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避讳[1]
——研习钱大昕著作的一个读书报告
论及避讳学，即刻想到史学大师陈垣（1880～1971）。追根溯源，不应忘记乾嘉巨子钱大昕（1728～1804）。陈垣甚至将钱氏盛赞为“清朝唯一的史学家”[2]，认为：“前人可称做避讳学专家的”，“应推钱竹汀（大昕）先生。他对于避讳学虽未著成专书，然却有极精密的研究”。其名著《史讳举例》便是为纪念钱氏200周年诞辰而作。陈垣说：“我对于此题所用的资料，大半是采自钱先生所著的书。”[3]仅就宋代避讳而论，钱大昕的考论就很有分量。温故知新，而今仍可从中获得若干有益的认知与启迪。鉴于钱氏有关论述散见于多种著作，本文先择要分类摘录如下，并稍作评介，最后略抒个人感悟。
一 地名避讳
要言不烦是钱大昕论事行文的一大特色。其《十驾斋养新录》卷11《避讳改郡县名》条宋代部分云：“宋太祖之祖名敬，改敬州为梅州、石镜县曰石照。父名宏殷，改宏农县曰常农（本曰恒农，史家避真宗讳改）、殷城县曰商城、溵水县曰商水。太祖名匡胤，改匡城县曰鹤邱、胤山县曰平蜀。太宗名光义，改义阳军曰信阳、义武军曰定武、昭义军曰昭德、崇义军曰崇信、保义军曰保平、感义军曰感德、彰义军曰彰化、南义州曰南仪、孝义县曰中阳、义川县曰宜川、义兴县曰宜兴、义章县曰宜章、郴义县曰桂阳、通义县曰眉山、方义县曰小溪、义宾县曰宜宾、义宁县曰信安、全义县曰兴安、信义县曰信宜、义伦县曰宜伦、义清县曰中庐、归义县曰归信、丰义县曰彭阳、招义县曰招信、正义县曰蒙山、富义监曰富顺。仁宗名祯，改祯州曰惠州、永贞县曰永昌、浈阳县曰真阳、浈昌县曰保昌。神宗名顼，改旭川县曰荣德。孝宗名眘，改慎县曰梁县。理宗名昀，改筠州曰瑞州。大中祥符五年，避圣祖讳，改元武县曰中江、朗州曰鼎州、朗山县曰确山、朗池县曰营山。天圣元年，避章献后父讳，改淮南之通州为崇州、蜀之通州为达州、通利军曰安利、通化县曰金川。大观四年，避孔子讳，改瑕邱县曰瑕县、龚邱县曰龚县。绍兴十二年，避金太祖讳，改岷州曰西和州。廿八年，避金太子光瑛名，改光州为蒋州、光山县曰期思。”[4]这段文字看似冗长，实则简洁，其信息量之大、涉及面之广令人叹为观止。涉及今四川省即多达10例，眉山、宜宾、富顺、中江、营山、达州六地分别因避宋讳由通义、义宾、富义、元武、朗池、通州而改今名。“（改）胤山县曰平蜀”，在今旺苍县境内；“（改）方义县曰小溪”，即今遂宁市船山区；“改旭川县曰荣德”，即今荣县；“（改）通化县曰金川”，在今理县东北。涉及今河南省之处也不少，恕不一一列举。
文中论及宋人避金朝讳，钱氏仅举二例。此种现象值得重视，或可作为宋金互称南北朝、相互承认的例证。陈垣《史讳举例》将其拓展为“宋辽金夏互避讳”，列举五例。如“《金史·章宗纪》：‘明昌四年，遣完颜匡使宋，权更名弼，以避宋讳。’”[5]尚有可补充者，如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金史·海陵子光英传》记载，与改光州为蒋州同时，改“光化军为通化军”[6]。宋辽金夏互避讳原因何在，钱、陈二氏未做任何说明。其实“互避讳”并非常态，仅出现于某些特殊情况下，如出使、绍兴和议之后等，系应景或应急之举。《文献通考·舆地考四》载：光州“绍兴末改蒋州，寻复旧”[7]；《宋史·地理志四》载：光山“避讳改期思，寻复故”[8]；《方舆胜览》载：“通化军复为光化军。”[9]
千虑一失，文中可商之处有二。一是通州改名达州，钱氏本人另有一说：“今考李氏《长编》亦载于乾德三年，殆因淮南有通州避重名而改。”当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为“蜀之通州”非因避讳，系“避重名”，早在宋初已改名。二是宋代军有两种，不容混淆。钱氏曾多次强调，其《廿二史考异》卷69《宋史三》云：“宋时称军者有二等：一为节度军号，以宠大州；一为小郡之称，大约由县升军，由军升州，如北海军后升潍州是也。军名虽同，而品秩大小迥殊。”[10]文中所举七军，仅义阳即信阳军系“小郡之称”，义武、昭义、崇义、保义、感义、彰义六军乃“节度军号”，似不应以“州郡名”相称。
地名避讳不限于郡县名，山名之类也在避讳之列。《廿二史考异》中有两例：其一，改“恒山”为“镇山”。《宋史·礼志》：“秦将王翦镇山伯。”钱氏案曰：“当是‘恒山’，避（宋真宗）讳，易‘恒’为‘镇’。”其二，改“桓山”为“魋山”。《宋史·王巩传》：“登魋山，吹笛饮酒。”钱氏案曰：“‘魋山’本‘桓山’，史家避（宋钦宗）讳改。”[11]桓山，在徐州境内，之所以改为“魋山”，或与山上有春秋时期宋国司马桓魋之墓有关[12]。《文献通考·经籍考七十二》作“栢山”[13]，当属另一种避讳方式。
二 姓名避讳
《十驾斋养新录》附《余录》卷下《避讳改姓》条称：“陶谷本姓唐，诗人彦谦之孙，避石晋讳（后晋高祖石敬瑭），改陶氏。汤悦本姓殷，名崇义，初仕南唐，入宋避讳，改今姓名[14]。金履祥先世姓刘，避吴越讳，为金氏。”[15]陶谷、金履祥因避五代十国讳而改姓，殷悦则是避宋太祖父亲赵弘殷名讳而改姓汤。敬姓者因避宋太祖祖父赵敬名讳改姓恭。《宋史·艺文志七》：“《恭翔集》十卷。”钱氏案曰：“即敬翔也”，“史臣避宋讳追改之”。殷姓除改姓汤，改姓商者为数更多。《宋史·艺文志三》：“《目录类》商仲茂《十三代史目》一卷。”钱氏案曰：“本姓殷，避讳追改。《别集类》有商璠《丹阳集》、商文圭《从军稿》”，“《五行类》有商绍《太史堪舆历》，皆本‘殷’字也”。钱氏指出：“殷璠《丹阳集》一卷，见《总集类》。而《别集类》又有商璠《丹阳集》一卷。宋人避讳，改‘殷’为‘商’，其实一书也。”[16]修史者不知姓氏避讳是《宋史·艺文志》“一书而二三见”的原因之一。
《十驾斋养新录》卷7《沈尤同族》，其依据是费衮《梁谿漫录》卷3《氏族》：“王审知据闽，闽人避其讳，以沈去水而为尤，二姓实一姓也。”[17]名列“南宋四大诗人”之一的尤袤便是例证[18]。陈垣《史讳举例》补充了一些姓氏避讳的例证，如文彦博本姓敬，更姓文[19]之类。但质疑“沈尤同族”：“尤姓由来远矣。”[20]有学者也认为此说不确，其主要理由是沈字去水旁，不是尤字[21]。
关于名讳避讳，《廿二史考异》卷75以杨承信改名杨信为例：“杨承信，《通鉴》作杨信，盖避汉隐帝（刘承祐）讳，去上一字也。”[22]同书卷73所举例证较多，如：王晦叔“本名曙，避英宗讳，称其字”；程正柔“本名匡柔，避讳改”；龚颐正“本名惇颐，避讳更名”；蔡元道“本名惇，避讳称其字”；朱景玄“宋人避讳，易为‘真’字，如玄武为真武也”；包幼正“本名佶，避徽宗讳，亦称字”；“李泰伯本名觏，避高宗讳，亦称字”；许恭宗“即许敬宗也，史臣避宋讳追改之”。钱氏指出：《宋史·艺文志》“《别集类》前有《廖光图诗集》二卷，后有《廖正图诗》一卷，本名匡图，宋人避讳，或改为‘光’，或改为‘正’，其实一书也”；“《艺术类》有张仲商《射训》”，商“本‘殷字’”。[23]
至于如何改名，办法不尽相同。《廿二史考异》卷70以宋初名将刘光义避太宗讳为例，指出办法有三种：一是“以字行”，改名廷让；二是缺笔，书“义”“为‘乂’”；三是以近音字替换，改“义”“为‘毅’”[24]。于是刘光义一人以四种名字出现于不同史书。吴任臣《十国春秋》卷49《后蜀二·后主本纪》称：刘光义，“《宋通鉴长编》作‘刘光义’；《蜀梼杌》作‘刘光乂’；《宋史》作‘刘廷让’；《东都事略》作‘刘光毅’”[25]。
《十驾斋养新录》卷16《文人避家讳》称：“古人重家讳。”并以司马光及眉山苏氏为例。司马光“父讳池，每与韩持国（维）书，改‘持’为‘秉’，取其义相近”。其实“礼不讳嫌”，“不避无妨”。苏序之子苏洵，著文“改‘序’为‘引’”。其孙苏轼“不为人作序，或改用‘叙’字”[26]。《潜研堂集·文集》卷29《跋剡录》指出，此书的作者高似孙“为文虎之子”，“书中屡称（其父为）先公翰林”，并“称袁虎为袁彪，亦是避其家讳也”[27]。
三 官职避讳
因避讳而改官职名称较常见，其时间则长短不同。历时短者，如改通判为同判之类，前后不过十年而已。《廿二史考异》卷69引《嘉泰会稽志》：“天圣初，以章献明肃太后家讳，避通字，如改通进司为承进司，……诸州通判为同判，通事舍人为宣事舍人之类是也。仁宗亲政皆复故。”[28]历时长者，如部署改称总管、签署改称签书，从宋英宗即位到南宋都如此。至于北宋前期，系追改。《宋史·高化传》：“为鄜延路马步军副都总管。”钱氏《诸史拾遗》卷4案曰：“宋初，武臣领兵在外者，曰都部署，曰副都部署，曰部署。英宗即位，始避讳，改部署为总管。史于仁宗朝诸臣，如此传为鄜延路马步军副都总管，降滑州总管，改真定路副都总管；……皆依后来避讳之称。”[29]《宋史·职官志二》：“签书院事、同签书院事。”《廿二史考异》卷71案曰：“太平兴国四年，置签署枢密院事，以枢密直学士石熙载为之。八年，以张齐贤、王沔同签署院事。景德三年，马知节、韩崇训亦为签署。史家避英宗讳，改署为书尔。治平中，郭逵以检校太尉同签书枢密院事。签书之名始于此。”[30]《宋史·宰辅表一》：“太平兴国四年正月，石熙载自枢密直学士迁签书枢密院事。”《廿二史考异》卷74案曰：“‘签书’当作‘签署’。张齐贤、王沔、杨守一、张逊、冯拯、陈尧叟、韩崇训、马知节、曹玮、王德用诸人皆除签署或同签署。史家避讳，追改为‘书’字。”[31]
任职不仅限于避圣讳，而且要避家讳，《唐律疏义》有明文规定。《十驾斋养新录》卷6《居官避家讳》条：“《唐律·职制篇》：‘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徒一年。’《疏义》云：‘府有正号，官有名称。府号者，假若父名‘卫’，不得于诸卫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官称者，或父名‘军’，不得作将军，或祖名‘卿’，不得居卿任之类。皆须自言，不得辄受。”[32]这一禁令为《宋刑统》卷10《职制律·冒荣居官》所沿袭[33]，宋太宗雍熙二年诏令、宋仁宗嘉祐六年诏令[34]及《庆元条法事类》[35]等法律文书在原则上予以重申。避讳办法有二：一是更改出任官职，如由任著作佐郎改任秘书丞。林岊因其父祖名著，不能担任著作佐郎。《潜研堂集·文集》卷28《跋九朝编年备要》：林岊“开禧三年三月，除秘书郎。七月，除著作佐郎，以祖讳，改除秘书丞。……见《中兴馆阁续录》”[36]。二是更改职官名称，如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同中书门下二品。《宋史·宰辅表一》：“建隆元年二月吴廷祚自枢密使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廿二史考异》卷74案曰：“《本纪》作‘同中书门下二品’。廷祚父名璋，故改平章事为二品。后晋天福四年，升中书门下平章事为正二品故也。《（宰辅）表》书平章事，误。”[37]慕容延钊又是一例，“以（其）父讳章，当为使相，不带平章事，并拜同中书门下二品”[38]。但此法“仅止一再见，几于特创”，限于优礼“开国勋臣”[39]。
从广义上说，官员谥法可归属职官制度。钱大昕对有宋一代的谥号曾潜心研究，下过大功夫[40]。依钱氏之见，改“贞”为“正”是官员谥号避讳的典型例证。《潜研堂集·文集》卷30《跋挥麈后录》称：“宋初，李昉、王旦皆谥文贞。后来避仁宗嫌名，改为‘正’字。范希文、司马君实之‘文正’即‘文贞’也。谥法有‘贞’无‘正’，宋人避讳有‘正’无‘贞’，二名不当并用。”由于对此茫然无知，以致产生两大错误。一是不懂唐代谥法，改“贞”为“正”。有学者以为唐代谥法已有“文贞”，其主要依据是“（王溥）《唐会要·谥法篇》‘贞’俱作‘正’”。钱氏强调：“此后人追改。王溥，宋初人，不当回避‘贞’字。”二是“正”“贞”并用，甚至认为“正”优于“贞”。“元时谥耶律楚材、许衡文正，而马祖常、曹伯启别谥文贞。此当时太常不学之失，而后遂沿用之。”[41]对于钱氏此说，清人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6《谥文正》有申论，可参看[42]。
四 文书避讳
《十驾斋养新录》卷7《宋人避轩辕字》条称：“予见宋板经籍遇‘轩辕’二字辄缺笔，初未详其说。后读李氏《通鉴长编》”，方知宋真宗尊轩辕黄帝为远祖、赵玄朗为圣祖，于大中祥符五年诏：“圣祖名，上曰元，下曰朗，不得斥犯”；“内外文字不得斥用黄帝名号故事，其经典旧文不可避者阙之。乃悟‘轩辕’二字阙笔之由”[43]。于是孔子谥号由“玄圣文宣王”改为“至圣文宣王”。宋代诸如此类的文字禁忌不少，特别是宋徽宗时期。《十驾斋养新录》卷7有《孔子讳》《避老子名字》《僧道不称寺观主》《政和禁圣天等字命名》《禁人名寓意僭窃》等条。据《能改斋漫录》《容斋续笔》记载：“政和中，禁中外不许以龙、天、君、玉、帝、上、圣、皇等为名字。”当时还不许人们取名“大明”“丕显”“孙权”“刘项”等。政和八年，浮梁县丞陆元佐上书讲了两则故事。一则是：“昔皇祐中，御笔赐蔡襄字曰君谟，后唱进士第日，有窃以为名者。仁宗怒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恭睹。”另一则是：“政和二年春，赐贡士第，当时有吴定辟、魏元勋等十余人，名意僭窃，陛下或降或革。”钱氏引用《至正直记》：“‘丘’字，圣人讳也。子孙读经史，凡云孔丘者，则读作‘某’，以‘丘’字朱笔圈之。凡有‘丘’字，读若‘区’，至如诗以为韵者，皆读作‘休’，同义则如字。”[44]
书名避讳是文字避讳中较为重要的一种。《宋史·艺文志》著录颜师古一人著有两种书，一种叫《刊谬正俗》，另一种叫《纠谬正俗》。《廿二史考异》卷73指出：“颜师古《刊谬正俗》八卷已见《经解类》，而《儒家类》又有颜师古《纠谬正俗》八卷。此书本名《匡谬正俗》，宋人避讳，或改为‘刊’，或改为‘纠’，其实一书也”[45]。又如《艺文志》“前有刘时靖《时镜新书》五卷，后有刘靖《时鉴杂书》一卷，宋人避讳，改‘镜’为‘鉴’，其实一书也”[46]。修史者不知书名避讳是《宋史·艺文志》“一书而二三见”的又一个原因。
因禁忌森严，宋人行文遣词、印行书籍，均极审慎，“于宋讳皆阙笔，即‘慎’‘敦’‘廓’‘筠’（等同音近音）诸字亦然”。避讳如若还有正面意义，其作用或在于方便后人解决版本疑难。钱氏《跋宋太宗实录》称：“予决为南宋馆阁钞本，以避讳验之，当在理宗朝也。”[47]《十驾斋养新录》卷1《朱子四书注避宋讳》列举钱氏所读版本沿袭宋本避宋讳之处，如改齐桓公为“齐威公”，“避钦宗讳”；“‘慎’字，避孝宗讳，以‘谨’代之”；“一正天下，改‘匡’为‘正’，避太祖讳也”；“‘逊者，礼之实也’，改‘让’为‘逊’，避濮安懿王（允让）讳”；“‘正子’，改‘贞’为‘正’，避仁宗讳也”[48]。
五 两点感悟
研读钱大昕有关宋代避讳的论述后有些点滴感悟，下面妄言一二。
其一，关于宋代避讳，略有所知易，弄个清楚难。既往研究虽有若干[49]，只怕仍有深究的余地。某些基础性的问题未必就明白。如避讳在宋代究竟是习俗还是制度？其遵行或实施状况到底如何？对此，钱大昕、陈垣两大家无专门讨论，今人多以习俗相称，也有称为制度者。愚意以为，从总体上说，宋代避讳兼具习俗与制度双重性质。避讳以其避讳对象而论，大致可分为帝王圣贤讳与为家族尊长讳两大类[50]。后者简称“家讳”，其性质大抵属于习俗，但前文所述任职避家讳，就不只是习俗，系载入法律的制度性规定。避家讳习俗的流传程度因社会层级与文化水平而异，这一习俗在文盲居多的下层社会很难广为流传，而在文化程度较高的中上层社会则很盛行，因而钱大昕有“文人避家讳”一语。前者简称“圣讳”，其性质不仅是弹性较大的习俗，更是刚性较强的制度，如若违犯，将受惩处。《贡举条式》等书所载《淳熙重修文书式》《绍熙重修文书令》等法规中均有避讳条文[51]。可见事涉官方文书和科举试卷，这些法规显然执行得尤其严格。应当指出的是，即便避圣讳，也具有一定的弹性。首先法规本身就不一致，有二名不偏讳者，如宋太宗赵光义最初的规定是：“下一字同者宜改，与上一字同者仍旧。”[52]也有二名偏讳者，如“圣祖名，上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53]。但实际上“‘玄’字不避者多”[54]。上举李焘《长编》“上曰玄”，钱大昕引用时改为“上曰元”，系避清圣祖玄烨讳。可见推行时多有变通。又如按规定当“改‘殷’之字为‘商’”[55]，其实改为汤者也有之。有的规定过期作废，改通判为同判之类是其显例。又如“避老子名字”之禁“未久而即弛矣”[56]。有的规定反复变更，宋太宗的避讳方式便多次调整。开宝九年十月的规定是不避“光”字，只避“义”字及其嫌名，“以谏议大夫为正谏大夫，正议大夫为正奉大夫，通议大夫为通奉大夫，朝议大夫为朝奉大夫，朝议郎为朝奉郎，承议郎为承直郎，奉议郎为奉直郎，宣议郎为宣奉郎。”次年即太平兴国二年二月，宋太宗降旨：“朕今改名炅，自临御以来除已改州县、散官、职事官名号及人名外，其旧名二字，今后不须回避。”换言之，即“光”“义”二字均不避讳。大中祥符二年六月，宋真宗下诏：“太宗藩讳，溥率咸知，……自今中外文字有与二字相连及音同者，并令回避。”[57]严令“光”“义”二字均必须一概回避。如此前后折腾，或可作为我国传统时代的所谓法制随意性较大的又一小小例证。
其二，关于钱大昕本人，有学者在积极评价其卓越成就之余，感叹其“文字过于简略”。[58]此说不无一定道理，但在下则更偏向于赞赏钱氏论事行文简洁、直白、明快，不兜圈子弯弯绕，无闲言冗语，认为这一学术风格在当今尤其难能可贵。前辈学者往往如此告诫后学：不要研究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无法求证的问题、没有多大意思的问题；不能大而无当，空话连篇，也不能钻牛角尖，鸡零狗碎；不应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也不应当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邓广铭开导其弟子：“《辽史》上说得很明白，乣，军也。乣，就是军，没那么复杂。”[59]无独有偶，钱大昕也曾与其友人简而言之：“乣亦部落之称。”[60]“乣”究竟是什么，本人毫无研究，不敢妄评，但对钱、邓两大家不把问题复杂化的主张，高举双手赞成。程应镠教诲其高足：写文章“要干净简炼，一句话能说清的，不必说第二句”[61]。我同样高度认同，当长则长，能短更好。以此为标准，反躬自省。我那本《婚姻与社会·宋代》或许还算较为简洁，至于《宋代皇亲与政治》，不一定是“王大娘的裹脚”，但分明是注了水的。“米不够，水来凑。”这种现象在当今印行的学术论著中似乎并不少见。其真知灼见淹没于茫茫字海之中，叫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难以把握其主旨要义。让我们学学钱大昕，少说些废话，多挤些水分吧。离题远了，搁笔。
（原载《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3期）
[1] 本文为2017年9、10月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举办的“钱大昕与宋史研究”读书会而作，感谢北大文研院提供的支持。
[2] 与陈垣相似，陈寅恪在《李德裕贬死年月及归葬传说辨证》一文中，称赞钱大昕为“清代史学家第一人”（《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6页）。
[3] 陈垣：《历史补助科学的避讳学》，《史讳举例》附录，中华书局，2012，第237～238页。
[4]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杨勇军整理，上海书店，2011，第220页。
[5] 陈垣：《史讳举例》，中华书局，2012，第43～44页。
[6]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79，绍兴二十八年五月辛未，中华书局，1988，第2968页；脱脱等：《金史》卷82《海陵子光英传》，中华书局，1975，第1853页。
[7]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18《舆地考四》，中华书局，1986，第2498页。
[8] 脱脱等：《宋史》卷88《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7，第2184页。
[9] 祝穆等：《方舆胜览》卷33《光化军》，施和金点校，中华书局，2003，第598～599页。
[10]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69《宋史三》，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975页。
[11]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70《宋史四》、卷77《宋史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984、1077页。
[12] 苏轼：“有言郡东北荆山下，可以沟畎积水，因与吴正字、王户曹同往视，以地多乱石，不果。还，游圣女山，山有石室，如墓而无棺椁，或云宋司马桓魋墓。二子有诗，次其韵二首”（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第3册，孔凡礼点校，中华书局，1982，第768～770页）。
[13]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45《经籍考七十二》，中华书局，1986，第1936页。
[14] 南唐司空汤悦“即殷崇义，池州人也，姓犯宣祖讳，故改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建隆二年二月，中华书局，1979，第40页）。
[15]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附《余录》卷下《避讳改姓》，上海书店，2011，第428页。
[16]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32、1018、1026页。
[17]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2011，第147页。
[18] 《无锡县志》卷3上：“宋尤袤，字延之，其先闽人，本姓沈。因避王审知讳，去水姓尤，来居无锡。至袤，遂为无锡人”（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9]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21：“文潞公本姓敬，其曾大父避石晋髙祖讳，更姓文。至汉，复姓敬。入宋，其大父避翼祖讳，又更姓文。初，敬氏避讳，各用其一偏，或为文氏，或为茍氏”（中华书局，1983，第167页）。
[20] 陈垣：《史讳举例》，中华书局，2012，第18页。
[21] 程羽黑：《十驾斋养新录笺注》，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第263～264页。
[22]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57页。
[23]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18～1032页。
[24]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57页。
[25]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49《后蜀二·后主本纪》，中华书局，1983，第732页。
[26]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2011，第334页。
[27] 钱大昕：《潜研堂集》，吕友仁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520页。
[28]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981页。
[29]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附录《诸史拾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548～1549页。
[30]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994页。
[31]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34页。
[32]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2011，第129页。
[33] 窦仪等：《宋刑统》，吴翊如点校，中华书局，1984，第165页。
[34] 岳珂：《愧郯录》卷10《李文简奏稿》，朗润点校，中华书局，2016，第129～133页。
[35] 谢深甫等：《庆元条法事类》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86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77页。此事承蒙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刘双怡博士告知。
[36] 钱大昕：《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499页。
[37]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34页。
[38] 岳珂：《愧郯录》卷10《同二品》，中华书局，2016，第133页。
[39] 岳珂：《愧郯录》卷10《改易职事官名称》，中华书局，2016，第127页。
[40] 钱大昕称：“宋时后妃、诸王、文武臣僚得谥者，熙宁以前，载于宋次道（敏求）《春明退朝录》；庆元以前，载于王明清《挥麈后录》，然亦不无遗漏。予尝合宋、王两家类次而增补之，宁宗以后，则据正史，参以它书，补缀其阙，较之王圻《谥法考》所得盖已多矣”（《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541页）。
[41] 钱大昕：《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541页。
[42] 沈涛：《铜熨斗斋随笔》卷6《谥文正》，清光绪会稽章氏刻本。
[43]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2011，第139页。
[44]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2011，第143～144页。
[45]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18页。
[46]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020页。
[47] 钱大昕：《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498页。
[48]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2011，第46～47页。
[49] 据我所知，最早断代专文探究这一历史现象的是朱瑞熙《宋代的避讳习俗》一文［《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王曾瑜《辽宋西夏金的避讳、称谓和排行》一文有重要补充［《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5期］。硕士生周源在吴晓萍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宋代避讳制度研究》一文认为宋代已形成礼法合一的避讳制度（安徽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何忠礼《略论历史上的避讳》一文则是宋史研究者通论历代避讳［《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的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第2篇第6章“避讳改名”，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638～645页。
[50] 民间忌讳与行业避讳，本文不涉及，可参见向熹《汉语避讳研究》第10章“俗讳”，商务印书馆，2016，第379～421页。
[51] 丁度等：《集韵》附《贡举条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第313～315页。丁度是北宋人，书中所载南宋文献系后人增添。参见朱瑞熙《宋朝〈贡举条式〉研究》，刘海峰主编《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273～291页。
[52] 李攸：《宋朝事实》卷1《祖宗世次》，中华书局，1955，第8页。
[5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闰十月壬申，中华书局，1979，第1802页。
[54] 陈乐素：《宋史艺文志考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第638页。
[55] 李攸：《宋朝事实》卷1《祖宗世次》，中华书局，1955，第3页。
[56]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上海书店，2011，第143页。
[57] 李攸：《宋朝事实》卷1《祖宗世次》，中华书局，1955，第8页。
[58] 王瑞明：《钱大昕考订〈宋史〉的卓越成绩》，顾吉辰主编《钱大昕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第284页。
[59] 杨若薇：《邓广铭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发言》（2017年5月20日），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网站。
[60] 钱大昕：《潜研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616页。
[61] 虞云国：《两宋历史文化丛稿》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