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透露出的重要信息

对大多数人来说，给孩子取名是他们能用自己所选择的词来命名事物的唯一机会。除了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那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以外（给他的两个孩子分别取名为“月光部队”和“顿则”，这是根据他妻子略弯曲的小脚趾头创造出来的词），绝大多数人会选择一个现成的而不是这种即兴的名字，比如约翰或者玛丽等。理论上讲，名字就是个任意的标签，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人们不过是用它来指称一个以此命名的个体而已。但在现实生活中，名字却能从它们的使用者的身世和社会地位中获得意义。举例来说，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在只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默里”而对其他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猜得出这样一些情况：这个男人一定是个60多岁的中产阶级，而且十有八九是个犹太人。人们是根据什么作出推断的呢？这个奥秘其实源于人名的另一件趣事，我把这个问题留在第5章再探讨。由于命名追随时尚并具有周期性，就像领带的宽度和裙子的长度那样，所以人们的名字很有可能会出卖他们的代群属性。在20世纪30年代的鼎盛时期，默里连同欧文、西德尼、马克斯韦尔、谢尔顿、赫伯特等名字传达了一种盎格鲁-撒克逊尊者们的优雅。他们似乎与上一代犹太人的名字，例如摩西、门德尔、鲁本等截然不同，这些名字让人们觉得这些名字的使用者一定是些老古板。但是，当那些叫默里和西德尼的男人和他们的妻子生儿育女之后，他们为下一代取了一些更加平淡无奇的名字，比如大卫、布莱恩、迈克尔等。在《圣经》的启发下，他们中有人还会为子女取名为亚当斯、乔舒亚、雅各布。许多与《圣经·旧约》中人物同名的人现在正用《圣经·新约》中的名字为他们的子女命名，如马克斯、鲁本、索尔，以此来完成这个命名的循环。

命名之所以会呈这种动态走势是因为生活在同一个语言社团中的人对一些人名有着惊人相似的反应。送孩子上学的时候，父母们经常发现他们为孩子量身定制的那个独具匠心的名字同样也被邻居们选中了。一个人名的独特韵味一方面源自于名字本身的音色，另一方面则源自于人们对这个名字的其他同名成年人的偏见。出于这个原因，第一代美国人为自己取的那些假英国名字在经历了一代人之后，反倒成了自己中产阶级地位的牺牲品。在20世纪70年代上演的一部爱情剧《当哈利遇到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中有这么一段情节，哈利在调侃莎莉之前的性体验。

哈利：你都和谁发生过那种最棒的关系？

莎莉：我不告诉你！

哈利：好吧，那你别说啊。

莎莉：谢尔·戈登（Shel Gordon）。

哈利： 谢尔……谢尔顿（Sheldon）？不会吧，不可能啊。谢尔顿不可能满足你的。

莎莉：是，我和谢尔顿也干过。

哈利： 不，你没有。叫谢尔顿的那个人帮你处理个人所得税、治个牙什么的还行。但“嘿咻”那种事儿肯定不是他的强项。就这名字。“来吧，谢尔顿。”“你真是个雄狮，谢尔顿。”“上我吧，大家伙，谢尔顿。”哈哈，他不好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父母们可能顾不上想什么最棒的性体验，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他们也会小心翼翼地避开给孩子们取上那些让人小视的名字：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谢尔顿”就像“默里”一样，石沉大海再也没有出头之日。在整个英语世界，人们对这个名字的反应出奇地一致，幽默家们甚至利用它来恶搞。作家马西·卡亨（Marcy Kahan）最近把诺拉·埃夫龙（Nora Ephron）的电视剧本改编成了英国舞台剧，他说：“我把‘谢尔顿笑话’加进了这部舞台剧，扮演哈利的那3个演员都因此搞得观众忍俊不禁，捧腹大笑，每场演出都如此，屡试不爽。”

婴儿命名的动态性已经成了报纸和社交的谈资，这更加速了它的流行周期。内瓦艾（Nevaeh是从heaven逆拼出来的）这个在2006年间盛行于美国的女孩名，在5年前人们几乎听都没听说过。在这一时尚的另一端，人们日益发觉他们自己以及亲戚朋友的名字正迅速地走向平庸。我的一个学生曾经对我说，芭芭拉、苏姗、黛博拉、琳达等名字会让她联想起中年妇女的形象。要知道，这些名字可都是我们那个时代年轻女孩儿们最时髦的名字啊！这让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自己真的老了。

给孩子们取什么名是父母的权利，显然他们给孩子取名的时候会受到流行名字影响。但是，一旦他们作出了选择，孩子就会一直叫那个名字，而且周围的人也会一直这么称呼他。然而，给其他事物命名的权利就不属于父母了，它们属于语言社团。词语的社会性本质在比尔·沃特森（Bill Watterson）的漫画《卡尔文与霍布斯虎》（Calvin and Hobbes）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漫画中是卡尔文在物理考试中所做的一次注定倒霉的尝试。

我们对“用你自己的语言”的理解是“用你自己组织语言的方式”，而不是“你自己创造语言”，这说明，语言是一个语言社团所共有的，而不是某个人的私有财产。假如你所说的话，周围没人能懂，你也就不会使用它了，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说些什么。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语言是共有的，但语言中的每个词语都必定是某个人在某个时刻发明创造出来的。这其中的一些发明得到了社团成员的逐渐默许和使用，这就好比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接着，这些发明被传给了子孙后代，他们用它来指称与祖先们所指称的相同事物。不过，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关于这种默许到底是如何在一个语言社团内部达成的问题，始终是个神秘的话题。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需要发明之母。例如，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用户需要借助一个术语来指称大批电子邮件，垃圾邮件（spam）的出现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缺。然而，并不是所有词语空缺都有这份运气。举例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性解放运动中，人们急需一个术语来指称未婚同居的异性恋伴侣。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流行词可以填补这个空缺——用“情人”（paramour）吧，过于浪漫；用“室友”（roommate）吧，又浪漫不足；“伙伴”（partner）听起来过于放纵，采用那些媒体人的建议，又过于诙谐了；比如，出自于人口普查目的的首字母缩略词POSSLQ（persons of opposite sex sharing living quarters，共享同一住处的异性），又比如umfriend（This is my, um, friends，这是我的，呃，朋友）。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已经过去了，未婚同居也已经被谈论了几十年，可是至今仍然没有人知道该如何称呼他们。怎么称呼呢？称呼他们为“双零”（aughts）、“两零”（nought-noughts）、“零比零”（naughties）吗？

传统词源学对我们搞清词语的来源及流行趋势等问题也没有多大的帮助。尽管词源学家们能够对大多数词根进行追根溯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甚至更久，但他们却怎么也捕捉不到我们的祖先为这些词根命名的那个瞬间。幸运的是，语言中随时有新词出现，我们不妨对这些新词进行一次寻根追底的考察，看看是否可以发现点什么蛛丝马迹。

Spam（垃圾邮件）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是由Short（短的）、Pointless （毫无意义）和Annoying Messages（恼人的信息）的首字缩略而成的。这个词与霍梅尔公司（Hormel）自1937年以来出售的一种午餐肉有关，它其实是五香火腿（SPiced hAM）的混成词。问题是，它怎么会被用来指称那些借以扩展男性成员并分享废黜非洲独裁者的不义之财的电子邀请邮件的呢？对此，很多人的观点是：它与隐喻有关。就像霍梅尔公司所出售的那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午餐肉那样，电子邮件不仅廉价、量多，而且附赘悬疣、连篇累牍。“发送垃圾邮件”（spamming）是“垃圾邮件”（spam）的一个词源变体形式，指的是当你把垃圾邮件转储至CPU时所发生的情况。上述这些直觉尽管可能会有助于该词的传播，但这种起源实在有些太隐晦了。事实上，垃圾邮件这个词的灵感来源于英国著名六人喜剧团的幽默短剧《巨蟒剧团之飞翔的马戏团》（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剧中有这么一个情节，一对夫妇走进一家咖啡馆，询问女招待（一只缓慢爬行的蟒蛇）有什么东西可吃，她回答说：

嗯，我们这儿有鸡蛋和培根；鸡蛋、香肠和培根；鸡蛋和五香火腿；鸡蛋、培根和五香火腿；鸡蛋、培根、香肠和五香火腿；五香火腿、培根香肠和五香火腿；五香火腿、鸡蛋、五香火腿、五香火腿、培根和五香火腿；五香火腿、香肠、五香火腿、五香火腿、培根、五香火腿、西红柿和五香火腿；五香火腿、五香火腿、鸡蛋和五香火腿；五香火腿、五香火腿、五香火腿、五香火腿、五香火腿、五香火腿、烘豆、五香火腿、五香火腿、五香火腿。我们还有法式焗龙虾：就是用那种青葱、茄子为主料的普罗旺斯浓汁烹饪出来的大虾，上面扣着奶油蛋黄酱煎蛋和五香火腿，并配送松茸馅饼和白兰地。

你可能会想：“这叫什么幽默剧啊！早该封杀了，这也太愚蠢了吧！”是的，不过有一点别忘了，确实是它填补了英语中的一个词语空白。正是女招待对“五香火腿”那段漫不经心的反复重复激发了80后电脑黑客们的灵感，他们借用它作为一个动词，意为千篇一律的信息在新闻组内泛滥，经过大约10年的光景，它已从电脑黑客的专属动词变成一个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流行词。

如此奇异乖张的造词法居然能盛行起来，这似乎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我

们很快就会看到，垃圾邮件这种荒谬的造词法并非史无前例。动词gerrymander （为政党利益改划选区）出自19世纪的一个美国连环漫画。漫画表现的是州长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为了达到给对手选民只留一席之地的目的，精心地设计了一个“蝾螈”（salamander）般弯弯曲曲的政治行政区。事实上，有很多这类荒唐的词语根本就没有词源可以追溯。举例来说，“布什双唇”（bushlips），意为“虚假的政治言论”（出现于布什1988年的竞选口号“读我的唇语：不要新税”之后）；再如，“远程性爱”（teledildonics）。每年美国方言协会都要选出一个本年度“最可能流行的词”，但就连该协会的成员们都承认，这种预测的难度实在太大了。人们是会记住information superhighway还是Infobahn（均为“信息高速公路”）？又有谁会想到“上博客”（to blog）、“上谷歌”（to google）、“上黑莓”（to blackberry）那么迅速地就变成了人们日常用语的一部分了呢？

无论命名婴儿时对词语资源的索取，还是命名概念时对它的回馈，都是相当随意的。我们将看到，这种不可预见性对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文化大有好处。正如语言中的词语、文化中的实践——每一种时尚、每一种礼仪、每一种共同信仰都必定源于一个缔造者，然后必定引起他的友人的关注，再后来是友人的友人，友人的友人的友人，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一直到它演变为一个社团的特色方言为止。作为一种最容易追踪溯源的文化现象，命名所表现出的无常兴衰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轻信人们对一些道德观念和习俗兴衰的解释，例如，为什么男人不再戴呢帽，为什么居民区被隔离开来，等等。不过，命名过程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个体选择与社会蔓延的模式，正是这种模式使得它们终有一天会变得言之有物并因此得以广泛应用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