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干山会议”

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上刊登了一条新闻，标题是“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内容如下：

本报讯《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者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论文写明“九月征文”字样，寄北京市《经济学周报》社。论文不超过8000字，提纲不超过1000字，并请写清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和工作单位。

就是这条200多字的短讯，吹响了一个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集结号。

据1984年8月25日《经济日报》报道：“截至8月15日止，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多篇论文。论文作者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更多的是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

在选拔参会代表的过程中，会议筹备组遵循“五不讲”原则，即“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仅凭论文水平，确认了124名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除前述124位凭论文入选的代表外，还有中央有关部委的代表8人、浙江省特邀及列席代表19人，加上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新闻界代表、浙江省有关方面负责人等，最终参加这个学术讨论会的人数有180余人。据会议发起者之一的张钢(其他三个发起人是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回忆：“因为在莫干山开，所以多给了浙江10个名额。”

1984年9月3日，大约也就是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一个月，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上开幕，会议一直持续开到9月10日，这就是后来在中国改革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莫干山会议”，在当年也被誉为“经济学界的一件大事”(1984年8月27日《经济学周报》语)。

在一份现存可见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名单”里，王岐山、马凯、马宾、吴稼祥、金观涛、张维迎、周其仁、徐景安、常修泽、贾康、王晓鲁、高粱、华生、郭树清等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9月3日开幕大会之后，会议即进入分组讨论阶段，一共有七个组。

第一组是宏观组。聚焦的内容是价格改革，与会者认为，当时的价格体系有两大弊病：一是官定价格太多，二是价格结构不合理。彻底价格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会上关于价格改革的讨论和建议受到了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的赞赏，并呈到总理面前，还得到了批示。次年，中央实行的价格双轨制，其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莫干山会议”的集体智慧结晶。

第二组是企业组。集中讨论的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和启动点、“利润留成”和“股份制”两种改革方式、国有企业破产问题等。

第三组是开放组。这一组的成员主要来自上海、广州、深圳等沿海开放地区和内蒙古、陕西等西部地区，讨论的内容包括扩大开放战略，沿海开放和中西部地区开发的关系，金融、外汇管理体制，特区货币问题，等等。

第四组是流通组。主要集中讨论如何发挥城市多种功能：城市功能发挥和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之间的相关性；政府在发挥城市功能方面的作用；调整城市产业结构，改变单一工业生产功能大城市；纠正那种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才创造价值，不承认城市多种功能和第三产业对社会利益的贡献的思想。

第五组是金融组。重点讨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商品生产对金融提出了哪些最为迫切的要求，我国应建立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当前金融改革主要抓哪些环节，区域性金融中心、开放金融市场以及由开放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引发的“股份经济”问题等。

第六组是农村组。讨论的主要问题有：如何判断农村改革和发展总体形势；改革农产品(首先是粮食)购销体制，新型粮食流通渠道和粮食部门经营模式；农村产业结构；等等。

第七组是理论组。讨论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政企分离及国家的经济职能、所有制形式以及经济模式选择等方面的问题。

虽然只是一次由“民间发起”的会议，但是“莫干山会议”的基调定得很高，就是要“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因此，会议主要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心议题，选择了几个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来进行讨论。

9月10日，会议结束后，各组报告起草人赶写，9月15日完成了七份专题报告，加上两个附件，一共九份文件上报。9月中下旬，几位主要执笔人徐景安、朱嘉明、黄江南、周其仁等又去北戴河做进一步修改。

关于参加会议者，这里说点趣事。现任慧聪网董事局主席的郭凡生当时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工作，他写了一篇“反梯度理论”的文章，因观点新颖，一下子就入选了。后来与华生等人一道，因价格双轨制理论而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张维迎当时还是西北大学经济系的研究生，他提交的是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一开始初审人写的评语是“此稿不用”，后来筹备组筛选完一轮之后发现稿件数量不够，就把原先毙掉的一些稿子拿出来重审，二审时给他文章的意见是“此文很好，建议录取”。就这样张维迎幸运地上了莫干山，而且还成了“明星人物”，尽管当时在讨论中他带着浓重陕西口音的发言别人要听他说几遍才能懂。

30年以后，当站在宽大的落地窗前俯瞰北京的林立高楼，在接受《钱江晚报》记者采访时，著名经济学家华生说起1984年9月的自己——一个疲惫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9月8日，在杭州汪庄二号楼，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学生作为代表，向当时的国务委员张劲夫汇报了“莫干山会议”的讨论结果——对价格改革问题的两种思路。此前一晚在驶下莫干山蜿蜒山路的汽车上，他晕车昏了过去。

自此以后，华生将“莫干山会议”作为人生轨迹的初始刻度：“‘莫干山会议’之前，我和参加会议的许多年轻人一样，都是默默无闻的普通在校学生。‘莫干山会议’给了我们机会，第一次把我们摆在国家政策的参与、建言、决策角度考虑问题。从此，我开始频繁地介入中国的改革进程。”

在1984年召开的“莫干山会议”是中国经济改革思想史上的开创性事件，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一个重要符号。学者柳红认为，“莫干山会议”将青年推上历史舞台，使新生的改革力量得以聚集。在这次会议之后，中国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脱颖而出，“中青年”由此也成为当时社会广泛认可的改革时代的新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