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弘治正德时期首辅刘健研究

中国历史书写深受海洋史观影响，导致中国历史叙述“权重”发生偏移，以19世纪中叶以来通商开埠为基础的东西关系“冲击—回应”理论大行其道，直到拉铁摩尔中国“亚洲内陆边疆”研究恢复以南北关系为中心的“大陆史观”之后，“过渡地带”作为中国历史的中心才受到重视。本书以中国西北为例，以地缘与空间视角下的农耕、游牧与绿洲互动为切入点，在“长时段”的眼光下，“西北”不仅没有“停滞”，而且在“区域”空间尺度上发生了

本书力图从社会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与个性倾向两个方面，对明代的政治人物刘健做出全面的研究，具体分析了刘健的家世及早期经历、政治生涯轨迹、政治活动中的人际关系，考察了刘健的著述及其思想意识，并对其做出历史的评价。

本书全面展现了当代中国在近代史理论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发展历程，主要论述了近代史理论范式的确立（涉及近代史理论的渊源、基础和方法等问题），介绍了1966—1976年间的近代史叙事及其理论状况，评述了新时期的近代史理论研究状况（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道路的反思与重建、中国近代史诸问题的理论再思考、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的讨论等内容）。

自2013年开始，华中师范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开始在大数据历史研究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在专业课程设置方面，大数据历史专业开设了诸多较有特色的专业课程，其中《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系列讲座系高等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举办，每年邀请10余位海内外在量化历史研究、数字人文研究方面素有专长的资深教授、新锐青年学者做专题讲座，其中部分学者研究成果、演讲稿会结集成《大数据与中国历史研究》一书。本辑就是《大数据

历史的客观性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哲学界所争论的核心问题，而且是一个关涉全部人文社会科学合法性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思想的内涵逻辑”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澄明了人类现实的历史。一方面，马克思把对个人的理解诉诸人们所创造的现实历史，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现实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寻求现实个人的解放道路。重新彰显马克思对“现实历史”的存在论澄明，不仅有利于破解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理解，而且有利于在学理

本书以史料派、史观派的分野作为内在线索，将百年中国史学分为1900-1929年、1929-1989年、1989-2000年三个时期，从“问题”出发，以“新史学”与“新汉学”的百年轮回为主线，主要立足于这一时段各派史家对史学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方法、门径上的分歧，进而就这种差异对史学建设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加以分析，勾勒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

民初湖南辛酉旱荒灾重，尤以西路湘西为甚。主持赈务的湖南华洋筹赈会，偏据烟苗情事定等湘西灾县；湘西官绅为争取辛酉赈路资金出力尤多，而首修潭宝段又使待赈希望落空。西路遂于同感不公之中南两路一道，围绕勘灾定等标准、工赈宗旨与目标等赈务问题，路界争议不断的同时，持续质问干事会。湘西整体深度贫困实乃长期糜烂地方的兵匪毒等社会失范所致，非军阀割据时期的华洋会所能救治。唯有依靠“精准扶贫”战略的正确引领，国家对

苗族史诗《亚鲁王》是一部反映古代苗族军事活动、经济理念、人生礼仪、生产劳动、民间观念、日常生活的重要资料，是麻山苗族探寻祖源的根据。本书沿两条线索展开论证，一条线索沿史诗的核心功能、知识派生功能和实践派生功能进行块状研究，旨在以“中心—边缘”的脉络廓清《亚鲁王》史诗社会功能如何影响社会运转；另一条线索沿着绑定和维系真实的功能，拓展和实现跨界的功能，建构和表达认同的功能进行条状研究，旨在以功能的类型

《黎虎文集》共十二卷，各卷情况如下：第一卷《黎虎文集：汉唐外交制度史·上》；第二卷《黎虎文集：汉唐外交制度史·下》；第三卷《黎虎文集：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上册》；第四卷《黎虎文集：汉代外交体制研究·下册》；第五卷《黎虎文集：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第六卷《黎虎文集：中国古代“吏民”问题研究》；第七卷《黎虎文集：中古经济史论》；第八卷《黎虎文集：先秦秦汉史论》；第九卷《黎虎文集：魏晋南北朝史论》；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