，均曾受学于荀子的韩非子和李斯二人年龄相当，李斯入秦时30多岁，又15年后韩非子入秦，不久韩非子被害。是年即前233年，韩非年龄在四十五十之间，由此上推，即为前280年。[6]陈奇猷认为韩非子生于韩襄王末年，他推测“韩非卒年当不小于六十五岁”，并且推测李斯与韩非子同学于荀子时既已见到韩非子之书，故而在秦王嬴政问《孤愤》等篇系何人所做时，李斯便能迅速对答。[7]杨义认为韩非子是韩釐王之子，“桓惠王即位时，韩非已二十五岁”[8]，这一观点与陈千钧的说法相近。不过上述推测均有不甚周延处，比如“堂溪公”是否就指同一人？同时，在《问田》篇堂溪公为何要向韩非子自称为“臣”呢？李斯与韩非子尽管同学于荀子，但这是否意味着二人年龄相当（孔子的弟子中就有年龄相差甚大者）？与李斯共同受教于荀子时，韩非子是否已经写出《韩非子》一书或者其中的篇目？在没有更多佐证材料的情况下，笔者大致认同陈千钧的说法，即韩非子出生于前295年前后。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9]《李斯列传》载：“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辞于荀卿……至秦，会庄襄王卒。”[10]按，秦庄襄王卒于前247年。由此可知，韩非子在楚求学于荀子在前247年以前。汪中《荀卿子年表》云：“楚考烈王八年……以荀卿为兰陵令……后八年，春申君徙封于吴，而荀卿为令如故。又十二年，考烈王卒，李园杀春申君……本传云：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列著数万言而卒。”[11]按楚考烈王八年为前255年，荀子任兰陵令当在此年。据此，韩非子求学荀子的时间当在前255年至前247年之间。韩非子向荀子所学的内容至少有帝王之术、进谏之术以及儒家“仁”“义”“礼”等方面的学说。《史记·李斯列传》谓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足见“帝王之术”是荀子思想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韩非子的理想就是以法术势为核心的一系列手段助成“帝王之功”，实现“帝王之政”，并明确将法术视作“帝王之具”。《韩非子·奸劫弑臣》篇“厉怜王”一段尽管在《战国策·楚策四》和《韩诗外传》均被视作荀子谢春申君之书，但该段论述所述与《奸劫弑臣》通篇的主旨完全相符，均聚焦于“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这既从一个侧面说明韩非子深受荀子影响，也可视作韩非子援引乃师之说以证成己论的表现。《韩非子·说难》篇和《荀子·非相》篇的相关论述亦颇有相似，均体现出师徒二人对“说之难”的感慨。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指出“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时在前233年。学界向来认为这是韩非子唯一一次出使秦国，马世年则指出这是韩非子第二次使秦，韩非子第一次出使秦国则在前237年[12]。这一说法，值得关注。关于韩非子的具体死因，司马迁认为这是李斯姚贾谮害所致，尤其是李斯的嫉妒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历来有不少学者认同司马迁的这一说法，钱穆则认为李斯之所以杀韩非，实乃“政论之不合，斯之为秦谋者如此，未见为谮”[13]。与这一说法极为相似的观点是，韩非子出于“为韩”的爱国情怀，最终必然不容于秦。[14]这些说法均有相当道理，不过并未引起学界充分注意的是，韩非子之死在法家思想史上其实是有象征意义的。韩非子强烈建议君主应当将法度置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至高地位，任用尊君事上且无有二心的忠臣，铲除擅国因而对君权有直接威胁的奸佞重臣，拒绝信任一切臣僚，将一切臣僚视作潜敌，反对任何臣僚揣测君心。然而，韩非子恰恰对君主心理揣摩甚多，这无异于将自己置于令君主不得不加以防范甚至“除之”的行列。在这一意义上，韩非子之死也以特殊的形式呈现了法家士人的悲剧命运，适如学者所言导致法家士人死亡的正是法家全力维护的国君，韩非子（以及商鞅等）的死亡以极端的形式展现了法家学说的内在矛盾，即法家具有强烈的“反噬”性，法家士人首先便是被吞噬的对象。[15]这样就能够部分地解释，为什么在法度甚为严明的秦国韩非子被害，而秦王嬴政却又未追究致其于死地的臣僚的责任。综上，我们将韩非子的生平事迹呈现如下：

表1-1 韩非子生平简表

续表

二 《韩非子》一书的编纂、传承、版本与真伪问题

韩非子尽管死于秦狱，但其书却流传了下来。今存《韩非子》一书原称《韩子》，中唐以后因韩愈被称为韩子，故改称《韩非子》。今本《韩非子》的篇数和卷数，与历代史籍所载没有出入。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承续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称“《韩子》五十五篇”[16]。梁阮孝绪《七录》始称“《韩子》二十卷”[17]。《北史·公孙表传》亦称“韩非书二十卷”[18]，此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以及郑樵《通志·艺文略》等均称《韩子》二十卷。[19]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和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分别列出二十二条和三条佚文，不过这二十五条佚文中，除去与《韩非子》文字相合者、篇内异文者以及误为韩非子之文者，可以肯定为《韩非子》佚文者“只不过两条四十余字而已”，因此适如郑良树所言《韩非子》“是先秦子书保存得最完善的一部著作，应该是没有差错了”。[20]

关于《韩非子》的编集过程，学界大致有如下五种说法。一是认为《韩非子》最后的集结者是韩非子弟子或后学。《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三·法家类》谓：“疑非所著书本各自为篇。非殁之后，其徒收拾编次，以成一帙。”今人郑良树亦认同这一观点，并将《韩非子》视作一部经过编纂者一番苦心编纂的“韩集”。[21]二是认为《韩非子》是秦灭韩后至李斯被杀前即前230年至前208年之间，由秦朝主管图书档案的御史编写的，持这一观点的是张觉。[22]三是认为《韩非子》一书开始编集于秦，由刘向最终编定，持这一观点的是徐敏。[23]四是认为《韩非子》由刘向校录和编定，持这一观点的是陈启天、陈奇猷和周勋初等。[24]五是认为《韩非子》的编集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韩非子去世后门徒整理师说，将其著述搜集汇为一编，第二阶段是汉初至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之间逐渐编成，在后一阶段《初见秦》《存韩》等藏于秦宫的篇目亦被纳入汇编之列，持这一观点的是马世年。[25]尽管学界对《韩非子》的编集持有不同看法，不过大多认同《韩非子》一书编纂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先秦时代书籍往往不是一人独撰和编订，最终可能由某个人或某个学术团体完成，故其编集过程一般都有一个长期的过程，尤其对子书而言更是如此。余嘉锡指出：“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其本学之所自出，以其人名其书。”[26]从《史记》的相关记载看，秦王政所见到的只是《韩非子》的个别篇目，这大概可以说明在战国那个书籍流通并不十分便利的时代，《韩非子》的一些篇目已经广为流传。逮至汉武帝时期，尽管司马迁在韩非子本传中只是列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篇名，但是“十余万言”一语则意味着司马迁所见《韩非子》一书至少在字数上与今本《韩非子》相当。同时，“韩子……著书，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一语也说明《韩非子》一书在韩非子至司马迁之间的时期流传甚广。陈千钧《韩非子书考》对今本《韩非子》一书的篇目进行了分类，分别为游说、上书、老学、纪事、君术、辩难、问学、通论和补辑九类。[27]值得注意的是，陈千钧的这一分类完全依照今本《韩非子》的篇章次序。据此可知，今本《韩非子》确实经过了后人有计划的汇编和悉心整理，而非学者所言《韩非子》一书的“排列并无预定之体系或分科布局”[28]。

《韩非子》主要有三个刻本系统，即乾道本、《道藏》本和赵用贤本。南宋乾道改元中元日（1165年农历七月十五）黄三八郎所印《韩非子》是后世习称的乾道本，是现在所知最早的《韩非子》刻本。此本在清乾嘉时期尚存，后来亡佚，不过清人通过影抄本和仿刻本保留了下来。乾嘉时期李奕畴所藏的原印本和黄丕烈所藏的清初钱曾述古堂影抄本，是清代乾道本的两个种类。其中，李奕畴所藏的原印本后来也亡佚了，不过有人在李奕畴生前影抄了该原印本。一是张敦仁，他在1805年向李奕畴借得该书影抄了一部。二是吴鼒，他在1816年亦借得该书影抄了一部，次年交于付梓，由顾广圻负责校刊，于1818年刻成，书前有吴鼒和黄三八郎的序，书后有顾广圻的《韩非子识误》，这便是学界现在甚为珍视的清嘉庆二十三年吴鼒影宋乾道黄三八郎刻本，亦即通常所言的“乾道本”。《道藏》本是乾道本之外的另一系统，它只有五十三篇，并有多处脱文。明代门无子《韩子迂评》亦是五十三篇，此书底本是元代的何犿本，大概属于《道藏》本这一系统。明代有赵用贤本，亦称“管韩合刻本”，是足刻本。周孔教翻刻了赵用贤本，《四库全书》所收《韩非子》虽标明为“元何犿注”，但实际上是根据周孔教的刻本抄写的。后代学者校勘往往以乾道本即吴鼒本为底本，同时参考其他刻本，这方面的集大成者是晚清王先慎。王先慎以乾道本为主，参考其他多种刻本，同时附以己说，撰成《韩非子集解》，于1896年刊刻印行。尽管《集解》本亦有欠妥之处，但它成为20世纪最通行的本子之一。20世纪30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万有文库》《国学基本丛书》，1935年国学整理社编、上海世界书局印行《诸子集成》，1955年台北世界书局编印《世界文库·四部刊要·诸子集成》，均采用王先慎本。[29]本书所使用的版本中华书局影印的《诸子集成》本，便是王先慎本。同时，笔者还参考了陈启天《增订韩非子校释》、梁启雄《韩子浅解》、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周勋初《韩非子校注》和张觉《韩非子校疏析论》等各类现代校注本。

《韩非子》一书自编成以来，其真实性少有怀疑，直到南宋时期才有学者提出质疑。比如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中推测《初见秦》的作者可能是范雎，不过这一说法并无多大影响。明代张鼎文《校刻〈韩非子〉序》、门无子《韩子迂评》、日本太田方《韩非子翼毳》、松皋圆《定本韩非子篡闻》等对《韩非子》的真伪问题亦有论及。伴随20世纪疑古思潮的兴起，《韩非子》一书的真伪问题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整个20世纪，胡适、梁启超、容肇祖、刘汝霖、蒋伯潜、陈千钧、钱穆、张心澂、高亨、陈启天、郭沫若、梁启雄、陈奇猷、周勋初、郑良树、潘重规、张觉、蒋重跃以及其他很多学者就《韩非子》篇目的真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其中，20世纪前期疑古思潮影响下的学者以当时看来较为科学严谨的态度对《韩非子》做史料真伪的审查工作，使人们走出了盲目信古的阶段，这一工作厥功甚伟，但另一方面疑古思潮下的辨伪在方法论上则有无法克服的矛盾——即首先“预设”一部古籍不可靠，其次在辨伪过程中若无充分证据证明其中篇目的真实性，或者相关篇目中有可疑的文字或史料，那么就断定该书该篇是“伪作”。比如容肇祖认为“确为韩非所作者”只有《五蠹》《显学》两篇，“从学术上推证为韩非所作者”只有《难势》《问辩》《诡使》《六反》《心度》《难一》六篇，甚至将司马迁所言的《孤愤》《说林》亦视作不可信者，[30]便是这一极端疑古的表现。

笔者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稍作分析，以说明《韩非子》的某些篇目尽管有伪作的可能性，但这只能说明后人在汇编《韩非子》时将某些材料掺入其中，或者对某些文字进行了改动。进言之，这些被视作伪作的篇目仍然能够作为我们研究韩非子治道思想的第一手材料。

其一，从目录学上看，今本《韩非子》便是司马迁所见的本子。先秦古籍的真伪问题内含着典籍真伪的“相对性”和“绝对性”的问题，迄今为止能够完全充分证实或证伪文献的作者和具体成书时间的，在先秦古籍考辨中几乎不存在。具体而言，《韩非子》的“绝对真实的意义在于，今本《韩非子》是否为韩非所作，而相对真实的意义则在于，今本是否来自司马迁所见到的本子”[31]。现在我们能够依靠的最权威的“客观材料”只有《史记》，《史记》所列的篇目俱见于今本《韩非子》，其所言“十余万言”与今本字数相吻合，班固依据刘向刘歆父子《别录》《七略》而成的《汉书·艺文志》所记《韩子》篇数与今本亦相合，司马迁与刘向之间的数十年并无迹象表明汉朝秘府图书遭受毁坏，这些可以说明今本《韩非子》就是刘向刘歆父子所见的本子，亦是司马迁所说的“十余万言”的本子。更何况，今本与《史记》所述韩非子思想特征又高度一致。[32]

其二，《韩非子》各篇思想之间的差异性并不能“证伪”相关篇目。不少学者将《韩非子》正面论述儒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的篇目视作伪作，比如《主道》《扬权》《解老》《喻老》《大体》等被视作道家之作，《用人》有“招仁义”的说法也被视作伪作。这一辨伪在方法论上有可取处，但其弊端则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学者往往忽视了韩非子思想具有复杂性尤其是矛盾性的特点。对韩非子这样一位具有融汇先秦学术倾向的思想家而言，不能仅仅依凭《史记》所载的《孤愤》《五蠹》等少数几篇来定性其学术旨趣和思想特征。韩非子对“道”“理”“仁”“义”的相关论述，恰恰显示出他作为一位大思想家所必须具备的包容气质。更何况，思想家在其一生的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思想观念，这也在情理之中。

其三，相关史实之谬只能证明有些篇目有后人羼入和改动之成分，却不能证明这些篇目本身并非韩非子所作，亦不能说明这些篇目不能作为研究韩非子思想的材料。《有度》篇载荆齐燕魏四国之亡，而这是在韩非子去世之后发生的。尽管《有度》篇每每被视为伪作，但该篇与《韩非子》的思想主旨颇为一致。《十过》篇所载的事和观点与其他地方的记载有出入，这或许说明韩非子所见史籍与其他典籍有所不同，而该篇观点与其他篇章观点不相吻合恰恰反映了韩非子学说的内在张力。

其四，相关篇目中的个别段落与其他典籍重复，不能证明这些篇目就不是出自韩非子之手。比如《韩非子·初见秦》与《战国策·秦策一》“张仪说秦王”章雷同，许多学者据此认为该篇并非韩非子之作。然而该篇主题是说秦未实现霸王的关键原因是“谋臣不尽其忠”，这与韩非子强调臣下必须尽忠的思想要旨完全吻合，同时韩非子在该篇洞悉秦统一的最大障碍是赵，这在其他篇目亦有内证，因此陈奇猷、蒋重跃等认为《初见秦》是韩非子所作的观点仍然可以成立。[33]《韩非子·饬令》和《商君书·靳令》内容相似，从逻辑上讲该篇是韩非子转抄《商君书》的，不过这一近乎原封不动的因袭恰恰说明韩非子对商鞅（或商鞅学派）思想的认同。《韩非子·有度》篇的部分内容与《管子·明法》篇极为相似，两篇孰先孰后，历来学者聚讼不已，即便该篇是韩非子抄自《管子·明法》[34]，这同样说明韩非子认同《管子·明法》的思想因而将其收入自己书中。《韩非子·奸劫弑臣》篇末“厉怜王”一节与《战国策·秦策》的相关表述以及《韩诗外传》载荀子《谢春申君书》颇为相似，有学者据此认为此篇非韩非子所作。不过“厉怜王”一节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即“人主无法术以御其臣，……大臣犹将得势，擅事主断”与《奸劫弑臣》篇通篇所论甚是吻合，且将该段文字附于篇末亦显得极为通畅，因此“厉怜王”一节即便不是韩非子“原创”，亦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是以乃师之说证成己见。

其五，《韩非子》的某些篇目在文风、文体和语言特点与其他篇目的确有不一致处，但这只能说明这些篇目的写作时间、写作地点与其他篇目有不同，毕竟思想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写作环境甚至在不同的写作心境下所写的东西往往有巨大差异，比如《人主》《制分》篇便可做如是观。

1925年梁启超在《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指出：“今本《韩非子》五十五篇，除首两篇外，谓全部为法家言渊海则可，谓全部皆韩非作，尚待商量。但吾侪当未能得有绝对反证以前，亦不敢武断某篇之必为伪。”[35]过了将近一百年，梁启超的这一说法仍然值得认真思考。我们对《韩非子》的辨伪只是在“绝对性”与“相对性”辩证统一的前提下做出的，实际上韩非子生活的时代《韩子》一书到底是何面目已然无法确知，或许有待新的考古证据了。余嘉锡指出：“古书之题某氏某子，皆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而言之。《汉志》本之《七略》，上书某子，……非谓其书皆所自撰也。”[36]正因如此，《韩非子》的某些篇目尽管有非韩非子手著之可能，但这并不影响这些篇目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韩非子学说的不同面向。总之，除《存韩》篇中可以断定为李斯所作的部分以及其他篇目中史实明显有误而可断定为后人补入之部分外，《韩非子》的篇目均可作为研究韩非子治道学说的原始材料，即便某些篇目确实有后人加入《韩非子》的可能，这也说明在编纂者看来这些增加的内容与韩非子学说是大致相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