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崛起

20世纪80年代，中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涌现了一种新型企业形态。这些企业由农民创办，具有相对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单独核算的账目，也要缴纳不菲的利税，但相比国营企业，技术粗糙，设备落后，管理上主要靠“厂长”的权威而不是现代权责明确的管理体系。这样一种企业，就是乡镇企业。

回过头来看，乡镇企业实是应中国改革开放之运而生。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产到户到人，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被解放出来，农村没有了生存空间，剩余劳动人口必然涌向城市。但由于城市下岗职工同样是社会“不稳定分子”，加上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流，这必然对城市产生冲击。乡镇企业的崛起，恰恰提供了一种完美的解决方案：既避免了城市秩序受到冲击，也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释放的出口。邓小平曾称其为“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

乡镇企业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年到1984年。此时国家经济和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农村改变了“以粮为纲”的单一经济结构，社办企业和队办企业开始兴起，这是乡镇企业的萌发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1984到1991年。1984年，国务院正式发出通知，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这一时期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阶段。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称，1986年前后，乡镇企业的总数已经发展到1515万家，劳动力近8000万，向国家缴纳税金170亿元，实现总产值3300亿元，占全国总产值的20%。这已是一个巨大的规模。

第三个阶段是1991年到1997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乡镇企业进入另一个辉煌发展期，1992年乡镇企业总收入达15931亿元，比1991年增长49.5%，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万亿。

乡镇企业崛起，并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版图中的重要一部分，是不争事实。

乡镇企业往往以乡村为发展基地，创始人往往就是农村的书记，包括乡镇干部。经由乡镇企业，他们从纯粹的党的干部分化出另一重身份：企业家。所以，他们既是村镇的大家长，又是乡镇企业的管理者，但由于政商合一的内在特质，严格意义上，乡镇企业并不是现代企业，乡镇企业创始人也不是现代企业家。

这一时期，中国的乡镇企业涌现出大量的模范村，譬如河南的刘庄和南街村、天津的大邱庄、江苏的华西村、浙江的横店等。而这背后，也连着一个个乡村能人，比如刘庄的史来贺、南街村的王宏斌、华西村的吴仁宝、横店集团的创始人徐文荣等。之于村镇管理与乡镇经济发展，他们都是“无私而威权的领导者”。有人总结道，他们同时具备两种能力：其一是极其善于利用一些优势和概念，为自己营造一个宽松而受扶持的执政氛围；其二是有相当的市场敏感性，因而往往就能办起一家乃至若干家非常赚钱的工厂。

这些人是典型的农民企业家。“他们无论穿什么牌子的西装总是不合身，很少有人会正确地打领带，他们最喜欢的服饰品牌是法国的皮尔·卡丹和香港的金利来。标识都做得很大，老远就能清晰地看到。他们的普通话都糟糕透了，还特喜欢把自己的照片登在企业介绍册和广告上，而形象都是一律地可笑。”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家裤腿上的泥点子都没甩干净，就已经登上创富的时代列车了。

这一批乡镇企业家中，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那就是万向集团主席鲁冠球。鲁冠球1969年7月带领6名农民，集资4000元，创办宁围公社农机厂。1979年在看到《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社论中出现“国民经济要发展，交通运输是先行官”这样的论述时，他决定砍掉其他项目，专攻万向节。

随后，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他冒着风险搞职工内部入股，成为中国农民企业家中最有产权精神的企业家。媒体开始注意到鲁冠球，是因为《半月谈》将他评为当年的全国十大新闻人物，万向集团也成为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善于突破、勇于担当、敢于创新的鲁冠球后来也被尊为“浙商教父”。

以鲁冠球为代表的乡镇经济企业家，成为那时候的风云人物。他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创业的经验，但硬是凭着一股蛮劲儿，在政策与时代的庇佑下快速成长起来，并影响至今——集体经济的苏南模式与私人经济的温州模式，正是当今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模式的两种雏形，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塑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发展过程中，中国乡镇企业也在不断调试，其中一个重要探索是联营。乡镇企业家们以低价格购买国营公司的设备与技术，不少国企的工程师也在周末接受乡镇企业的聘用，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更先进的做法是，乡镇企业与国营企业达成联营协议，以资金购买技术援助，以及使用那些知名品牌。在河北、山东等不少地方都出现了“经济联合体”，即国营公司把自己的业务承包给乡镇企业，形成联盟发展的模式。在更先进的技术加持之下，乡镇企业更快地发展起来。

根据财经作家吴晓波所著的《激荡三十年》中的叙述，1986年第一期的《时代周刊》也注意到中国的乡镇经济。这期杂志以“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为主题，对中国经济发展展开描写，撰稿人写道：“仅仅隔几年重访中国的外国人简直不敢相信他们访问的是同一个国家，丰富多彩的食品自由市场，农村如雨后春笋般盖起来的整洁小屋和充满生机的乡村工业，这些都是他们以及他们的东道主所没有见到过的。”这从侧面肯定了乡镇经济对中国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

1986年前后的乡镇经济其实是民间力量崛起的象征。1978年之后，改革春风唤醒了民间积蓄已久的社会、经济力量，农村土地、人力等资源丰富，在个人英雄主义与政策带动下，农村广袤大地蒸腾起新的希望，乡镇经济终于“异军突起”，并影响了中国农村的深刻变革。虽然不少乡镇企业在后来因为家族式管理、企业家精神成色不足陷入困境，但乡镇企业对中国经济形态的塑造，不应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