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抗战中的两次迁移

一、工厂更名为兵工署第1工厂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自此，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在抗战的烽火燃起之前，我国军事工业布局呈现出极不均衡的态势，其主要的兵工厂，大都分布于东部地区。随着日本侵略军不断进逼中国内陆，这些关乎国防命脉的主要兵工厂，陷入巨大威胁的阴影之中。为避免兵工厂毁于战火，全力保存至关重要的兵器生产能力，以支撑抗战前线源源不断的需要与消耗，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后，作出重大决策：“政府第一期的工业政策，其中心工作便是协助厂矿内迁”。随后，我国各主要兵工厂开启了一场大规模向大后方迁徙的战略性大移动。其中，汉阳兵工厂也在极度艰难困苦的环境逼迫下，无奈踏上了那条充满荆棘的迁徙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工厂的技术人员与工人历经磨难，大型设备和设施更是遭受了极大的损失。

1937年12月，南京不幸陷落，日军气势汹汹，溯长江而上，其矛头直指重镇武汉。国民政府紧急调集重兵，一场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就此打响。在此严峻形势下，兵工署迅速对驻汉各兵工厂及兵工署的各有关单位下达了内迁命令。经过一番审慎考量，汉阳兵工厂迁移的厂址选定在湖南辰溪县雍和乡南庄坪。此地位于湘西南山区，沅江支流辰水之畔，占地面积达730余亩。1938年初，汉阳兵工厂的工作人员便赶赴辰溪，着手勘定新的厂址，积极准备测量建筑事宜。同时，为解燃眉之急，还租用了早已停工的民营油厂，将其改造为简易的临时厂房。

1938年2月，兵工署针对所属兵工厂的厂名，做出了调整决定。此前建立的兵工厂，大多依据所在地命名，然而内迁之后，各厂原有的名称与新迁之地已全然不符。出于对外保密的考虑，兵工署在重新厘定各厂厂名时，采用了按数字排列的方式，不再冠以地名，统一简称为“军政部兵工署第几工厂”。在开始更名之际，以每一省份暂定10个单位。湖北省因为汉阳兵工厂是当时历史最为悠久、规模也最为庞大的兵工厂，在此次编号中拔得头筹，获得了一到九的编号。1938年11月21日，汉阳兵工厂正式改称兵工署第1工厂，汉阳钢药厂则改称兵工署第2工厂（第2工厂1938年迁往湖南辰溪，1940年又迁往重庆纳溪沟）。与此同时，为契合战时需求，兵工署还利用内迁这一契机，对各兵工厂的生产作业也进行了全面调整。抗战之前，我国多数兵工厂呈现出一厂多能的局面，可弊端也十分明显，出品质量欠佳、产量难以提升、专业化程度更是薄弱。自内迁伊始，兵工署便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各兵工厂的生产职能和出品进行了有利于专业化的调整。一般确定每个厂只集中力量生产一种或数种产品，以此形成规模批量，以改变过去那种“大而全、小而全”的落后生产状况。

二、首次迁移湖南辰溪

1938年5月，日军迫近鄂境，因战势所迫，兵工署对汉阳兵工厂颁发迁厂令，限8月底前撤离武汉。6月，汉阳兵工厂员工眷属2万多人全部投入拆迁工作，将所有的机器设备、原材料、半成品和一切用具．以及厂房的钢屋架、钢窗、铁皮瓦、铁地板拆卸装船。剩下的砖墙基石，移交城防部队构筑工事。7月，丁天雄被任命为第1工厂厂长，负责组织第1工厂的内迁工作。

1938年7月13日，九江失守，日机空袭武汉三镇，武汉告急。第1兵工厂所属制枪厂拥有一批专业生产“汉阳造”步枪的技术工人和设备，为确保“汉阳造”步枪不脱产，兵工署命令将制枪厂拨交第21工厂（原金陵兵工厂），继续生产（第21工厂生产的“汉阳造”在枪的节套上刻有“汉式”二字及第21工厂的“卍”厂徽）。当月，汉阳兵工厂工人和家属除少数自行疏散外，大部分随同载运机器的船只溯江西上，撤离武汉。

8月，那支经历长途颠簸的内迁船队，抵达了湘西门户之地——沅陵县，第1工厂于此暂作休憩整顿。自抗战爆发后，前线战事激烈，部队枪弹消耗数量极为庞大，兵工署为保障前线的军火供应，严令各兵工厂想尽一切办法，务必坚持生产。于是，第1工厂在沅陵着手搭建起临时的厂房与宿舍，部分机器设备在条件极为简陋的厂房之中，艰难地重新安装就位。工人们身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依然不辞辛劳，加班加点，满怀热忱地积极生产枪炮弹药，全力支援前线作战。与此同时，在距离此地六十公里之外的辰溪县雍和乡南庄坪，建厂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紧锣密鼓地推进着。到了1939年初，厂房相继顺利完工。

1939年3月，第1工厂的枪弹厂、机关枪厂、手榴弹厂、动力厂以及机器厂等大部分设备与材料，陆续运抵辰溪新厂。各厂完成安装工作之后，枪弹厂率先于5月开工，投入枪弹生产。随后，机关枪厂、手榴弹厂、动力厂及机器厂也在7月全面恢复生产。

兵工署炮兵技术处所属的汉阳炮厂迁至湖南沅陵后，成立了沅陵修炮厂。1939年6月，第1工厂接收了沅陵修炮厂，并将其改称为“第1工厂沅陵修炮厂”。1940年7月6日，修炮厂又被移交给中央修械厂。

经过内迁之后一系列的作业调整，战时的步、机枪生产逐步集中至第1工厂、第21工厂以及第41工厂（原广东第1兵工厂，当时位于广西融县，1939年12月再次迁移至贵州桐梓）等三个工厂。各工厂在专业分工方面逐渐明晰，相对明确的分工格局，为战时的军火供应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1工厂的这次搬迁，工厂遭受了巨大损失，生产能力受到很大影响，工人也受尽痛苦。从汉阳到辰溪，来回奔波．水路交通工具十分落后，机器设备都是民船装运，员工们带着眷属搭乘装设备的船只，缺吃少穿，忍饥挨饿。湘西山高水急滩险，一遇风大浪急，有的船只被打得粉碎，设备遭受损失，人员出现伤亡。同时，还不断遭到日军空袭和土匪的抢劫．工人们历经艰辛，饱受惊吓，内迁之路艰难坎坷。

三、再次迁移重庆鹅皋岩

1938年10月至抗日战争胜利期间，日本侵略军累计出动200多架次战机，对辰溪实施频繁空袭。第1工厂迁至辰溪不久，毗邻的辰溪电厂、水泥厂便先后遭日军战机轰炸损毁。第1工厂也多次遭遇敌机扫射与轰炸。因厂区缺乏必要的防空设施，工厂受到严重威胁，正常生产秩序难以保证。1939年底，尚未安定的第1工厂，又接到奉命迁往重庆选址复建的紧急指令，不得不陷入再次迁移的艰难境地。

抗战初始阶段，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实际掌控的专业兵工厂计有14家。这些兵工厂的主要产品涵盖步枪、轻机枪、重机枪、迫击炮，以及各式枪弹、炮弹、飞机炸弹，还有手榴弹、燃烧弹、照明弹等。它们或坐落于沿海地区，或是内陆靠近战区的城市。随着日军不断进逼，迫于严峻的战争形势，为了长远的抗战大计，兵工署做出了在以重庆为核心的大后方建设新的兵工生产制造基地的决策。为此，兵工署派遣技术司司长率先带领团队前往四川，负责勘察适合各兵工厂迁建的地点，并代办各厂迁移过程中的对外联络事宜。

之所以将兵工生产制造基地的落户地点选定在重庆及其周边区域，主要是综合考量了地理、交通、资源以及发展潜力等多方面因素：

其一，重庆是一座典型的山城。它地处四川盆地东南边缘，四周群峰巍峨矗立，城市地貌以丘陵和山地为主，地质构造多为坚固的岩石，这种地形条件十分便于依山开凿洞穴。而且，起伏不平的山地植被生长茂盛，从空中俯瞰，密集的山洞不易被发现，在战乱时期为兵工厂生产提供了天然的隐蔽屏障，有利于躲避日军的空袭。当时迁移到重庆的兵工厂，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开凿了大量山洞用于组织生产。

其二，重庆也是一座碧水萦回的水城。长江不仅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更是一条黄金水道，在崎岖起伏的地表上蜿蜒流淌。重庆因被长江、嘉陵江两江环抱而形成独特的水运优势。在当时我国道路交通体系较为简陋，战时运输多依赖江河水道的情形下，重庆拥有相对便利的交通条件。抗战时期，历经千里辗转从前方迁到重庆的9家兵工厂，全部分布在两江四岸沿江的坡岸地带，主要就是考虑到便于各种兵工制造设备的内迁运输以及生产出来的武器弹药的外运。

其三，重庆物产丰饶。重庆及周边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像綦江的铁矿，南桐、北碚的煤矿等。且水资源与农业资源富足，农副产品产出丰盈，供给稳定，这为大规模兵工厂的迁移以及数万兵工人的聚集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其四，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量的行政和军事管理机构汇聚于此，这为重庆兵工生产中心的形成和发展营造了相对安定的环境，助力兵工生产能够有序开展。正是这些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特殊的政治地位，为“将相对先进的设备和出品相对精良的兵工厂，一律迁往重庆或重庆附近”这一兵工迁移战略的制定提供了有力依据。

抗日战争爆发后，硝烟弥漫全国，前线战事吃紧，对各类物资的需求急迫。为保障战时生产的稳定，满足抗战的迫切需要，第1工厂的厂长丁天雄决定：一方面组织力量在辰溪坚守阵地，确保生产不停、供应不断；另一方面迅速派人前往重庆，紧锣密鼓地开展厂址勘探与厂房建设工作。

勘探人员奉命南下，在重庆市市区南部的鹤皋岩（现名鹅公岩）展开了细致的勘察工作。经过实地调研与规划，最终选定此处作为新的厂址，并划定了规模为25万平方米的厂区，为工厂的后续迁移和扩大生产做好了充分准备。

回溯历史长河，鹤皋岩地区在重庆交通版图上的重要地位由来已久。往昔岁月里，若从重庆主城出发前往长江上游，陆路行程往往自南纪门出城，途经黄沙溪，踏上凤凰梯，便可抵达鹤皋岩、石桥铺，进而与通往成都的东大路相连，成为连接川渝两地的重要陆上通道。

明清以降，鹅皋岩下的黄家码头声名渐显，跻身于重庆城郊最具规模的水码头之列。码头上的河街自鹅皋岩迤逦延伸至黄沙溪，四川省船舶总队曾在此设立木船管理站，每日里，临江街市上人流如织，商贾云集，热闹非凡。此地作为重庆港竹、木、盐、粮、糖的重要集散地，得益于河滩黄沙平坦开阔，河道水流舒缓平稳，水运条件得天独厚，为各类物资的运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抗战爆发前，鹤皋岩之上地势颇为平坦，彼时此地人烟尚稀，多见阡陌纵横的农家田亩，一派宁静的田园景象。随着抗战的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一区域的命运也随之发生转变，被划定为迁建区，在时代的洪流中开启了新的篇章。

鹅皋岩坐落于重庆郊区谢家湾的长江北岸，此处山崖紧邻江边，石壁陡峭如刀削，山坡上遍植的黄葛树枝叶葱茏，将这片临江的崖壁掩映得格外隐蔽，实乃凿洞建厂的理想之地。且长江在此处绕出一道大弯，是重庆城区河段最宽阔的江面。1939年底，工厂便开始沿江开凿岩洞，着手修建生产厂房与专用码头。与此同时，大部分机器设备也从辰溪陆续启运前往重庆。

鉴于陆路交通不便，工厂设备不得不借助船只，从辰溪顺沅江东下，途经沅陵、常德后进入洞庭湖。为避开日机空袭，内迁船队巧妙利用洞庭湖星罗棋布的支流作为掩护，从湖北松滋市驶入长江，再由宜昌溯江而上，进入长江三峡。三峡河段滩多流急，船只行至险滩急流处，不得不依靠人力拉纤前行。每当纤夫人手告急，工人们便主动加入拉纤行列，齐心协力推动船只前进。加之日机的轰炸封锁，迁往大后方的路途可谓险阻重重。船队历经千辛万苦，最终抵达重庆鹅公岩及张家溪一带。而暂留在辰溪的人员和设备并未停歇，他们继续坚持生产，计划待重庆鹅公岩的工厂建设完成后，再全部迁运至渝。

与此同时，位于湖南烟溪的第11工厂（原巩县兵工厂）也接到了迁渝的命令。然而，1940年6月宜昌沦陷，入川的水路就此中断，部分船只不得不中途折返湖南。最终，两家工厂均仅有部分人员和设备成功迁至重庆。

1939年12月底，第1工厂最先迁渝的是机器厂（后称第三所）。那时没有电力，没有起重设备，也没有运输工具，除了一些自制的简易绞车、平板推车外，主要靠职工肩抬手扛将机器设备起运上岸。因为大部分机床遭轰炸和火烧，零件缺损严重，工厂一面组织民工开凿岩洞、修建临时工房；一面组织首批抵渝职工修配机床。为尽快安置到达的设备、器材和人员，最初赶建的是竹架泥墙茅草顶的简易房屋，次年才陆续盖起木架砖瓦结构的厂房和宿舍，同时还利用刘湘修建成渝铁路时留下的一个隧道安装精贵机器。经修配机器设备后，机器厂的木模部、铸工部、锻工部、铆工部、车工部、刨铣部、装配部和转运部陆续投入生产。

1940年10月，兵工署鉴于战时军工生产的实际状况，对兵工厂再次作出调整。当时，位于鹅公岩的第1工厂奉命与第11工厂开展作业调整。第1工厂将从辰溪迁到重庆鹅皋岩的枪弹厂、机关枪厂、火工厂、机器厂，以及接收第11工厂迁到重庆铜罐驿的步枪厂、炮厂、炮弹厂、动力厂等，在重庆共同组建为新的第1工厂。而第1工厂留在湖南辰溪未迁出的各厂，则交由第11工厂，与第11工厂未迁出的各厂合并，在湖南组建为新的第11工厂，扎根湘西的深山老林生产武器弹药，成为民国抗战中离前线最近的大型兵工厂。建国后，工厂更名为国营861厂。1952年由南庄坪迁往孝坪，1959年，工厂部分迁至湖南湘潭，1962年分立为两个独立工厂，辰溪部分称国营沅江机械厂，湘潭部分称国营江麓机械厂；1988年，国营沅江机械厂更名为白云家用电器总厂。1998年8月成立湖南怀化云箭机械厂，2002年实施分立破产，2003年改制为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所属的大型军民结合型企业。

到1940年年底，我国各主要兵工厂大规模的战略性内迁渐近尾声。这一过程彻底扭转了清朝洋务运动以来形成的兵工厂较为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格局。兵工署16家直辖的独立兵工厂中，有11家在重庆落地生根。除第40工厂坐落于綦江县赶水镇外，其余各厂依托重庆两江四岸的独特地理优势，形成了一条兵工工业带。它们充分利用水运之便，成为了重庆地区道路崎岖、陆路交通不便的有效补充。在这11家兵工厂里，战前重庆当地原有的仅两家，其余 9家均为内迁而来。

四、坚持生产支援抗战前线

1941年3月，抵渝的设备和人员不断增加，恢复生产的单位越来越多，第1工厂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在厂长之下设置了多个单位。办公厅下设有副官室、秘书室、事务课、出纳课、营缮课、职工福利课、医务室、成品库、警卫大队、职工子弟学校以及农林场；购置科下设合作社和军米股；工务处下设工程师室，工程师室又包含制图室和试验室，还有工作支配课、工作准备课，工作准备课涵盖物料库、工具库和半成品库，另外还有检验课、劳动课。像第一制造所、第二制造所、第三制造所、第四制造所、第五制造所、第六制造所、制枪厂、炮弹厂等生产单位，在业务方面也由工务处领导。会计处下设簿记课、成本计算课、工资计算课和审计课；运输总处下设辰溪办事处、重庆运输处、铜罐驿运输处、千金岩运输处，此外，在江津鲤鱼滩还有火工器材库。

1941年4月，第1工厂开始对外使用“汉兴公司“这一代号。依据《1941年4月23日兵工署各兵工厂主要事项一览表》的记载，当时第1工厂的主要产品有枪弹、甲雷、机枪以及手榴弹。到了12月，迁厂时担任厂长的丁天雄调往第50工厂担任厂长。

1942年2月，重庆电力股份公司（重庆大溪沟发电厂）第三厂设置在鹤皋岩一个大岩洞中的4500千瓦发电机组投入发电，开始为第1工厂的生产提供电力。当月，迁建鹅公岩的工作基本完成，各制造所陆续开工生产。2月5日，李维城接任第1工厂厂长职务，他带领工人们克服重重困难，在洞子车间内日夜不停地进行兵工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厂的生产规模逐渐扩大，专业化程度也有所提升，不过产品种类却渐渐趋向单一。7月，第1工厂奉命转产中正式步枪，该步枪随后成为了工厂的主要产品。除了中正式步枪，工厂还生产各式炮弹、手榴弹。后来停止生产手榴弹，转而生产28式枪榴弹、60毫米迫击炮弹、105榴弹炮引信35式60迫击炮弹引信等产品。

兵工署为了方便外界识别各个工厂生产的产品，制定了国际通用的标记，也就是厂徽符号，会在弹药或者装箱上进行标注。第1工厂的厂徽是一颗五角星。

1943年12月，开凿岩洞工程全部完成，从傅家沟到龙凤溪沿长江北岸一带共开凿岩洞107个，面积为20124平方米。这些岩洞依山势地形而建，最长约73米，最短约8米，宽约10米，洞高5至8米左右。多数洞建有腰洞，左右互通，有的上下相连，这种设计主要考虑生产中的物流，便于材料、零件、兵器的运送。当时产品的外运基本是租船以长江水路为主，工厂修建了从生产岩洞到江边简易码头的2000余米简易公路，方便生产原材料通过船舶运抵工厂和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经由长江源源不断地运往抗日前线。为防止日机轰炸．工厂将一些重要设备都搬进洞子生产，其中第一所的步枪生产全部在洞内进行。工厂的厂区占地面积2000余亩，拥有机器设备1000余台。全厂有官佐449人，兵夫437人，工人5521人，共计6407人。工厂管理机构按兵工署的统一要求设置，生产制造单位共有9个所：第一所为步枪所．第二所为炮弹所，第三所为机器所，第四所为水电所，第五所为机枪所，第六所为样板所，第七所为火工所，第八所为手榴弹所，第九所为木工所。其中最重要的步枪所由以下单位组成：技术室、工作股、计划股、文牍股、事务股、记工股、统计股、刀具收发室、节套部、机管部、枪筒部、零件部、表尺部、弹仓部、打铁部、淬火部、木壳部、刺刀部、刀具部、修造部、装配部、发蓝部、油漆部、检验部。

1944年，工厂在步枪生产技术方面作了一些改进，取得技术研究改进成果18项，被兵工署下令推广的即多达7项。其中工厂把枪管内膛加工中原用两把刀片的拔丝刀拔来复线改为用拉刀拔来复线，每根枪管只需16分钟，较之双刀拔来复线，可节省一大半时间。枪件表面处理之发蓝药水原从国外进口，且加工程序复杂，一个零件发蓝须经5次涂药、烘、煮、擦磨。这年，发蓝药品来源缺乏，工厂进行研究利用废钢铁末加盐酸制造三氧化铁溶液，又利用洗铜壳之废溶液提炼硫酸铜，作为制造发蓝药水的主要原料，制成发蓝药水，1945年兵工署行文各厂研究使用。

制造步枪之钢材由第24工厂供给，由于该厂没有统一的产品标准，检测设备陈旧不准确，所生产之钢材性能达不到要求，经常造成步枪材料大批报废。如1944年，报废率达20%，特别是拉壳钩、击针、机芯、弹托材料、硬度及规格都达不到要求，一段时间对步枪生产造成了影响。

回溯至1945年，工厂在当时每月各类兵器的基础生产规模大致维持在：步枪3000支、山野炮弹3000发、150毫米炮弹200发、击针1000个、刺刀300把、通条3000根、拉弹钩1000个等。在那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工人们怀揣着对国家和民族的无限忠诚，以超乎常人的坚韧毅力，在生产岗位上默默坚守。他们直面物资匮乏、设备简陋、环境恶劣等重重困境，却始终不曾动摇，顽强地维系着生产，将自己的心血与汗水融入到每一件兵器之中，为前线抗战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军火，为抗战的胜利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

抗战期间，第1厂的生产成果颇为可观，据不完全统计：累计生产步枪13.8万支、山（野）炮弹14.04万发、迫击炮弹48万发、手榴弹110万枚、枪榴弹48万发，这些数字约占全国抗日兵器总量的三成左右。第1工厂等一批兵工厂携手并肩，为抗战前线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枪炮弹药。这些物资有力地支撑了正面战场的抗战行动，为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38年至1945年抗战胜利的漫长岁月里，重庆兵工承担了战时全国械弹份额的三分之二，这一数据背后，是无数兵工人的日夜奋战，用他们的双手为抗战胜利筑起的钢铁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