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平民社会”论刍议[1]
——研习钱穆论著的一个读书报告
一 引言：过犹不及
对于宋代社会，学界有两种看似相近，实则相远的结论性认识。
一种是“平民化”。邓小南认为，平民化是从唐到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趋势。过犹不及，凡事都得把握一个“度”。邓小南颇有防范意识，或许正是出于被无限引申的担心，她在访谈中格外强调：“所谓‘化’，是指一种趋向，一种过程，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2]本人对此深表赞同。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草成《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3]一文，虽然仅着眼于狭义的文化，但多少包含这层意思。文中的某些认识，或可作为宋代平民化趋势的例证。当年之所以想到这个论题，是受到当代史学大家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的启示。他在书中将宋代“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4]作为中国文化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三件事之一。遗憾的是，当时我并未把《导论》一书读懂，至少领会不深。
另一种是“平民社会”。有学者将宋代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社会”[5]，只怕就失度、过度了。其主要依据是钱穆在《理学与艺术》一文所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却蒙古、满洲异族（或系‘贵族’之误）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此后门第传统之遗存。故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6]岂止平民社会而已，并且是“纯粹的”。这段文字，20世纪80年代我在《婚姻与社会·宋代》一书的结语中曾部分加以引用。当时我感兴趣的是其唐宋变革论，对“平民社会”一说虽心存疑义，但并未深究，仅在注释中有所表达[7]。
钱穆“贵有‘系统’”“本诸‘事实’”[8]的治学主张，重在“寻求历史之大趋势和大变动”[9]的治学方法，受到学者广泛认同。其学问素有博大精深之称，其论著新意迭出，无论对错，均极具启发性与刺激性。由于钱穆名望很高，宋代“平民社会”论当前在学界较为流行。“平民社会”到底何所指？钱穆究竟是如何阐述的？近来我带着这个问题，重新学习钱穆有关论著（以下简称“钱著”），有一些体会和感受。于是写下这篇读书报告，其中难免有尚未读懂与妄加评议之处，尚祈同好指教。还要说明的是，钱穆阐述论题总是瞻前顾后，本文虽以宋代为题，不得不上挂下联，或有离题较远之嫌。
二 钱穆的原意是什么
我也曾下意识地以为，钱穆将宋代社会视为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社会”。多读了些钱著之后才发现，此说并不完全符合钱穆的原意。
第一，钱穆并非仅有平民社会一说。众所周知，他是位学术“常青树”，其学术生命极长。宋代是个什么社会？在不同时期，或因视角有异，或因语境有别，钱穆有多种说法。除平民社会而外，还有“平等社会”（第177页）、“平铺社会”（第171页）、“白衣社会”、“科举社会”、“进士社会”、“士人社会”、“四民社会”[10]等。其中含义相同或相近者较多，可归纳为两大类，即平民社会和四民社会。钱穆论及四民社会、士人社会之处，甚至多于平民社会。
第二，在钱穆看来，平民社会早已产生于“秦以下”，宋代不是“第一个”。他关于平民社会的阐述，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平民社会从秦、汉开始，并非始于宋代。他在许多情况下将秦以下的古代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历史大单元。钱穆说：“秦、汉以下的中国”，“当时已无特殊的贵族阶级的存在，民众地位普遍平等”（第105页）。又说：秦、汉时代“平等社会开始成立”（第177页）。还说：“汉唐诸代，建下了平等社会”（第245页）。二是时至宋代，平民社会更纯粹。钱穆说：“自唐以下，社会日趋平等，贵族门第以次消灭。”[11]又说：“一到宋代，社会真成平等，再没有贵族与大门第之存在了。”（第190页）还说：“中国自宋以下，贵族门第之势力全消”[12]，“社会上更无特殊势力之存在”，“没有特殊的阶级分别”，“不让有过贫与过富之尖锐对立化”，“全国公民受到政府同一法律的保护”[13]。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三 “平等社会”与“士人社会”
何谓平民社会，据我阅读所及，钱穆始终未曾下过明确的定义。但从其众多论述中，不难发现，所谓平民社会是指无封建贵族、无特权阶级、无特殊势力的平等社会，“全国人民参政”（第242页），“一律平等对待”[14]。其关键之处在于“平民、贵族两阶级对立之消融”[15]，“一切力量都平铺散漫”，因此他又将平民社会称为“平铺社会”。所谓“平铺”即无高低上下之分，社会各色人等一律平等，都是平头百姓；“散漫”即“无组织，不凝固”，以致“没有力量，无可凭借”，犹如“一盘散沙”。在钱穆的辞典里，平民社会、平铺社会、平等社会是同义词。他断言：“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中国社会早已是个平等社会。”[16]
如果说平民社会一词较费解，那么平等社会一语则相当直白。平民社会论是对还是错？弄清其含义之后，答案应当是明确的。“中国社会早已是个平等社会”吗？秦汉以后果真再也没有特殊势力了么？赞同者想必寥寥。行文至此，或可搁笔。下面要稍加补充的是，在钱著中反证比比皆是。
钱穆的“四民社会”说与其“平民社会”论便自相抵牾。他在力主平民社会论的同时，又反复强调：“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下，当称为‘四民社会’。”[17]如前所引，所谓平民社会是平铺的，无组织，无等差。按照钱穆的解释，四民社会则有高下，有领导，有中心。他说：四民社会“以士人为中心，以农民为底层，而商人只成旁枝”，如东汉社会便是“一种士人中心即读书人中心的社会了”（第126页），并称：“此种倾向，自宋以后更显著。”[18]钱穆反复强调：“中国仍为一四民社会，士之一阶层，仍为社会一中心”[19]；四民社会“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20]；“于农、工、商、兵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会与政治之领导中心”；“中国社会有士之一阶层，掌握政治教育之领导中心”[21]。因此，他又将四民社会称为“士人社会”。依我之见，士人社会说较之平民社会论有可取之处。既无强大经济实力，又处于无权地位的平民绝无主持与领导社会的可能，“平民社会”论很难成立。
问题在于：普通士人就能主导社会吗？按照钱穆的论说，士人是“一个中间阶级（或可改作‘阶层’）”[22]，介于贵族与平民两者之间。其下层依然是标准的平民，而其上层则近乎贵族。俗话说：“书生不带长[23]，说话都不响。”真正有可能主导社会的不是普通士人，而是钱穆所说的“书生贵族”[24]，即人们常说的士大夫。什么是士大夫，解释者甚多，如费孝通、陶晋生[25]等。愚见以为，所谓士大夫是士与大夫的结合，主要是指在朝为官的读书人。正如钱穆所论，士人即使出身平民，一旦出任高官，即在社会上“居于翘然特出的地位”，其“子弟自然有他读书与从政的优先权”，“容易在少数家庭中占到优势”。他将此种情形称为“变相的世袭”（第127～128页）。由此可见，“士人社会”之说仍然不妥。如果将士人社会改称士大夫社会或书生贵族社会，其说服力也许会增强许多。
四 两大特殊势力
钱穆的平民社会即“平等社会”论，其主要依据是：“中国自秦以下即无贵族。”[26]尤其是“自宋以下，中国社会永远平等，再没有别一种新贵族之形成”（第162页）。仅以西周式封建贵族而论，这一论断大体属实。但断言秦以下即是无特殊势力的平等社会，只怕并非“语语有本，事事着实”[27]之论了。人们即刻会想到东汉至唐代的门阀士族和明清时代的绅士。其实，这两大特权阶层或称特殊势力均见于钱著。
对于门阀士族，钱穆曾反复阐述，可谓深中肯綮。他说：士族“端倪早起于西汉末叶，到东汉而大盛，下及魏晋南北朝，遂成为一种特殊的‘门第’”（第128页）。又说：“门第社会远始于晚汉，直迄唐之中晚而始衰，绵亘当历七百年以上。”[28]还说：“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29]钱穆将他们称为“变相的世袭”、“变相的贵族”（第128页）、“门第新贵族”、“封建贵族特权势力”（第176页）。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说：他们“多由‘累世经学’的家庭而成为‘累世公卿’的家庭”（第128页）。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又说：“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他们将学问与书本作为“变相的资本”，由“读书家庭”变为“做官家庭”。钱穆指出：门阀士族“无异于一传袭的封建贵族”，是一种“书生贵族”[30]。如果按照钱穆的言说，士族“端倪早起于西汉末叶”，“唐代门第势力正盛”[31]，门阀士族前后延续岂止七八百年而已，而是长达近千年。这一特权阶层经久难衰正是秦以下无特殊势力一说的绝好反证。
对于明清时代的绅士，钱穆虽然涉及较少，但对“地方自治”、“地方绅士”乃至“土豪劣绅”均有所论述。钱穆所谓“地方自治”，包括经济方面的义庄、义塾、学田、社仓等，营卫方面的保甲、团练等以及乡规民约。他说：“那些地方自治，也可说全由新儒家精神为之唱导和主持。”精神可以倡导，怎能主持？他接着又说：“宋后的社仓，则由地方绅士自己处理”（第191页）。这下明白了，地方自治的主持者少不了地方绅士，他们或与地方政府共治地方。地方绅士为地方上做了些有益的事。但作为特殊势力，他们“长者”与“豪横”这两种类型或两种面相均兼而有之[32]。其豪横者“在地方仗势为恶，把持吞噬”，钱穆出于义愤，斥之为“土豪劣绅”[33]。所谓绅士，即曾做官或将做官的读书人。他们可称为继门阀士族之后的又一种“书生贵族”。正如相关研究者所说：“绅士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他们具有人们公认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特权以及各种权力”。“绅士们高踞于无数的平民以及所谓‘贱民’之上，支配着中国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政府官吏也均出自这一阶层。”[34]明清时代乃至近代的绅士同先前的门阀士族一样，都是平民社会论的反证。
五 两个“无定型时期”
剩下的问题是：西汉与宋代无特殊势力吗？答案同样是否定的。但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钱穆在《国史新论》一书中“提出两概念”说起。其一是“有定型时期”，“指那时社会上有某一种或某几种势力，获得较长期的特殊地位”，如西周至春秋的封建贵族。以此为标准，东汉至唐代的门阀士族长期获得特殊地位，可视为继西周、春秋之后的又一个有定型时期。其二是“无定型时期”，这一时期从战国延续至汉代（主要是指西汉），“旧的特殊势力（指封建贵族）趋于崩溃，新的特殊势力（指门阀士族）尚未形成”。这个历史阶段，“在社会上并无一个固定的（特权）阶级”。到东汉，“终于慢慢产生出一个固定的（特权）阶级”。而唐代则是第二个无定型时期，“旧的特权势力（指门阀士族），在逐步解体。有希望的新兴势力（当指绅士），在逐步培植。那时的社会，也如西汉般，在无定形的动进中”[35]。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又说：唐代“可称为门第过渡时期”[36]。过渡时期的含义与无定型时期大体相同。第二个无定型时期延续到宋代，作为两大特殊势力之一的绅士尚未固化。
按照钱穆本人的论述，处于第一个无定型时期的西汉，并非没有特殊势力。西汉初期的诸侯王，即是一例。在秦始皇废除分封制之后，汉高祖又裂土封王。钱穆认为：此举“较之秦始皇时代，不得不说是一种逆退”（第100页）。除诸侯王外，还有“无异于往昔之封君贵族”[37]的商贾与任侠。钱穆指出：“‘商贾’与‘任侠’是西汉初期社会上的两种特殊势力，是继续古代封建社会而起的两种‘变相的新贵族’”（第118页）。这批靠经营盐铁发家的富商大贾被当时人称为“素封”[38]，其含义为虽无封邑，但富比封君。与此前的封建贵族和此后的门阀士族不同的是，诸侯王、商贾、任侠这三种特殊势力延续时间不长，尚未固化为阶层，在汉景帝、武帝时即先后被清除。可是汉武帝之后，又有郎吏。所谓郎吏，是指太学生入仕为官，补郎补吏者。钱穆认为，此项制度乃士族之温床，由此“逐渐形成了世袭之士族”[39]。南朝人沈约所说“汉代本无士庶之别”[40]，是身处门阀时代之人倒看历史，专指门阀士族尚未成型，而不能作为西汉无特殊势力的佐证。
处于第二个无定型时期的宋代，其情形与西汉相似。钱穆对宋代的特殊势力论述不多，但学界的探讨颇多。当时的特殊势力，既有势官地主，又有士大夫阶层。“势官地主”这一概念由白寿彝提出，他解释道：“势，当时叫作形势户。官，当时叫作官户。势官地主也有政治身分和特权，但所拥有的世袭特权是很有限的。”[41]对于官户、形势户，研究最深入、最详尽的是王曾瑜，请参看其《宋朝阶级结构》[42]一书及《宋朝的官户》、《宋朝的形势户》等文[43]。对于宋代的士大夫阶层，既有研究难以备举。可稍加补充者有三：一是钱穆本人就指出，宋代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崇高”，“为社会之中坚”[44]。面对这一现实，当时有人将宋代社会直呼为“官人世界”[45]，换言之，即士大夫社会。杂剧说得更形象：“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46]二是熙宁四年枢密使文彦博所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47]吴晗早于20世纪40年代便在《论皇权》一文中引用，并在《论士大夫》一文中列举了士大夫享有的种种特权[48]。三是至迟在南宋时期已有明清时代绅士的雏形。如辞官闲居处州（治今浙江丽水）的南宋执政何澹[49]与退休回到家乡华亭县（即今上海嘉定区华亭镇）的明代首辅徐阶就相仿佛，两人虽然面相不尽相同，但在地方上的地位与作为很相似。或许可以如是说：绅士阶层肇端于南宋，成型于明代。
需要指出的是，正因为西汉与宋代都处于无定型时期，其平民化趋势较为明显，只怕是个不争的事实。钱穆将西汉政府称为“平民政府”、西汉政治称为“平民政治”，言过其实。但他所说的“大臣出自民间”（第110页），“乡村学者尽有被举希望”（第125页），平民学者讲学之风很盛，太学生“不限资格，均可应选”（第103页）等，都是平民化趋向的表征。至于宋代，钱穆的论述不限于所谓平民参政，也不限于平民学者“讲学风气愈播愈盛”，讲学内容“牵涉到政治问题”（第190页），等等。其重点在于文化，并使用了“平民化”这个概念。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从“文学平民化的趋势”说起，直到“平民的美术”（第197页）、平民的音乐、平民的工艺，并称：“唐代的美术与工艺，尚多带富贵气”，“否则还不免粗气”。“一到宋代才完全纯净化了，而又同时精致化了”。“民间工艺实在是唐不如宋”（第201页）。钱穆在《理学与艺术》一文中又讲到书法特别是绘画的平民化及其与理学精神的关联[50]。宋代的平民化趋势涵盖面广，无论是从充实、细化还是梳理、深化的角度，都还有文章可做。
六 结语：权力社会
世上万事万物均处于变换不居之中，动态是绝对的，静态是相对的。钱穆治史重在“明变”，并将变化分为“大变”与“小变”[51]的主张，本人举双手高度赞同。就中国古代特殊势力演变史而论，没有任何一种势力能够实现万世一系、永不倾覆的幻想。确如钱穆所言，总是旧的特殊势力在崩溃，新的特殊势力在形成。这是大变。从小变来说，正如钱穆所说：特别是“宋以后的社会，许多达官显贵家庭，不过三四代，家境便是中落了”（第248页）。然而也有不变的，那就是特殊势力和特权家庭在中国古代社会从来不曾缺席。大而言之，贵族之后，士族继起；士族之后，绅士继起。尽管其权势有大小之别，从总体上看“一代不如一代”，呈递减趋势，贵族非士族可比，而士族又非绅士可比。翦伯赞当年曾强调：“不要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52]对于贵族、士族、绅士应作历史的具体分析，不宜简单地一概否定。然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特殊势力始终存在，应该是个不争的事实。
学界有权力社会一说。如果将中国古代社会称为权力社会，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看，并不确当。但与平等社会一类的说法相比，权力社会一说似乎较为合理，关键在于它揭示了包括宋代在内的秦汉以下社会的不平等性。就宋代而言，与其说是平民社会，不如说是权力社会。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极具不平等性，于是出现了《不平歌》这类激愤之词：“不平人杀不平者，杀尽不平方太平。”[53]不平等社会在古代历史上周而复始，翻来覆去。人们回望往古，才不免有“六道轮回，出路何在”之叹。平等在中国古代只是美妙的向往。当时人曾述说：“此间不问人贵贱，不问官尊卑，但看一念之间正不正尔。”[54]“此间”者，虚拟世界阴间也。不平等是我们的祖先不得不面对的严酷社会现实。一言以蔽之，平民社会即平等社会一说只怕是想当然耳，恕我直言不讳。
［成荫、陈鹤两位学友曾对本文提出修改意见。原载《历史教学》2017年（下半月刊）第8期］
[1] 本文由2017年9月30日在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10月25日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两份讲稿综合整理而成，感谢河大宋史中心、北大文研院提供的支持。
[2] 郑诗亮、孟繁之：《邓小南谈对宋史的再认识》，《东方早报》2016年12月16日。
[3] 张邦炜：《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第367～400页。
[4]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第175页。钱氏此书有关“平民社会”的论述较多。以下凡引此书，均仅在正文中用括号注明页码。
[5] 张宏杰：《第一个平民社会》，《新京报》2013年1月4日。
[6] 钱穆：《理学与艺术》，《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3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第280页。《钱宾四先生全集》以下简称《全集》。
[7] 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184页。
[8] 钱穆：《国史大纲·书成自记》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2页。
[9]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全集》第3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第6页。
[10]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全集》第3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第45～48页。
[11]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769页。
[12]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669页。
[13]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4、26页。
[14]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全集》第3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第32页。
[15]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117页。
[16]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71～175页。
[17]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37页。
[18]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849页。
[19]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48页。
[20]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561页。
[21]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52～53页。
[22]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9页。
[23] 原话是“参谋不带长”，恕我妄改。
[24]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35页。
[25] 参见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第9页；陶晋生：《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台北乐学书局有限公司，2001，第2～10页。
[26]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399页。
[27] 钱穆：《国史新论·序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2页。
[28]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47页。
[29]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561页。
[30]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34～35页。
[31]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86页。
[32] 可参见梁庚尧《豪横与长者》，《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下册，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7，第474～536页。
[33]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699页。
[34]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1页。
[35]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13～16、21页。
[36]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全集》第3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第47页。钱穆既称“唐代门第势力正盛”，又说唐代“可称为门第过渡时期”。唐人郑仁表有诗云：“文章世上争开路，阀阅山东拄破天”（王定保：《唐摭言》卷12，中华书局，1959，第136页）。唐代既“尚官”又“尚姓”，“正盛”说与“过渡”说相比，“过渡”说较妥。这类前后差异明显的说法在钱著中不止于此。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前面刚说：“政权普遍公开”（第171页），后面就说：“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第173页）。又如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一书中，前文称：官员“子弟自然有他读书与从政的优先权”（第127～128页），后文又称：宋代官员的弟侄儿孙只能“自己寻觅出路，自己挣扎地位，他们丝毫沾不到父兄祖上已获得的光辉”（第161页）。果真如此吗？人们立即会想到宋代的恩荫制度。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5有“宋恩荫之滥”一条：“一人入仕则子孙、亲族俱可得官，大者并可及于门客、医士。”并有略带夸张的“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一语（中华书局，1963，第486～487、485页）。
[37] 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59页。
[38] 司马迁：《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第3272页。
[39] 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40页。
[40] 郑樵：《通志二十略·选举略二·杂议论上》，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1995，第1287页。
[41] 白寿彝：《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6期。
[42]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2010。
[43] 王曾瑜：《涓埃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第197～446页。
[44]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商务印书馆，2010，第492页。
[45] 洪迈：《夷坚志》支庚卷5《辰州监押》，何卓点校，中华书局，1981，第1177页。
[46] 张端义：《贵耳集》卷下，学津讨原本。
[4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戊子，上海师范大学古籍室点校，中华书局，1986，第5370页。
[48] 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第41、68页。
[49] 参见邓小南《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50] 钱穆：《理学与艺术》，《全集》第23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第279～812页。
[51] 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研究历史之变，亦宜分辨其所变之‘大’与‘小’”（《全集》第31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第4、6页）。
[52] 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人民教育》1961年第9期。
[53]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7《扶箕诗》，中华书局，1980，第343页。
[54] 《夷坚志》乙志卷5《司命真君》，中华书局，1981，第2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