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邱庄与华西村

多年后回头来看，1978年就像一个启动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就是万物苏醒、万象更新之时。所谓“时间开始了”，也就意味着在这之后，一切都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40年来改革开放叙事的主基调。但如果只是把一切的开始归结于一个伟大的时间节点，很可能就会忽视一些本该注意到的现象和规律。实际上，早在1978年之前，市场经济的星星之火就已经在全国一些地方零星闪现，只是还处于地下状态，或者打政策擦边球，不仅不敢公开，更谈不上合法化。

比如天津大邱庄和江苏江阴华西村，这两个村庄一北一南，先后撑起了“中国第一村”的盛名，成为改革开放历史上的一段传奇。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大邱庄冷轧带钢厂已经成立了一年多。一个诗人郭小川笔下的团泊洼，穷得被形容为“宁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庄”的华北小村庄，既没有矿产资源，也没有市场基础，怎么会凭空开办起一家冷轧带钢厂？哪怕到了今天，谜底仍然是众说纷纭。

大邱庄的带头人叫禹作敏，于1974年担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开始，禹作敏和中国几乎所有农村基层干部一样，都以山西大寨为榜样。禹作敏自己曾四次前往大寨参观学习，等他上任后，立即在大邱庄掀起学大寨的高潮，花了三年时间，硬是把7000多亩盐碱地改造成了农田。

而随着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大寨模式受到广泛质疑。禹作敏带领村民一番苦干，并没有让大邱庄摆脱贫困，也引起了村民不满。据说，在那段时间，禹作敏独自一人在团泊洼徘徊反思，默默抽着旱烟。其后，他召集社员，主动承诺，一定要让大邱庄摘掉贫困帽子，让村里的光棍都娶上媳妇，否则就下台。

次年8月间，大邱庄冷轧带钢厂成立，禹作敏迈出了其后15年辉煌生涯的第一步。不过，冷轧带钢厂的厂长并不是禹作敏，他起用了村里的一名技术能人，叫刘万明。刘万明是1960年由天津一家轧钢厂下放回来的，或许就是因为他，禹作敏才走上了创办冷轧带钢厂这一条连自己都感到陌生的道路。

到了一年后的1978年，这家冷轧带钢厂便已收回全部成本，纯利润超过30万元。这也决定了禹作敏将要在这条路上一路狂奔向前。只是那时候，禹作敏大概不会知道，大邱庄的集体企业会越办越多，高峰时产值高达数十亿元，摇身变成“中国第一村”，而他也很快成为中国闻名的农民企业家。

在禹作敏的冷轧带钢厂刚起步的时候，位于江苏江阴的华西村的地下加工厂，已经闷声发大财有近10年时间。那一年，华西村的固定资产已高达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这在当年的全国农村中实属凤毛麟角。

自1961年华西村成立大队起，吴仁宝就担任党支部书记，此后直至2003年宣布退休，他一直都是华西村(大队)的一把手。吴仁宝也学过大寨，而且学得还很不错，1975年被《人民日报》树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但他同时又悄悄办了个小五金厂，第一年就赚了万把块，迈出了后来华西村模式的第一步。

当时，上面的领导来视察，吴仁宝就把领导带到田头去，看轰轰烈烈的大生产场面，等领导走了，村里的农民又变成了工人回厂里干活。当时有口号叫“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吴仁宝表面上讲“阶级斗争”“以粮为纲”，重点和实际却在抓“全面发展”。吴仁宝把这叫作以“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

▲吴仁宝(右一)考察江苏靖江，为“华西”寻求合作

这就是吴仁宝的聪明之处，也是华西村到了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能够实现迅速发展的经验之道。

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华西村又上了《人民日报》，而且是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发《农民爱这样的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江阴县华西大队》，同时配发评论员文章《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只不过，这一次介绍的却是华西村“走农副工综合发展的道路，努力壮大集体经济”的经验。那时候，华西村实际上已经有三四个工厂了。

无论是禹作敏还是吴仁宝，他们在中央政策尚未改变之前就走上了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说到底都是因为穷则思变，实在是穷怕了，穷到没有办法了，只能想别的出路。当然，那时候的中国农村，穷是普遍现象，但是有没有禹作敏、吴仁宝这样的“能人”还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他们这样的领头人，没有他们这样的胆量和气魄，再穷也变不出什么花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