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业专注、包容豁达、开拓创新的典范

董志凯

时光荏苒，我国近现代经济史学界泰斗——吴承明、汪敬虞先生虽然都离开我们了，但他们的音容犹在面前，他们的教诲仍在耳边。两位先生著作等身，我们要学习的非常多。今天只从三个方面谈谈我对他们的敬仰与思慕。

第一，敬业、专注的人生价值观

吴承明与许涤新共同主持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都以数十年的功夫，抓住我国近代以来经济发展中最核心的问题——如何认识资本和资本主义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深入诠释与探索。

许涤新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撰写了全书的总序，其中指出：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的出现，不必借助于暴力，也不一定以暴风雨式的所谓原始积累为前提。……往往是默默无闻的，而这也正是我们考察它的难处；近代以来资本尽管不断发展，但统计的不足加剧了研究的难度；特别是在相当长时期，受到偏颇观念的影响与束缚，经济史学界一些学者对于中国资本与资本主义问题望而却步。

尽管如此，吴承明先生鸿篇巨著的主要内容均与资本、市场相关，仅外国在华投资及中国资本主义的著作就有十余部，特别是三卷本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为集大成之作。

汪敬虞先生在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二卷过程中，明确指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是贯穿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一条主线。他的名著《唐廷枢研究》是坚持唯物辩证法对一个买办人物剖析得细致入微的范本。

两位经济史学科泰斗将研究的重点共同指向中国的资本与资本主义，显现了他们的卓识与远见。直至今日，这个问题仍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焦点，可见两位先生的敬业与专注，以及他们对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的贡献。

第二，包容、豁达的学术方法观

他们将经济史、经济思想史与经济学三者视为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从“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观念出发，他们撰写的经济史以经济发展为基本内容，以经济思想史为探讨对象，以提升和得到验证的经济学为指导方法。将三者视为经济史探讨进程中不可分割的整体，并提出了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经济理论又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方法。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他们主张并力行包容，采纳多种方法，即“史无定法”；认为经济史既要定量，也要定性，缺一不可。文献及口述史料叙述、统计、计量等多种方式均可尝试，但以前者为基础，各种方法取长补短。

吴承明先生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史研究可说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探讨经济的发展，并重视典章制度的演变。一派重视从经济理论上阐释经济发展过程，乃至计量分析。一派兼重社会和文化思想变迁，自成体系”，从不同角度和方法出发，百家争鸣，才能促使学科全面发展。在吴老提倡的“史无定法”的包容理念下，经济史学界各学派相互借鉴与启迪，使研究得以深入。

两位先生在世时没有赶上“大数据”。但是在“大数据”方兴未艾的今天，他们包容、豁达、海纳百川的精神，指导我们义无反顾地接受新鲜事物，改进研究方法。

第三，开拓、创新的学科建设观

根据吴承明先生的论述，经济史学科的形成要比历史学科晚许多。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学是引进西方史学和经济学后于20世纪前期逐步形成的。100多年来，经济史研究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二是经济史与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科技史等其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沟通”，形成交叉与融合的趋势。

细分的趋向有利于研究中“以小见大”，展现历史的多面相、多维度，深入揭示历史的真实层面；沟通、交叉和“融合”的趋向体现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种种重大问题都不是一两个具体学科的研究所能够解决的，需要多个学科密切结合共同应对。

吴承明先生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赞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主张作实证判断和规范判断的两种价值判断；赞成结构主义的整体史观。他还指出，对于这样的高标准，“作为方法论我们还做不到”。因此，需要分工合作。这就涉及科研机制、科研组织与管理形式、科学研究的评价体制的调整与改革，推进跨学科研究机构和跨学科团队的建设。

吴承明、汪敬虞两位前辈所执着的价值观、方法观、学科建设观关系大数据下信息的处理与运用，是经济史学界的宝贵财富，也恰恰是眼下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弱项。学习与继承他们的遗产，我们才能不辜负经济所成立近九十年来历代先人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