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司元年

张瑞敏第一次蹚过青岛冰箱厂门口的烂泥路，就决心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那是1984年的最后一个月，市二轻局科级干部张瑞敏被排挤，接过了这个连续换了三任厂长依然未见好转的烫手山芋——“8点钟上班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

一年后，张瑞敏挥起了他的大锤砸向不合格的冰箱，那一刻张瑞敏们正式宣告了属于他们的时代到来。

那时候的张瑞敏不知道，那些在后来和他一起成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的耀眼人物，也在那一年做出了一些平凡而又不平凡的决定——就像他不知道，他所想要整修的家电厂门口的泥泞小路，后来通往的是属于中国公司品牌的铸造之旅。

那注定是一个会被中国历史记住的年份。

当1984年刚刚到来时，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方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悄然南下担当起“扳道工”的角色，回到北京，他又坐回“驾驶员”的位置，吹响号角，宣布改革开放全面提速。

那一年早春，南方已经吹来了温暖的风，王石创办了万科公司的前身——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史玉柱毅然告别了安徽省统计局办公室的机关生活，跑到深圳研发、兜售自己编写的软件。

那一年，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发誓再也不会在国营工厂里上班，他坐着火车到珠江三角洲去了。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生李东生，则在惠州一个破败的农机仓库开始生产录音磁带。三水县酒厂厂长李经纬研发出了全新饮料“健力宝”，它在当时陈旧、雷同的中国商品中简直算得上是鹤立鸡群。

任正非也在那一年离开了部队，开始了他的华为想象。而在北方的中关村，电子企业开始慢慢集聚，那条大街正在成为孕育互联网企业家的摇篮之一。那一年，柳传志不甘心做一个平庸的科研人员，在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简陋的传达室内创办了联想公司。

那一年，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代表人物的柳传志40岁、张瑞敏36岁、王石33岁……受惠于邓小平描绘的改革蓝图，一个个新时代的弄潮儿们，从那时候开始，纷纷在其人生的中途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冒险。

从国企出发的张瑞敏，更像是一个起承转合的标杆。毕竟在那一年，无论是柳传志、王石，还是鲁冠球、刘永好、任正非等，那些刚刚做出人生重大抉择的创业者都不是中国最耀眼的企业家。在那个时刻，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打破“大锅饭”，实行“联产计酬制”，成为家喻户晓的“具有独创精神”的厂长；在河北，石家庄造纸厂的业务科长马胜利毛遂自荐当厂长，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管理机制。

除“南步北马”两大明星之外，云南的褚时健在当地声名鹊起，这一年，他“豪赌”2300万美元引进国外先进卷烟设备。这次搏命的冒险成为玉溪卷烟厂的命运转折，也成为褚时健一生传奇的开始。

30余年过去了，任正非麾下的华为，正在让人重新思考中国公司的价值潜力；柳传志成了中国企业家的“教父”，虽然他反对这个标签；年届七十的张瑞敏，试图用“人单合一”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再造海尔；而王石打造了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后，又一度陷入一场足以彪炳中国资本史的宝万鏖战；褚时健和他的褚橙基地，依然是王石们常常去求教的地方……

30年后，属于熊彼特所定义的“创造性破坏”，似乎正在被新一代企业家们所接棒。但一切的痕迹依然可以追溯至当年。

1984年9月，马云经过三次高考终于走进杭州师范学院，每天激情澎湃地东奔西跑。东莞的王志东考入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熊晓鸽从湖南大学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梦想成为新华社知名新闻记者。等到互联网时代到来之际，这些人都将成为新的商界领袖。

如今我们再回望当年，会发现太多的草蛇灰线；20世纪80年代泛黄的历史定格里，开放气息在30年后依然透过老照片扑面而来。那些年轻人的开放梦想，似乎是对奥威尔关于1984悲观预言的一次绝地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