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行动者与“国家－社会”关系：一种嵌入性分析框架

只有在搞清楚我国乡村治理特征的基础上，才能更有效地选择与建立研究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分析框架。下面首先分析乡村治理转型与治理主体的关系，再将当下争论较多的“过程－事件”分析法与“结构－制度”分析方法关联起来思考，进而提出本书的分析框架。

1．乡村治理转型与治理主体的多元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如果依据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样态，可以划分出几个时期：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特别是人民公社时期；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到2006年取消农业税，这段时期更多地体现为“乡政村治”；三是取消农业税以后，国家对农村的政策由“资源汲取型”转为“资源输入型”，治理方式也正在发生大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通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有效改造了农村社会，同时国家政权深入农村社会内部，最终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逐渐建立起高度统一的关系结构。从高度整合来看，孙立平认为，单位制和人民公社体制是为了解决当时国家面临的“总体性危机”。毛泽东也曾说，将农民梳个小辫子才好抓。中国总体性社会的形成在农村是通过人民公社体制来实现的。首先，借助严密的人民公社体系，国家将分散的小农组织进“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公社体制之中，从而使国家具有极强的动员能力，可以顺利地从农村抽取资源用于现代工业体系建设；其次，人民公社体制的高度组织化，过去的“国家－民间精英－民众”的三层结构变为“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国家直接面对民众，因而可以将各种信息直接传达到民众手中，但民众没有有效的形式实现自下而上的沟通，社会秩序完全依赖国家控制的力度；再次，人民公社使得全部农村社会生活呈现政治化、行政化趋向，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缺乏独立运作的条件。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是国家完全吸纳了社会，或者正如孙立平所说，中国是一种总体性社会，在这种关系格局中，社会自主性较少。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兴起，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经济改革对农民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实行取代“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所有制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农民与国家之间的依附与保护关系被国民经济的市场化所打破。政治也开始向民主转型，转向村民自治。国家可能依然强势，农民可能依然弱势，但是无论如何，国家对农村某些资源的处置权在某种程度出现了收缩，农村出现了自主性的空间。

2006年农业税费全面取消，标志着国家在乡村的治理从资源“汲取型”转向资源“输入型”。资源“输入型”治理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特征。一是惠农政策作为国家对农村社会的一种整合机制，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丰富了农村基层治理资源，夯实了农村基层治理的社会基础，改变了农村基层组织关系及其权力结构，促使乡镇政府职能由“管治”向“服务”转变。在惠农政策实施过程中，农民、村干部、乡镇干部等从自身利益出发做出了不同的反应，使乡村治理变得更为复杂。这种复杂状况为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增加了一些重要的变量，如乡镇干部既是国家的代表又是利益最大化的个人，对于相同的惠农政策不同的农民会审时度势做出不同的回应，村干部则既要为民请命，又要唯上是从，还要照顾到个人利益，这些变化使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不再是二元结构的一种反映，甚至不仅是“国家－基层政府－村干部－农民”直线关系的反映。二是农民群体的日益分化使农民的主体性也出现了多样化，从而增加了乡村治理的复杂性。有学者在案例研究中发现，以户籍在村的家庭为基础，结合阶层分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用社会资源作为农民分层标准，同时纳入土地变量，可以将村庄农户分为脱离土地阶层、外出务工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村庄贫弱阶层。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地位禀赋、政治态度、社会表现不同，维护基层秩序的能力和动力也有差异。这样他们在与国家互动中就表现出不同的需求，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就呈现不同的形态。国家在乡村的治理对象不再能够单一地以农民来概括，还出现了谋利型上访人员、拆迁钉子户、乡村混混、乡村精英等。面对如此复杂的事项，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治理转型概念。周松强认为，农村社会治理要从“官治”向“官民共治”，最终向“民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转型。张世勇认为，乡村两级要实现从以前的管制型、任务型和经济建设型向服务型转变。何平认为实现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应由“善政”走向“善治”。项继权认为，要从生产共同体向生活共同体转变，从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转变，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转变。资源下乡、农民分化与国家专断性权力弱化和基础性权力的不足，共同构成了当前乡村治理的重要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行人民公社体制，使国家的治理深入农村基层。孙立平认为形成了“总体性社会”，全能主义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农民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农民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主体性而成为国家的附庸；改革开放后，农民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不断获得了主体性，但这个时期农业税费成为国家与农民联系的纽带，在某种程度上，收税与保护成为国家与农民间的契约关系；免除农业税后，国家政权组织和农民自组织共同维持治理的合法性，但是国家内部与社会内部的各自分化及其行动者主体性的不断增长使得治理变得更加复杂。

也正是因为行动者数量及其主体性的不断增加，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往往会突破既存的法律、政策、制度以及风俗规范等原有社会结构的束缚，并且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又在重新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只是这种建构要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正因如此，作为研究者在研究乡村治理时就不能不考虑到行动者及其主体性的变化，应该反思过去的“过程－事件”法与“结构－制度”分析法之间的尖锐对立。能否采取一种嵌入性的分析方法来分析新时期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呢？下面将重点讨论此内容。

2．行动者与“国家－社会”的结构关系：一种嵌入性分析框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社会”关系研究，大致包括两方面内容：对市民社会理论和中国城市的研究、对国家政权建设和乡村政治变迁的研究。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研究策略，国内有两种分析方法——“过程－事件”分析方法与“结构－制度”分析方法。两种研究策略的提出者及认可者相互之间做了批判分析，至今两派之间仍然无法说服彼此。但是也有一些学者意识到两种研究策略并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用两种不同的视角与方式关注了相同的社会现象而已。下面我们来进一步爬梳两种研究策略的要义，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论述构建一种嵌入性分析框架的可能性。

2000年，孙立平等在《清华社会学评论》上发表以“当代中国农村 ‘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为主题的一组文章，用大量翔实的经验研究向知识界展示了“过程－事件分析”作为一个新的研究取向，对解读国家权力与普通农民之间高度分化、变动不居、处于实践状态中的关系的重要性。孙立平认为，即使是倡导实践社会学的布迪厄也没有找到一种面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途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过程－事件”分析是在把实践弄死的地方重新激活它，让实践真正成为一种实践的状态。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研究可概括为四个环节：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过程是进入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着手点，是接近实践状态社会现象的一种路径。机制是逻辑发挥作用的方式，如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的具体方式等。技术则是指实践状态中那些行动者在行动中所使用的技术和策略。实践是参与实践的行动者发挥能动作用的过程。这些技术和策略能够凸显实践状态中行动者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是塑造实践逻辑的一个重要因素。逻辑则是研究的目标，就是实践中的逻辑，通过对实践逻辑的解读来解释社会现象。看来，孙立平主要是从实践社会学中寻获了用“过程－事件”分析法来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灵感。

张静提出的“结构－制度”分析法大体是从宏观的结构与制度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的一种分析方法。“结构－制度”分析法将社会学以前侧重于从社会结构角度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和“新制度主义”侧重于从制度方面来观察和解释社会现象这两种宏观的社会分析方法结合在一起。张静指出“结构－制度”分析法的特点是“重视行为的社会规则”。不过，这里所说的“规则”不是通常所说的“规律”——“它们的不同在于前者不断变化，而且是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而后者被誉为绝对真理，并总是显示出改造世界的意图”。

“过程－事件”研究方法不满足于“结构－制度”研究方法仅仅对社会现象进行宏观和结构性的研究，认为微观、动态的对于行动的研究更能把握社会现象的本质。而“结构－制度”研究方法则认为通过借鉴深入的“过程－事件”分析成果，可以对社会事实进行更真实的把握，能更好地总结宏观上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这些分析实际上为“过程－事件”分析与“结构－制度”分析建构起一个联系的中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学理论考察的重要内容，从宏观上看，长时期以来在此研究领域存在个体与整体、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之间的对立。结构主义方法论将社会看作一种客观结构，并将自己建构的各种结构看作自主的实体，赋予它像真实的行动者那样“行为”的能力，并且多强调社会结构对社会行动的限定性。在倡导个人主义的解释学思想传统里，则更注重对主体动机、主观意义的理解，关注具有资格能力的社会行动者对他们的社会世界的建构。后来，一些理论家开始整合这些对立面，结构与行动不再是一种冰冷的碰撞，而是呈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形塑的过程。吉登斯思想中的结构是指处于跨时空互动中的行动者使用的规则和资源。他提出了结构二重性原理，认为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这种社会实践之中，结构实现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结构化。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嵌入性问题，指出嵌入性一方面肯定了结构对行动者的制约，另一方面不再将行动者当成结构的奴隶。结构和行动者并非对立，结构为行动者提供了行动的边界和规则，但行动者在行动中所展示的能动性又会在某种程度上调整甚至重构结构。

至此已经非常清楚了，在研究社会现象时，“过程－事件”分析法关注行动者的行动策略，并希望通过这些行动策略的研究发现一些新的社会结构；“结构－制度”分析法则更多的关注结构是如何影响行动者的策略行动。这样看来，其实两种分析方法关注了同一个社会现象发生的不同阶段和面向，“结构－制度”分析法重在分析既有的社会结构对行动者的策略行动的影响，也就是社会现象发生的前半个时节，而“过程－事件”分析法则更多分析行动者的策略行动可以建构起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结构，也就是社会现象发生的后半个时节。因此，我们在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两种研究策略相结合，也就是将行动者嵌入“国家－社会”结构关系之中进行研究，这样才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现象，才能够从纷繁的社会现象抽象出更有解释力的本土化理论。

其实这种嵌入性分析方法的必要也可以从孙立平与张静在批判性的分析中发现。孙立平指出，结构分析模式屏蔽了“国家－农民”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生成、运作、呈现等生动、热闹的面向。但事实上这种指责有些牵强，如果仅仅只看从实践抽象出来表达“国家－农民”关系的“委托－代理”等结构性语词，我们确实会发现它们是生冷、静态的，但是这些结构性语词还是要从社会实践生活中抽象出来，也就是要从那些过程或事件中概括。这里孙立平着重研究的“什么样的因素”实际上也是种种风俗、人情、面子、法律、制度和规章等既存的社会结构，是它们影响了行动者的策略行动。张静对于两种分析框架的判断似乎更为客观一些，“过程－事件”分析法更多地为结构制度的存在提供了证据。但是孙立平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实践过程的生动、热闹是因为众多具有主体性的行动者在事件中都采纳了相关的策略行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些博弈使“过程－事件”的研究具有了动感。行动者正是因为受了某些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才采取了这些相关的策略行动。那么有必要往前推进一点的是，“过程－事件”分析法在利用既有的众多的结构性因素来分析事件中的行动者的策略行动可以将复杂的社会现象建构起新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会成为更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或方法。这样也可以避免“过程－事件”分析成为“说故事”，沦为一种社会学修辞，与其明确的研究指向和方法论意义上的内在逻辑完全脱离，即在具体应用方面的“修辞化”和空洞化。这样一来，就将行动者嵌入到国家与社会结构关系的研究之中了，从而也使研究结果具有更强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