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问题意识

国家与社会关系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当前学界多从国外舶来的市民社会理论、法团主义理论、治理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视角来分析。这些研究对于总结我国转型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这些分析并不具有自足性。市民社会理论从20世纪90年代由邓正来引入中国后，迅速为学界所关注，但是不久后学界就发现，其理论中所表达的与国家相对立的民间社会或市民社会在中国并不存在，中国的社团组织存在另一种不同的面相。于是，张静等学者译介了法团主义理论。法团主义理论中所表达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与中国的事实更为接近一些，但学界还是有许多异议，主要表现在：法团主义理论也是深植于利益集团竞争与合作基础之上的国家协调的西方社会事实的土壤之中，而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普遍认同的不同性质的利益集团，更没有发现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竞争。后来随着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俞可平等将其介绍进来。治理理论更为强调多主体、多中心的共同治理，但是中国处于转型时期，国家自主性依然很强，而社会的主体性依然不足；在多主体多中心的治理过程中，如果国家没有扮演起组织者、推动者的角色，治理就很可能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并最终导致公地悲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者们多认为国家应该不断向社会回归并最终趋于灭亡，并以此为出发点来指导和谐社会的建构。村庄治理视角的研究，大多从市民社会理论与村庄权力结构来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认真梳理这些研究可发现，当前研究还没有真正搞清楚，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到底处于一种怎样的互动关系之中。现有的两种研究路径都存有问题。一是从国外理论到中国事实经验的研究存在适应性问题。市民社会、法团主义、治理理论等都是从国外译介进来的，进入中国场域后普遍缺乏解释力，主要原因在于其理论背后隐含的理论预设在中国并不存在，市民社会、法团主义均从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出发来研究，而民间组织在我国当前并没有发挥多大作用；治理理论背后所指的场域对于中国当前区域行政性依然很强的事实来说显得有些不适合。这就需要在做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时要将中国的事实放在第一位，根据事实面向来修正舶来的理论或者建构本土化理论。二是从中国经验到本土理论的研究，对于解释当下“国家－社会”关系也显得乏力。全能主义、压力型体制、双轨政治和集权的简约治理等，要么是理论的社会背景已发生了变迁，要么是用社会的一部分代替整个社会来解释两者的关系。村治研究深受这两种研究路径的影响，并且村治研究常将“国家－社会”关系研究放在村庄场域中展开，致使国家主体性与社会主体性在当下语境中都体现得不够充分。这就需要重新考虑选择适当的研究视域来研究，这个视域要能够充分体现国家与农村社会的互动特性。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牵扯出了如何在中国做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大问题。从此出发，笔者认为，如果想要研究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就可以将此研究置于乡镇这个具体场域来开展。之所以将乡镇作为具体的研究场域，是因为在这个场域中，能够更清楚地看见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党委、政府及其部门与农村社会的互动事实。另外，本研究特意从分层互动的视角来研究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因为从这个视角出发，国家就不是与整个社会做整体性互动，而是做分层互动。在乡镇场域与分层互动的视角中，国家常常只是与社会的某一部分发生互动，而国家在对农村社会进行分层互动分别采取相应的技术治理方式时，这些技术治理会相互影响。这样，在乡镇场域中讨论国家与部分社会互动的同时，分析国家与不同社会部分互动之间的关联及其引发的总体性意外后果，就能够更加清楚地解释中国的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具体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