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直接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城市化不仅是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也是城镇增加、城镇地域范围不断扩展的过程，城市化不仅影响了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也深刻地影响了留在农村工作和生活的人口。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粮食安全也成为世界问题，莱斯特·布朗（Lester Brown）1994年提出“20世纪谁来养活中国（Who will feed China）”。从宏观角度，有许多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回答。从沿海地区实际和微观角度来看该问题，结论又是怎样？

1980年实施联产承包制以来，农户以解决温饱为目标，具有开荒种地的积极性，宁波耕地略有增加，主要是宁波地处宁绍平原，可适垦的耕地有限。整个1980年代农户以粮食生产为主，在山区也是粮食生产为主，表明了这一点；1984年以来宁波成为沿海开放城市，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兴起，建设用地与耕地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1980-1990年，宁波耕地由1823.03千公顷减至1723.53千公顷，减少5.46%；1991-2000年，由1715.02千公顷减至1607.56千公顷，减少6.27%；2001-2007年，减少0.26%。总体上，1980年至今，宁波耕地持续减少。

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中期，粮食剩余导致卖粮难，同时沿海发达地区乡镇企业兴起，政府推动“三集中战略”（1992年实施：“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大户集中”）。农业与工业相比，比较效益差，但由于户籍政策限制，“离土不离乡”“洗脚上岸”的兼业农户成为主要方式；1990年代后期，工农业比较效益差距进一步显现，增产不增收，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抛荒现象比较突出。为提高农民收入，地方政府推行“一村一品”的经济作物为核心的品牌战略，但小农生产与农产品的大宗商品之间矛盾，也有学者认为是“小农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矛盾”，导致“一村一品”存在地方政府的瞎指挥倾向；土地抛荒现象开始出现，复种指数明显下降。1990年后，为减少抛荒现象，实行土地流转；2000年以后，宁波政府建立了土地流转平台，土地向大户集中才真正显现出来。特别是2000年以来，在农业生产补贴政策、土地流转政策的引导下，种田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出现，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宁波已经成为粮食生产主体。但值得指出的是新型经营主体在生产过程中有种植非粮化、农地非农化的冲动。

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是时代的主题。2000年后，随着宁波城市化推进，宁波城镇人口达到332万人，常住人口为596万人（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宁波市常住人口达到760万人，城镇人口519万人，占常住人口的68.29%（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城镇人口增加，导致都市圈经济的兴起，农户生产行为具有发展都市农业的倾向。同时沿海地区的地理优势，出口创汇农业也蓬勃发展，在宁海、象山，农户种植西兰花、毛豆、菠菜、小松菜、青刀豆，形成出口蔬菜的“区域化基地”。

城市化将是宁波市未来一段时间的主题，而耕地非农化现象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所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也称农地代价性损失。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农户已经成为广大农村投资、经营与生产等经济活动的主体和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土地利用行为与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息息相关。沿海发达地区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呈现出几种倾向：兼业农户土地利用集约度明显下降，粮食播种面积缩小显著，农地显性/隐性抛荒现象日趋严重。理性农户会根据自身拥有的资源及外部约束因子来选择活动，以达到自家食物安全基础上效用最大化的目标。

通过对1980年代至2000年代宁波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分析，揭示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为沿海发达地区农业未来生产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