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文本为原点

通观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大多还是他律型的文学史，遵循“文学运动史—文学思潮史—文学体裁史—社团流派论—重要作家专论”的由外到内、由大到小的体例模式。而这种撰写范式预定了叙述框架的方向和前提，却忽视了文学本身的主动性，降低了作家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创造性。文学的反作用力、文学独特的规律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这种“从外到内、从大到小的叙述弊病和先理论后创作，先思想后形式的思维定式”[16]，使文学史中的核心单位——文学文本（文学作品）被置于末位。

本书就是在新历史主义指导下完成的一部微观且试图全面的论著。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基本是以历史为纲，虽然越发呈现出对小写复数历史——作家作品的重视与倾斜，收录的作家作品越发充实、完善，但仍有大量的作家作品被一笔带过甚至难觅其踪。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强调一元性、整体性、宏观性的大历史和单线历史书写。本书是以文学史中最小的单位——文本——为中心，讲究微观的文学史。以文本去再现并观照历史，通过不断扩充、不断增殖新的文本，最终使宏大的单数历史彻底蜕变为小写的复数历史。通过对文本的不断打捞钩沉、编排整理、重新配置，才能对文学史的问题作出全新的论述和阐释，这也是新历史主义的题中之义。“历史除非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再）文本化才能接近历史。”[17]

本书通过作家作品论的形式，探寻被遗忘、被忽视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以笔者选取的作家程造之为例，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长期被学界忽略，在各大文学史和研究论著中罕见其名[18]。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以区区一页及半的微小篇幅进行过论述，提及的也仅仅是程造之的两部长篇《地下》和《沃野》，“《地下》加《沃野》，总字数为六十余万，其分量在孤岛文学中是不容忽视的。它写残酷的战祸，写血的反抗，以这种祸与血去包孕一种原始的坚韧的灵魂，一种原始的粗野的人生方式”[19]。程造之除了撰写过剧情相连的两部抗战长篇小说《地下》和《沃野》外，还有一部长篇小说《烽火天涯》，同样是对抗战时代的力度描摹。在本书中，笔者结合程造之的创作生涯，对他的抗战三部曲——《地下》《沃野》《烽火天涯》进行了细致阐释，由此重审了程造之的文学史地位。

又如周楞伽、田涛，也是文学史上典型的被遮蔽者。与周楞伽相比，在一些文学史和论著中尚能发现田涛之名。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田涛视为京派作家，剖析了《荒》《离》《沃土》等作品中的“悲凉”感，周锦在《中国新文学史》[20]中分析了《潮》《沃土》《流亡图》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陈思广在论文《冀中平原的现实主义歌者与苦吟人——田涛新论（1934—1949）》中，以“乡土”和“抗战”为主题论述了田涛的作品，并用苦吟概括其审美风格。不过，从整体上看，学界对田涛的研究依旧十分匮乏。在本书中，笔者对田涛的长篇创作进行了细致梳理，剖析了他的长篇小说与现实人生、时代浪潮的紧密契合，揭示了田涛长篇小说中新旧农民的代际冲突，对青年人的人生抉择的密切关注，对底层民众人生悲剧的关怀透视。而学界对周楞伽的研究更是罕见，本书揭示了周楞伽的现代长篇创作所呈现出的上海社会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黑暗的社会世相、病态的国民精神，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社会的全景式建构与描摹，并由此剖析复杂的社会架构与社会关系，批判及反思病态的社会和病态的国民精神，企盼着民族的蜕变与新生。此外，本书还对周楞伽、田涛长篇小说的版本问题进行了翔实的梳理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