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是陌生人[1]
谁是陌生人？
陌生人不仅仅是不认识的人。世界上从来都有无数我们不认识的人。如果不认识的人是遥远的，跟我们没有关系，那么他们并不一定成为一个议题，甚至不会进入我们的意识。意识到世界上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而且这些人可能和我有关，这本身是一个现代现象。在前现代社会，陌生人的出现往往成为一个事件。陌生人要么被定义为敌人，要么成为被格外热情接待的稀客。[2]在拉丁语系里，敌意（hostility）和好客（hospitality）两个词同根，都来自hostis （外人、来自远方的人）。[3]敌意和好客可以在片刻间转换。只有到了现代，“陌生人”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他们长期处于既不是敌人也不是客人的中间状态。[4]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1719年出版的《鲁滨孙漂流记》，可以被认为是一部现代社会对“陌生人”的发现史。欧洲殖民探险者鲁滨孙发现了远方从未想象过的陌生人，当他回到伦敦，站在闹市街头，觉得自己成了陌生人，但是因此感到自洽。陌生人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现代人格；在这一人格背后，是种族、阶级、性别差异，是殖民驱动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是资源掠夺和人力剥削，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个体意识和自由、民主制度的兴起。对世界历史进程有更深刻影响的，是“星期五”们对鲁滨孙的发现。他们遭遇了奴隶贩运者、殖民主义者、探险家、掠夺者，经历了血腥的镇压、传统社会的瓦解、物质和科技的发展。民族和国家意识的形成，他们对欧洲陌生人的回应，成为人类20世纪革命和变革的重要动力。
现代陌生人，也在更微观层次上反映了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说，陌生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今天来了明天不走”[5]。所谓“明天不走”，我的解读是，陌生人在当地的经济和社会中找到他们的位置，但是却无法在文化上、精神上、生活方式上与当地融合成一体。齐美尔很可能在想着欧洲的犹太民族。犹太人在商贸上扮演重要角色，但却在宗教上和社会上受怀疑和排斥。和这样的陌生人形象相联系的角色，包括所谓的“少数族群掮客”，即文化上的少数族群成为经济上活跃的中间人[6]，以及帕克所谓的“边缘人”[7]，比如移民及他们的后裔。作为陌生人，他们完全不处在社会之外，相反，他们是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讨论陌生，总是因为它意味着某种关联。
陌生人社会的出现，既带来了疏离和冲突，也意味着包容和进步。18世纪以来以德国和英国的浪漫主义为代表的对工业社会的批判，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陌生人现象的警惕，他们觉得陌生人的普遍化代表着社会冷漠、紧张，甚至有瓦解的危险。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解，是跟陌生的概念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异化意味着世界变得陌生。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存在主义，也往往以陌生人的视角对社会的荒谬和压迫进行批判，法国作家加缪是一个典型代表。在与中国有关的研究中，李海燕梳理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品中各种陌生人的形象，包括妇女、外乡人、外国人，甚至鬼怪。通过对这些陌生人的描绘，近现代社会建立起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不自然”的，什么是“安全稳妥”的、什么是“需要警惕”的等等级区分。[8]苏黛瑞（Solinger）[9]和张鹂[10]对中国民工的研究也指出，户籍制度把流动人口排除在正式的城市生活之外，把他们变成“低人一等”的“异类”，即陌生人。
另外一种看法则认为陌生人是现代社会开放、理性的表征，是现代社会前进的动力来源。如果没有对远方陌生人的想象和认同，就不可能有康德的世界主义，不可能有在20世纪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普世主义价值。安德森认为，现代民族主义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其心理基础是把在国境之内的，不管多远的陌生人想象为是跟自己息息相关的。现代交通、地图、白话小说、报纸等等是构建这个现代陌生人形象的基础设施（或者用安德森的话说，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语法”）[11]。社会学开山鼻祖涂尔干认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复杂的分工，彼此不认识的陌生人彼此互相依赖，形成他所谓的“有机团结”。有机团结取代了传统社会里熟悉人因为彼此相似而共同相处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带来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重大创新。[12]对于少数族群、女性、年轻人，陌生和匿名往往也意味着自由。这是城市吸引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在今天讨论陌生人，不仅是因为我们需要处理冷漠和自由、疏离和解放之间的关系，也是因为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在经历一个更具体的趋势，即陌生人社会的进一步“陌生化”。“陌生化”是指20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几个趋势。首先，陌生在日常生活中变得普遍而平常，陌生人和非陌生人之间的界限在淡化，“内外有别”不再那么重要，人们对陌生人的戒备和恐惧、好奇和关怀都变得稀薄，而“无感”是对陌生人的最大感受。其次，让一些年轻人紧张的，不是怎么和陌生人打交道，而是怎么和熟人来往。人们刻意把关系维持在陌生或者准陌生的状态。而且，亲密关系也越来越容易陌生化。亲密的人突然成了不认识的人，少数年轻人甚至希望通过“断亲”来保护自己。如果说，在经典的现代状态下人们意识到陌生人是跟自己有关的，那么在今天，人们感到认识的人和自己无关。到最后，“陌生化”也意味着自己成了自己的陌生人。自己不能够认得自己究竟是谁，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当自己做出一个决定，甚至当自己爱上一个人，或者被一个人爱上的时候，自己不断地怀疑：我的决定、我的爱是真心的吗？“爱无能”是陌生化的一个后果。“周末恐惧症”——周末看着时钟一秒一秒地走，巴不得快点到周一，别人给自己布置任务才让自己觉得踏实——是另一个自我陌生化的例子。自己不能够跟自己单独在一起。在一个到处都是陌生人的社会，人们可能感到不安，也可能感到兴奋；而在一个“陌生化”的境地，弥散的是孤独和迷茫，是存在意义上的不安——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和世界、和自己相处。人们担心的不是一个陌生人突然来骗自己，而是怕自己会变成某一个陌生人那样，突然爆发，做出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组织这场“你好，陌生人”对话，不仅仅是要探求如何接纳陌生人、理解陌生人，更重要的是探讨如何面对“我是陌生人”的问题。我们的对话嘉宾从社会科学研究、绘画、电影、社区发展、犯罪分析、人和动物的关系等角度，一起思考陌生化背后的社会变迁，讨论可行的应对方法。在讨论中我们凸显日常生活的视角，希望探索“安生式”的思考方式，即立足于生活经验，可以帮助我们在陌生化的洪流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和行动点的思想探索。
[1]本文得益于我和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以下简称“马普所”）的同事的讨论。我特别感谢段志鹏、屠思齐、梁萌、康岚、刘博、栾欣燕、次群仁宗等同事的分享和帮助。
[2]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根据对新几内亚的热带雨林的观察，指出部落在雨林中遇到陌生人，很容易发生争斗和杀戮，因为彼此认为对方是威胁。见：Jared Diamond,Collapse: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Penguin Books, 2011）。但是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和大卫·温格罗（David Wengrow）认为，北美的印第安人天然是好客的，贯穿北美大陆的印第安群落会在不同地方得到陌生部落的热情接待，见：David Graeber and David Wengrow,The Dawn of Everything: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Allen Lane,2021）。
[3]Jacques Derrida,“Hospitality”,Acts of Religion,trans.Gil Anidjar（Routledge,2002）,356-420.
[4]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前，流动劳动力——比如季节性的收割工、渔业工人——是往往被当作客人对待的，但是在民族国家兴起、国际边界变得明确而坚硬之后，客人变成了异乡人。见：Saskia Sassen,Guests and Aliens（The New Press,2000）。
[5]Georg Simmel,“The Stranger”,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trans.Kurt Wolff（The Free Press, 1950）, 402-406.
[6]Edna Bonacich,“A Theory of Middleman Minoritie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38,no.5（1973）:583-594.
[7]Robert Park,“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33, no. 6 （1928）: 881-893.
[8]Haiyan Lee,The Stranger and the Chinese Moral Imagin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9]Dorothy Solinger,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Peasant Migrants,the State,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10]张鹂，《城市里的陌生人——中国流动人口的空间、权力与社会网络的重构》，袁长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
[11]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1983）.
[12]Emile Durkheim,“Pre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trans.W.D. Halls （Macmillan Press, 1902）, XXXI-L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