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家父几事

汪同三

家父汪敬虞生于1917年，今年恰逢百年诞辰。经济所为与家父同龄的吴承明先生和家父举办学术纪念活动，并邀我发言，不胜感激！家父逝于2012年，至今虽已有5年过去，但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面前，令人难以忘怀。

（一）

家父生于旧社会，年轻时以学学问、做学问为追求，在政治方向上并不明确。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曾与一中共地下党员同宿舍，只是认为他是一个不简单的同学，并未与之交流过政治，在新中国成立后再相遇时，才知晓其身份而恍然大悟。1949年家父未随其供职的“中央研究院”大部去台湾，而是留在了大陆，后经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后，加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工作。家父在经济所期间专注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提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的一系列观点，这是家父自觉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并在研究工作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结果。家父在充分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深刻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特别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如何摧残阻遏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进程。家父注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将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结合起来，在研究“旧中国为什么不能实现国家工业化”的问题时指出，“只有根本改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为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工业化”。

在“文化大革命”中，家父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历以及在台湾的亲属关系使得他必然被归类于“牛鬼蛇神”，遭受住“牛棚”的待遇。这种磨炼却使他去除了不少书生气，提高了政治认识，在“文革”后期满怀热情地投入到续写范文澜先生开创的《中国通史》的工作，以自己的学术积累为这一工作做出了贡献。更为可贵的是，虽然经受了“文革”浩劫，身心均遭摧残，家父在重新工作后郑重地提交了入党申请，并被接受，显示出家父在磨难之后坚定的政治选择。

（二）

家父一生治学态度给我最深印象可用三个词来表述：一是勤奋。在家中，特别是家父晚年，我见到家父最多的景象是他坐在那张用了数十年的陈旧的书桌前，或凝神沉思，或奋笔疾书。家父晚年时，家中购买了轿车，我想多带家父驾车出游散心，但他难得应允，辞称时间不够用。家父一生笔耕不辍，成果丰硕，文章数十篇，著作十余部。

二是严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经济所工作的几十年中，家父的中心工作是参与编纂《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家父和同事们，包括严中平、李文治、彭泽益、章友义、姚贤镐、张国辉、聂宝璋、魏金玉、经君健、宓汝成等前辈先生，坚持从基础研究做起，从细节资料做起。我的记忆中，50年代中期他们前往上海数周，搜集有关历史资料。囿于那时技术手段的不足，寻找和整理资料全凭翻阅和抄录，这在当时是一项既需体力又十分烦琐枯燥的事情。为了保存卡片形式的资料，家父专门请人打造了一具不小的资料柜，那是在以后数十年陪伴家父不曾舍弃的家具。他们经年不懈，在大量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一方面撰写专题文章，攻破项项专题；另一方面分工整理编辑出版数卷本的资料文集，不仅为此次撰写《中国近代经济史》奠定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同时为经济史学界和后来者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在专题研究和整理史料的基础上，历经30年左右的时间，直至80年代，我国经济史学界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这些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前辈先生们终于得以把他们的心血结晶奉献于世。这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历史上的第一个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当之无愧、名至实归！

三是向前看。家父做学问脚踏实地，却又敬畏未来，这是实事求是做学问的必备素质。家父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一件事情是，当他们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工作在60年代初初见曙光的时候，有人提出要把这一工作做成“空前绝后”，家父对我讲，“空前”尚可争取，“绝后”恐怕是不可能的。

（三）

家父的人品在经济所颇具口碑，颇有君子风范。一是严于律己。我至今仍然记得我学龄前时家父的一次身教。那时我家住在中关村，当时除了几幢简陋的三层家属楼之外几近荒郊，家属区有一道铁丝网围栏。一夜家父晚归，急于回家而钻网抄近，被警卫发现，处理办法有二，或缴罚款或写检查。缴罚款易且省事，而写检查费时且碍颜面。家父选择了写检查，他对我说，唯如此才能认识而戒。

二是与人为善。家父生前逝后我常听到他的经济所同事对他为人处世的称赞，上至领导同志，下至普通工勤人员。我母亲是妇产科医生，我上小学和初中时，晚间常有经济所人员或自己或携亲属来我家咨询就诊。那时家中狭小，作为男孩的我就要被撵出门，任由我在外游荡一番。确实，那时经济所职工的孩子有不少是在我母亲的医院出生的呢。

回忆家父的力求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风，深深感到他人品之端正、道德之操守确实是做好学问的必要条件。

（四）

我就业后也在社会科学院工作，在长辈的教诲下和同事的帮助下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回忆起来，家父的直接教导和扶持使我获益匪浅。第一件事：我中学是学俄语的，“文革”开始后整日无所事事，时间荒废。家父虽在单位已受冲击，艰难度日，但仍谆谆劝导我自学英语。他对我说，学英语日后必有用。在家父的指点下，我找到一本英语课本，开始自学，以后坚持数十年，水平逐步提升。英语成为我终身受用的一门重要的科研工具，家父不仅是我的第一位英语教师，更是我理解全面掌握科研工具重要性的指路人。

第二件事：我学习进入数量经济学领域，接触到投入产出法。在苏联出生，后定居美国的经济学家列昂捷夫因对投入产出理论做出了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家父曾对我讲，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经济部门之间存在着相互投入和产出的关系，并进行过研究，写过论文，只是没有形成国际影响。这件事告诉我，中国人不比其他国家的人笨，我们只要努力，聪明才智得以发挥，照样可以站到学术前沿上。

第三件事：家父对于科学的、先进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十分敏感和重视的。我在80年代初进入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系做研究生，当时数量经济学国内相关书籍很少，学习并无教材。家父便从图书馆给我借来了一本《OPERATION》（运筹学），这是我研读的第一本数量经济学书籍，虽是英文阅读极其困难，却带我入门，建立了逐步拓展的基础。对我学习研究数量经济学来说，是这本《OPERATION》带我入门。而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说，是家父带我入的门。回想起来，80年代中后期，我进入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所参与的第一个获得国家级奖项的大项目，“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的课题研究中，我负责的“大道定理”模型的一些基本概念都是在研读《OPERATION》时获得的。家父虽然研究的是经济史，但他对现代经济学永久方法的重视是具有远见的。

忆家父几事，谨记述于此，深切缅怀逝者，与家父亲友同事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