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现状

笔者通过查阅维普、万方、cnki超星图书馆、书生之家图书馆、中国数字图书馆、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东北师范大学大学图书馆、吉林师范大学图书馆，查阅到相关研究文献及档案史料汇编，笔者仅根据研究中所涉及领域，按照主题来进行综述：

（一）关于学科内涵的相关研究

当前国内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表现出了对大学学科问题的研究兴趣，涌现出大量学术研究成果，包含学位论文、专著及文章。一般而言，在对学科问题进行研究之前首先需要界定学科之内涵，每一种学科内涵的界定，其背后都有一定的哲学价值理念，它表明了研究者的某种教育信仰与价值取向。因此，学者们关于学科的概念、内涵和特征的观点不尽一致，这预示着每种学科内涵界定的背后，学者关注学科研究的方面各不相同，关于学科内涵的研究主要包含以下观点：

1.教学科目说

李振华《最新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对学科的英文释义为“subject of instruction”，就是“教学科目”的意思，这是从学校教育的维度定义学科的内涵，是为了实现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目标，将知识按照一定逻辑次序划分而成的相应单位，这表明学科在学校教学中的教育功能；《辞海》中对于学科内涵的解释是学科是“教学的科目，学校教学内容的基本单位”，^[4]在这里学科被解释为学校为了对人才进行培养训练而设立的教学科目。

2.创新活动说

此类观点关注于动态理解学科内涵，认为学科是一种知识创新活动以及在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比利时学者阿波斯特尔运用科学社会学的方法解读学科的内涵，认为学科是一种社会创造活动，学科的目的在于知识创新，或者创建某种理论模式，或者通过创新技术改变某个客体。20世纪90年代国内出版研究学科问题的专著《学科学导论——学科发展理论探索》，其中专门一章论述学科创造论，著作者认为学科是一种集学科精神价值、学科方法、学科内容、学科模式、学科主体素养多重因素于一体的综合创造活动。^[5]然而，因为这本著作是从学科学的角度对学科结构、学科文化背景以及学科创造等问题进行解读，未能对学科内涵给出科学解释。

3.知识门类说

这种观点以《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学科内涵解释为代表，它是从学科与知识的关系角度，一般认为学科是伴随着知识的发展和成熟，进而对知识进行专门的类别划分，其实就是根据知识的本质而分工的范畴。学者万力维认为：“学科是由专业人员以独有的领域为对象，按照专门的术语和方法建立起来的概念一致、体系严密、结论可靠的专门化知识体系。”^[6]

4.科学分支说

此种观点以《辞海》中对学科内涵的解读为代表，认为“学科是一定科学领域内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中的史学、教育学等”。这种观点是从学科与科学的关系维度，认为科学是一个概括性的集合体，而学科是对于科学的具体分类，力图阐明学科与科学之间的附属关系；学者孔寒冰从知识生产、学问研究的角度提出学科就是“学问的分支”，即科学的分支或知识的分门别类。^[7]

5.双重形态说

有的学者从双重维度解读学科内涵，一方面认为学科是“知识分类的体系”，另一方面认为学科也是“知识劳动的组织”，鲍嵘即从知识论与社会学双重维度阐释学科内涵，认为“从知识论的维度看，学科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以及一整套独特的研究方法和问题域；从社会学的维度看，学科与社会分工中的具体某一类分工的知识相关；它是两部分人——身处学术圈内的人与学术圈之外的人的集合，这些人之所以集结，是因为他们共同拥有社会分工中的某一类生产知识”。^[8]

综上所述，鲍嵘认为学科不仅要有自身专门的研究对象、独特的研究领域以及自成体系的研究方法，同时也要有生活在学术圈内外，以一定知识的划分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专门人群。

另外，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宣勇对于学科的内涵解读也持有学科的双重形态说，他认为：“现代大学所强调的学科建设有两种不同语义上的指谓，一是作为知识体系的学科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即一门学科在知识上的增进；一是作为不同学科要素构成的组织的建设，即作为知识劳动组织的学科建设。”^[9]宣勇认为，现代大学的学科建设目标不仅在于提升学科知识生产能力，还包括完善学科组织，不断优化学科生产关系。

6.多重形态说

这一观点是从多重角度解读学科内涵，学者孔寒冰认为：一般来说，“学科”的内涵应当至少从三个方面来理解：“（1）教学的科目（subjects of instruction），即教的科目和学的科目，是一种传递知识、教育教学的活动；（2）学问的分支（branches of knowledge），即科学的分支和知识的分门别类，是一种发展、改进知识和学问研究的活动；（3）学术的组织（units of institution），即学界的或学术的组织，是从事教学与研究的机构。”^[10]学者杨天平（2004）从四个维度分析学科内涵：一是科学的分支；二是知识的门类；三是教学的科目；四是知识分类的体系。^[11]杨天平对于学科内涵的概括几乎包含了学科全部要义，既包括了学科的外延义与内涵义，也包含了学科的原始义和引申义。孔寒冰、杨天平两位学者对学科内涵的揭示很有代表性，得到了广泛认同。在两者的眼中，学科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学科是科学的分支；第二，学科是教学的科目；第三，学科是从事教学和科研的组织机构。

山西大学陈学东的博士论文《近代科学学科规训制度的生成与演化》总结概括了现代学科发展的六个新特点：（1）学科建构了科学家与具体机构和经济环境的互动关系；（2）学科成为管理知识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市场关系的制度性机制；（3）学科是一种位置分配工具，通过专业和技术，学科设置了专家和业余人员之间的界限；（4）学科的注意力中心不只是学术机构和专家团体，它应当首先关心人类的生活本身；（5）学科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形成对感觉、行为的组织方案，以及作为认知和交流的工具；（6）在某种意义上，学科实际上是一种与政治有着特定关联度的机构，甚至协调着政治经济和知识的生产。笔者把陈学东的学科新特征归纳为：首先，学科是社会、学术组织机构与学者之间沟通的平台；其次，学科是规范知识生产、协调知识分子利益关系的制度机制；再次，学科是区别专业与业余人员的手段；最后，学科关注知识者的身体和精神的健康和成长。虽然陈学东谈及学科的内涵，但从其归纳的学科特征中已经暗含学科基本内涵。

南京师范大学万力维在其著作《控制与分等：大学学科制度的权力逻辑》中将学科的内涵概括为五个层面：“其一，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其二，学科乃达到专门化程度的知识体系；其三，学科乃一定历史时空中以一定的范式建构起来的规范化的知识形式；其四，学科延伸为由专门化知识群体结成的学界的或学术的组织；其五，学科引申为规训和控制人和社会等研究对象的权力技术的组合。”^[12]五种含义既包括学科的外延，也包括学科的内涵；既包括学科本体意义，也包括主体的发展意义，在不同的语境下对学科内涵的解读不同，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每一种解释都离不开“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内涵。“学科本指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规范化、专门化的知识体系；延伸指围绕规范化、专门化的知识体系结成的学术组织，它为专门化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提供平台；也隐含为实现知识的专门化、规范化，对研究对象与知识门类予以规训和控制的权力技术的组合。”^[13]可以看到，万力维对学科内涵的解释基本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专业化的知识体系；第二，从事知识生产、传播与应用的学术组织；第三，规范知识及控制知识者的力量。

7.矛盾的统一体说

此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首先，学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概念，知识的保存、传播和生产贯穿于学科发展的始终，围绕知识的保存、传播和生产，衍生了学科组织和学科制度，其中，知识体系是核心，组织体系是基础，制度规范是保障。其次，学科又是一个社会的范畴，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系统中各种因素的影响，社会需求和价值取向成为主导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或直接或间接地左右着学科的发展。最后，学科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在个体独立和群体关联的矛盾中寻求着动态有序与自然恒稳的统一，在封闭性与开放性的矛盾中实现着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社会需求的统一；在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矛盾中昭示了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和科学价值的统一。”^[14]由此可见，持有“矛盾的统一体说”的研究者将学科特点概括如下：学术性、规范性、开放性、系统性、文化性。因此可以看到，专门的研究对象、系统的研究方法和独特的研究领域是学科构成的基本要素，而学术组织则是三大要素运营的物质平台。

总之，国内外对学科内涵的研究实践，使得我们对学科的理解和认识逐渐丰富和完善。由此可以看到，国内外研究者普遍认为，学科必须具有以下几个要素：一是要有专门的研究对象；二是要有系统的研究方法；三是要有独特的研究领域；四是要有专门的组织结构。伴随着大学学科建设实践的发展，学科理念也处于动态演变之中，而学科理念这种动态演变的历程恰好表明了大学学科价值取向的历史流变的过程。各方对于学科概念争论的症结在于只是从某一单一视角静态解读学科内涵，这使大学学科建设因此时常深陷“非此即彼”的价值困惑。这也是我国大学学科价值理论体系无法完善和明确的前提性缺陷。从整体角度理解大学学科内涵，学科是一个多向度延伸、多层面存在具有三维动态立体特征的概念形态。从这一视角出发，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学科的历史变化和现实差异，而且能够揭示实践中大学学科多维度价值的有机统一性。

（二）关于学科价值取向的理论研究

学科价值取向的认识和实践是关系到学科发展方向的关键问题，它规定着学科建设的目的、内容及方法等诸多具体问题，长期以来对学科价值的争论持续不断，最为系统和全面的代表性的研究当数美国高等教育专家布鲁贝克的著作《高等教育哲学》，这部著作对历史上以认识论为基础和以政治论为基础不同的学科价值观的历史演变进行了系统论述，指出两种哲学流派中不同学者的思想观点对现代大学学科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5]学科价值取向研究一直是学科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争论的结果往往直接影响当时学科发展的总体特征，当前，学科价值的研究主要形成以下方面的观点。

首先，学科价值的多元化取向是学科未来发展的总体趋势。

高树仁认为：基于区域高等教育层面的学科建设与规划是当代高等教育宏观管理的新课题。内适性价值取向、外适性价值取向和学科生态价值取向作为学科发展的方向和价值选择，对于区域高等教育的学科建设与规划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内适性、外适性和学科生态三种价值取向应该整合于学科建设与规划的标准之中，使学科建设体现学术、社会和生态发展的需求。^[16]谷建春认为：时代的发展带来了高等教育价值观悄然变化，高等教育的个人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构成其多元化的价值体系，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影响着高等教育的职能和高校学科专业的设置与调整，高等教育应以促进人的发展为主体，以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为两翼，力求其整体价值的完美实现。^[17]陈时见与袁利平则从比较教育学学科角度探讨了学科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研究主体和教育存在的多样性决定了比较教育学科的生存根基与发展方向，且根本上决定了学科思想资源和意义世界。^[18]

其次，学科实践价值的研究日益成为学科价值理论研究的热点。

袁小鹏、陈中文认为：追求学术规范与创新是学科建设的内在规律和价值取向。学科建设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价值冲突导致了学科建设的现状与现实社会对于学科建设的需求之间的距离、差异和矛盾冲突。当前，学科建设既要注意抓住主要矛盾，不断强化服务社会的功能，坚持促进学科自身建设与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协调与统一，又要十分明确地坚持学科建设的内在品质和价值精神，使学科建设在服务社会与促进自身发展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19]李泽彧、赵凤娟认为：学科发展包括学科理智发展和学科制度发展。从学科理智和学科制度两个层面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基本轨迹。提出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应以“学科自主”为目标取向，“学科自主”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路径取向上的“开放性”和价值取向上的“实践性”。^[20]

总结学科价值理论研究者对于学科价值取向的观点可以看到：大学学科建设合于时代潮流、主导未来发展趋势的学科价值取向是“学术为本”“返归实践”“一体两翼”及“有机统一”。

（三）关于民国大学学科价值取向的历史研究

1.宏观研究

学科价值取向是时代的产物，是一定时代的士人所共有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状态。从社会变迁与学术转型的角度看大学学科价值变革，从社会结构的变化分析当时中国社会转型的一般特征，探寻社会变迁与学科转型的天然联系，揭示社会转型对学科发展具有的普遍的价值导向作用。这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有左玉河著《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考察了中国学术制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过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包括学术研究主体的转换，学术研究对象的扩展，学术研究共同体的形成，学术中心的转移，专业学术机构的设立，以及新的学术交流、学术评议、学术奖惩机制的建立等。^[21]

陈平原的著作《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就是以民国成立前后三十年间社会文化转型为背景，通过章太炎、胡适之新旧两代学者在学术价值理念、治学心态、治学思路与方法的比较，展示了现代学科文化转型的复杂与艰难。在对两代学人的比较中可以看到中西学术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著作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可以从中感受到两代学者在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内心深处的矛盾与焦虑状态。^[22]阎光才的文章《中国学术制度建构的历史与现实境遇》回顾百年以来现代学术制度从“被动接纳”到“主动赶超”的历史发展过程，揭示中国学术制度的内在逻辑与它的西方摹本之间、学术与政治之间既有的某种一致性，同时又存在的巨大张力。^[23]

薛其林的文章《学术兴盛与方法创新——论民国学术研究方法问题》以民国学术研究方法为研究对象，将民国学术研究方法置于社会与学术转型背景下，以冲突与融合为视角，超越“中体西用”论，分析民国时期学术研究方法在古今、中西多方立体动态融合创新的特征。如传统考据方法与西方实证方法的融会贯通；传统义理方法与西方诠释学方法的融会贯通；传统朴素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方法的融会贯通等。正是民国时期众多知名学者在接受西方研究方法的同时，批判继承传统学术方法，才成就了民国学术上古今中外、百家争鸣的盛大局面。^[24]

张立文的文章《民国学术的发展与中国学术理论形态的应世转生》从社会文化与学术相互影响的角度研究民国时期学术转型问题，探讨了民国文化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等对学术理论思维形态的影响，论述了在这些文化思潮影响下民国学术的创新和转生。^[25]马睿的文章《当学术史遭遇社会史：论民国文化与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之建立》以中国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为例，从社会物质条件、人力资源的组织、学术规范的形成等方面探讨了民国时期社会文化对现代学术体制的推动与限制。^[26]

陕西师范大学任艳红的硕士论文《民国高等教育立法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1912—1949）》，以民国时期教育立法为主线，着重探讨了民国时期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教育立法之间的关系。现代大学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与教育立法的产生与发展相辅相成，教育立法为现代大学制度制定与实施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论文以北大与东南大学为个案，对大学制度制定的外部环境、内部逻辑及制度最终的实践效果，进行整体分析与评述。^[27]

华中科技大学王应密的博士论文《中国大学学术职业制度变迁研究》，通过历史资料的梳理和分析得出结论：中国大学学术职业制度因持续强大的行政力量的干预导致学术力量长期受到压制而缺乏发展的自主性；长期的制度依附已经使内在学术职业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扭曲，使得其发展进入了一种闭锁状态，根本无法实现促进中国大学学术职业发展的功能。影响大学学术职业制度的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学术共同体、行政力量，以及社会需求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出现“张力失衡”。当前亟须构建大学学术职业制度发展演变的张力平衡机制，实现多种影响力量间的相互“制衡”。^[28]

有的研究者直接将大学学科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学科构成属性或特征对学科发展变化进行分析，这方面的研究代表性的有加拿大学者许美德著《中国大学1895—1995年：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第二章对于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进行专门论述，其中涉及大学学科课程与学术问题。他认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1922年壬戌学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从追求德国模式转向美国模式，对当时独立专科学校范围的扩大及董事会制度及学分制制度的建立进行了阐述；^[29]纪宝成著《中国大学学科专业设置研究》一书立足于我国当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将历史纵向考察和当代国际横向比较研究结合在一起，系统总结了我国大学学科专业设置百年来的规律和经验，同时指出当前我国大学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在相互协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为我国当今大学学科与专业协调管理的改革提供新的理念和历史借鉴。

同时，相当一部分研究者从某一具体学科入手，纵向动态考察大学学科价值取向的发展变化。^[30]尚小明博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大学的文史哲学科：一个宏观视野下的微观研究》对民国时期大学的文史哲学科发展做以动态考察。他分析了民国大学哲学科系的由“热”到“冷”反映了五四以后学术的转型，30年代起教育部严格实行限制文、法等科发展的政策，以及战乱及经费问题的影响导致史学与相关学科发展不够充分。^[31]李春雷从二三十年代民国报刊业发展阐述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契机，认为设科建系及新闻学研究队伍的形成标志着新闻学学科建立；^[32]王向民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角度阐释了政治学学科发展四个阶段。^[33]

2.微观研究

首先，对北京大学理想本位学科价值取向的研究。这方面的著作代表性的有：金林祥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梁柱著《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吴舸著《蔡元培高等教育管理思想研究》。这些著作对于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期学科目标、教授治校学科管理体制、沟通文理而废科设系的学科建设策略进行阐释，揭示了蔡元培大学学科建设学术本位的价值理念以及学科发展动因与现实基础，为当代大学学科建设正确合理定位提供理论依据。

这方面的代表性的文章有：陈平原的文章《北大传统另一种解释——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阐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读书不忘救国”“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荣传统，以及外争民主自由，内求科学学术，对民主和科学的不懈追求是北大师生精神理想，这种学术精神是奠定北大辉煌学术成就的基础。^[34]项义华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的形成过程做了梳理，对其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为了协调和整合各利益主体之间矛盾所实施的教育方针及采取的变革措施做了深入全面的分析。^[35]宋月红以原始档案材料为根据，探讨了《北京大学月刊》编辑及成就的历史发展，进而论述蔡元培以学术为本位的学科建设思想。^[36]刘剑虹则系统论述了蔡元培的学科建设理论，包含学科建设价值目标、学科组织管理方式、学科发展策略等，揭示了其对近代以来的大学学科建设产生的深远影响。^[37]陈磊从比较的视角对蔡元培与郭秉文学科建设理念、学科管理、学科主体发展等方面的思想差异与共同点进行分析，挖掘对我国当代大学建设和发展应有的启发意义。^[38]

其次，对东南大学现实本位学科价值取向的研究。这方面的著作代表性的有：冒荣著《至平至善鸿声东南——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一书从“‘三育并举’的育人方针”“‘四个平衡’的治校经略”“持诚至善的校风建设”等多角度介绍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耿有权主编的《郭秉文教育思想研究》阐述了郭秉文与现代中国实用主义教育学术范式的建立以及郭秉文教育管理的持中之道的思想。^[39]华东师范大学张雪蓉的博士论文《以美国模式为趋向：中国大学变革研究（1915—1927）——以国立东南大学为个案》以1915—1927年国立东南大学为切入点，对“寓师范教育于大学”理念、董事会制度、选科制和学分制、学生自治制度、大学学术推广教育活动等进行研究，对东南大学转向美国的外部环境、使之发生转变的媒介、变革的具体内容和特点进行探讨，说明美国大学模式对这场改革的影响及其成效。^[40]李娟的博士论文《党化教育、大学自治与人事纠葛》揭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南大学在国民党党化教育背景下内部人事纠葛所牵连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学校权力分配的逐渐失衡引发了校内包括党化教育、大学自治、易长风潮与人事纠葛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诸多矛盾关系，学术与政治之间如何寻求平衡是中国近代国立大学发展中所面临的重要课题。^[41]雷婷婷硕士论文《郭秉文的平衡办学理念与实践研究》对郭秉文通才与专才的平衡理念，人文与科学的平衡理念，师资与设备的平衡理念以及国内与国际的平衡理念进行了探讨，郭秉文从整体上把握每个办学理念，对近代东南大学学科价值转型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42]

这方面代表性的文章有：许小青《郭秉文与民国教育界》论述了郭秉文1914—1925执掌南高东大时期的盛况，其认为1925年东南大学风潮过后其虽然离开教育界，但其培育的学风在整个现代中国影响深远；^[43]许小青另一篇文章《东南大学的国立化进程及其困境（1919—1927）》分析了为解决经费问题东南大学以校董会为权力核心依托地方社会的管理模式的形成过程以及在日后学校管理中校董会与教授会、评议会产生的深刻矛盾所导致东南大学国立化进程严重受阻的概况。^[44]储朝晖《民国时期党化教育的牺牲者郭秉文与东南大学》一文认为党化教育使得东南大学由盛而衰，政治逻辑取代学术逻辑的后果是引发一系列社会逆向循环。^[45]

最后，对中央大学实践本位学科价值取向的研究。这方面的著作代表性的有：张晓京的《罗家伦评传》在第三章对罗家伦执掌中大时期“复兴民族文化的大本营”“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和“塑造强者”的学科价值理念进行了总结与概括；^[46]牛力的著作《罗家伦与国立中央大学》，将历史学方法与高等教育学研究相结合，对中央大学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进行综合考察，展现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期间的发展图景。^[47]许小青的著作《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以问题和史料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演变的历史脉络来探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家政治与学术文化的多重关系。^[48]

这方面代表性的文章有：朱庆葆的文章《国家意志与近代中国的大学治理——以罗家伦时期中央大学的发展为例》，阐述了校长罗家伦为了配合党国的政治需求和国家意志，以“建设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作为办学目标，并将之贯彻于办学实践和组织文化之中，引发了学术与政治的冲突与紧张。^[49]还有一些研究者发表文章从某一具体学科入手，探讨学科建立与发展的历程。罗玲与李禹阶的《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的历史教学与历史研究》，王业遴与曹寿椿的《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园艺系简史》，项建英的《民国时期综合性大学教育学科论略——以中央大学、北京大学为个案》，胡延峰的《学科规训视野中近代中国心理学学科的发展——以中央大学心理学系为例》等。

（四）对已有研究主要观点的综述

在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理论研究成果倍出的基础上，学科价值取向的历史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为我国大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和保障，但这些研究仍存在着一些较大的缺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缺乏统一的思维方式。在对大学学科价值取向进行历史比较分析时，必须是在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中进行，需要有统一的分析方法和评判标准，尽量消除分析过程中由于人为认识因素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这样才能真正从一些相对“同质”的史料中，分析出某种价值取向的变化趋势。当前对于民国时期学科价值取向的研究，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各研究成果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难以形成一致累积性的学术成果。因此，需要通过一种价值理念把零散的学科价值观念贯穿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利于整体把握学科价值体系的历史演变。

（2）对于民国时期学科价值取向的研究，更多的是从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如对众多学科教育思想的研究，大多从单个教育家的角度进行论述，并且散见于对其教育思想研究的文章中，对于学科价值取向演变的外部环境及内部逻辑，学科价值取向形成过程及价值实现的表征从整体上概括归纳得较少；另外，对于民国国立大学学科价值取向发展演变的历史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总结归纳，这样也就难以把握学科建设的本质和规律，发挥其指导学科建设实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