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安全视域下的大学生宗教观教育的必要性
健康其体魄、文明其精神，此乃教育的意义之所在。其中，又尤以精神为要。无论是古人讲“传道授业解惑”还是今天我们强调“立德树人”，精神培育都是摆在首位的。习近平同志指出：“青年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青年一代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上。”[51]青年强则国强！青年地位愈是重要，愈要加强对学生的精神引领。宗教观既是世界观问题，也是价值观和人生观问题。持有何种宗教观，关乎的是青年学子的价值追求和人生态度，影响的是其理想信念和人生选择。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上说，更是关乎国家文化安全的大事。因此，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帮助其认清宗教本质，客观评价宗教的社会作用，正确对待和处理宗教问题。
（一）宗教观教育是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
意识形态安全是文化安全的核心所在。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意识形态是由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52]形式，即“意识形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宗教作为诸多意识形态形式的一种，也是从观念上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只不过它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53]，因而是一种更加抽象的意识形态形式。在谈到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及其神学“万流归宗”的地位时，恩格斯曾明确指出：“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54] “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55]这些论述清楚地指明了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本质定位。
“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在掌握政权的同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在这套机器中行使其领导权的话，那么它的政权就不会持久。”[56]意识形态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奠定一个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是维护阶级统治利益的重要工具。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各方必争之地，从来不会留下空白地带。“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57]
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宗教从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相背离。从其本质性而言，宗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其对于客观世界的认知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宗教的传播会给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根本问题带来混乱，从而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看，宗教曾在较长时间内主导着社会的意识形态，它全面渗透到社会的制度体系中，从国家到家庭，成为指引民众价值判断的标尺。它与社会的其他意识形态互相影响，对于信奉者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58]。在人类经历的阶级社会各个阶段，宗教一直被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所利用，以此作为奴役人民、粉饰现实、美化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马克思深刻指出：“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59]这段话把宗教与剥削阶级的政权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精神支柱的作用表达得清晰明了。即使是那些曾经高举过批判宗教的旗帜去争取自由平等人权的资产阶级，一旦其获得统治地位，对宗教的态度也重新变得友好起来。马克思指出：“在法国重新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统治，要求在罗马恢复教皇统治”[60]。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也指出，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就发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用精神手段去控制人民，影响群众的首要的精神手段依然是宗教。”[61]宗教可以用来操纵他们的天然下属的灵魂，使他们服从那些由上帝安置在他们头上的主人的命令。于是，法国和德国的资产阶级“不声不响地抛弃了他们的自由思想，就像一个少年公子感到晕船时，把他为了在甲板上装腔作势而叼在嘴里的雪茄烟悄悄地吐掉一样；嘲笑宗教的人，一个一个地在外表上变成了笃信宗教的人，他们毕恭毕敬地谈论教会、它的教义和仪式，甚至在必要时，自己也举行这种仪式了。”[62]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是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核心所在。而宗教作为一种深层的信仰系统，其对于信众的精神统摄和力量凝聚作用不容小觑，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所发挥的意识形态功能更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二）宗教观教育是吸取西方列强对华思想侵蚀和文化殖民历史教训的要求
“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历来是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63]近代中国的百年屈辱史表明，资本主义在对华侵略中，“宗教从来都是相伴而至的，”[64]是其所侵略扩张的重要工具。一方面，大量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来到中国，帮助西方侵略者以宗教思想麻痹人们的反抗精神，以宗教教义实现思想奴役，他们以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征服者”自居，把自己扮作“救世主”。另一方面，不少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对华侵略活动。据学者对《近代外国教会在内蒙古的侵略扩张》的研究，在义和团失败后清政府与西方教会签订了“庚子赔款合同”，通过庚子教案，外国教会势力在中蒙古和西南蒙古教区，“共掠夺土地达三十万顷，赔教银共达一百四五十万两之巨。”[65]然后，他们又以这些剥削自中国的土地出租给农民以获取地租收益，并以剥削来的粮食引诱更多的农民入教。此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还凭借传教的便利，为西方列强做了大量的情报收集工作。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曾在给德皇的报告中供认：“关于侦察一事，极难着手组织，所有内地消息之探知，余多赖天主教神父之助。”[66]第一个来中国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也为美国政府收集了大量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情报。一些传教士还甚至直接为侵略瓜分中国出谋划策，如鸦片战争后，美国传教士曾向美国国务院提出必须占领台湾；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要求瓜分中国，美国传教士提出要求把海南岛割让给美国等[67]。
在日本对外扩张中，神道教和佛教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神道教是日本本土宗教，明治维新后居于国教地位，主要任务是宣传“神国主义”。对外侵略中，日本殖民者每占领一地必先建立神社，宣扬国家主义和神国思想，为其侵略战争服务。佛教传入日本后，也被改造为“日本的佛教”，最大特点之一“是它与日本固有的神道教的结合。”“从明治时代的甲午战争，到昭和时代的全面侵华，历次侵略战争中，日本政府都将包括佛教在内的日本各种宗教纳入侵略战争体系，日本佛教各宗派积极追随军国主义政府，绝大多数宗教相继沦为军国主义的帮凶。”[68]日本佛教研究人士柏原佑泉也曾指出：“各宗传教的内容与其说是宣传佛教普遍的世界的人类救济观，莫如说是强调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侵略大陆的正当性，宣传‘殉国’的宗教精神……结果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体制服务，发挥了配合补充侵略的作用。”[69]
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后，西方帝国主义继续以冷战思维对待社会主义中国，妄图采取包括文化侵蚀在内的一切手段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开展意识形态渗透活动，其中就包括利用宗教进行渗透、破坏活动，妄图颠覆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他们打着维护“人权”、捍卫“宗教自由”的旗号，伺机在宗教问题上向我国发难，挑拨我民族关系，破坏安定团结。西方国家还以支持宗教分裂势力来干涉我国内政，如频频在达赖问题上释放错误信息。近年来，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与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等“三股势力”大有合流之势，他们挑拨人民内部矛盾，煽动民族仇恨，严重危害我国国家安全，而究其背后，往往能发现西方国家的影子。“西方一些敌对势力与我国一些分裂主义势力加紧勾结，利用民族、宗教问题，不断挑起事端，就是企图在我国打开一些缺口，进而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70]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看，开展宗教观教育，尤其是加强对青年大学生的宗教观教育，无疑是警惕和防范西方国家利用宗教对我国实行意识形态渗透和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的必要应对之策。
（三）宗教观教育是抵御境外宗教渗透的要求
所谓利用宗教进行渗透，是指境外组织或个人以宗教为幌子，肆意歪曲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通过违法传教手段夹带私货，同我国争夺思想阵地、迷惑群众，妄图借此实现“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这种渗透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试图控制中国的宗教团体，干涉中国宗教的内部事务，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宗教组织，发展信徒。二是借宗教之名行破坏颠覆之实，其真实目标指向的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两种情况有时一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另一方面则较为隐蔽，有时也相互交叉。[71]不难看出，宗教渗透是为政治服务的，宗教渗透的目的和实质就是政治渗透，只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披上了宗教外衣而已。从根本上说，宗教渗透还是试图从宗教上打开缺口，动摇党执政的思想根基和群众基础。作为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一直都被西方敌对势力视为“异类”，他们一直把宗教渗透作为“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以实现其“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
利用宗教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是西方国家惯用的伎俩。“长期以来，国际敌对势力一直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作为遏制或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和他们所不喜欢的国家的重要手段。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过程中，国际敌对势力就利用了宗教。”[72]西方国家采取的“和平演变”战略，在推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宗教渗透正是他们“和平演变”苏联、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手段。
西方敌对势力高度重视宗教渗透。按照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的说法，“从宗教信仰到政治活动，只有一小步距离”[73]，因此，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宗教组织，参加反对共产主义的和平攻势就成为他所大力鼓动的方式。1978年波兰的大主教成为罗马教廷的新教皇，这个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登基后，公开指责马克思主义，积极推行他的“东方政策”，称将从所谓“个人的道德立场”去“击退共产主义”。这和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内在契合，图谋摧毁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同盟也随之建立起来。教皇利用主教的任命权，从组织上加强对苏东宗教势力的控制，在苏联、东欧的天主教会任命了一批“红衣主教”。这些被任命的“红衣主教”本身就是其所在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主持的天主教会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的活动中心与庇护所。美国对新教皇的这种“密切配合”深表满意，1983年，美国政府拨款45万美元，以加强美国和宗教领袖的合作[74]。
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西方各派宗教也利用各种手段积极向苏东国家渗透，他们偷运大量宗教宣传品，投巨资发展电台广播，挑拨苏东各国的政教关系，使得苏东国家本就错综复杂的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民族问题相互交织，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他们不惜重金，在苏东各国教派中培植亲西方势力。研究发现，苏东一些教会组织的生存，一度直接依赖于西方的支持，像民主德国基督教会的经费40%来源于联邦德国[75]。
美国《时代》杂志在东欧剧变后曾发文揭露了美国政府利用宗教渗透对苏东国家进行颠覆的事实。这篇题为《神圣同盟》的文章揭示，1982年6月7日，教皇保罗二世与美国总统里根在梵蒂冈图书馆举行了一次单独会晤，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内容是关于如何联手支持波兰反对派组织团结工会，以颠覆波兰及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里根和教皇认为，一个自由、非共产主义的波兰将成为一把插入苏维埃帝国心脏的尖刀。里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宣称它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秘密联盟之一”[76]。后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地，一度强大的苏联也土崩瓦解，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西方敌对势力毫不掩饰他们对此的“贡献”，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副局长、海军上将因曼说：“里根……看准共产主义即将垮台，于是他大力推了一下，要他崩溃得更快”，里根“推”的方式之一就是让梵蒂冈成为盟友；而罗马教皇在回忆他在东欧剧变中的作用时说：“这棵树已经腐朽，我用力摇动了它一下，腐烂的苹果就落了下来。”[77]这样，一个“大力推”，一个“用力摇”，在美国和梵蒂冈的配合下，“和平演变”成为事实，东欧剧变发生。
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格局宣告结束，我国则日渐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主要对象。他们往往在表面上淡化意识形态，宣扬“意识形态终结”和“普世价值”论，但骨子里却是始终以意识形态划界，将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视为“异类”乃至洪水猛兽，想方设法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近些年来，在历经改革开放40余年的艰苦奋斗后，中国的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在高科技、制造业等诸多领域日益接近世界领先位置，日渐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强劲竞争对手。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更是将中国视为其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主要障碍，除对我国进行政治渗透和其他方面的渗透外，故伎重演，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以达到在思想精神层面瓦解中国的目的。
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具有隐蔽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他们攻击我国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强调宗教的全球共性，不惜巨资开展违法传教活动，培养信徒。他们千方百计拓展传教途径，在利用宗教交流、派遣传教士的传统方法外，又积极利用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大环境，通过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教育合作、旅游观光等非宗教渠道隐蔽地进行宗教传播和渗透，形成了花样百出的新型宗教渗透模式。特别是进入网络时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网络技术优势，不遗余力地发展网络虚拟宗教传播。利用网络空间的自由和便捷性，以及我国在网络立法方面的相对滞后性，宗教的网络虚拟传播呈全面铺开之势。用百度、Google等搜索引擎可以检索出数以千万计的与宗教有关的网页，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上宗教世界。
同时，境外敌对势力的宗教渗透往往又同国内某些反动分子和民族分裂势力相勾结，具有特殊复杂性。他们惯于打着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旗号，在宗教、民族问题上大做文章，歪曲和攻击我国的民族和宗教政策，试图挑起冲突，激化矛盾。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其鼓吹下容易被蛊惑，造成思想上的困惑，对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危害甚大。例如，在境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达赖集团肆无忌惮地从事宗教渗透活动，与我们争夺藏传佛教的领导权，散布分裂主义思想，企图分裂国家；新疆“三股势力”在境外恐怖势力的支持下，煽动宗教极端主义，从事暴力恐怖活动，企图使新疆问题国际化，达到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分裂出去的目的[78]。实质是为了分裂中国，破坏民族团结，严重影响了西藏和新疆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境外势力宗教渗透的主要目的在于思想影响、组织控制和政治颠覆三个方面。他们以宗教渗透作为“西化”“分化”中国的隐蔽战线，不遗余力推进天主教、基督教[79]的传播。基督教在中国的大肆传播正是在1989年之后，传教规模大，花样翻新，是前所未有的。天主教的渗透活动也十分突出，他们想方设法干预我国天主教的内部事务，以服务于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在天主教方面，罗马教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秘密委任地下主教，操纵一些骨干分子，建立全国性的组织，破坏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的方针，妄图夺取我国天主教领导权，重新建立起罗马教廷对中国天主教的操控。近年来，梵蒂冈又更新策略，在继续发展地下势力的同时，主张地下地上“合一共融”，探求地下转到地上的出路。在基督教方面，境外势力也在加紧活动，企图重新恢复同原教派的联系。在其影响下，基督教一些教派活动有所发展，有的由隐蔽转为公开，反对坚持“三自”方针，公开与爱国宗教组织争夺群众，分裂爱国组织，制造群众之间的对立和信教群众与爱国宗教组织之间的对立，甚至组织非法活动，抵制国家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80]。
宗教渗透的三个方面各有侧重但又彼此关联。思想影响和组织控制只是达成政治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实现政治颠覆才是其根本目的。境外敌对势力通过非法传教来扩大宗教影响，发展信徒，进而从思想上影响和控制信教群众，冲击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通过组织渗透在我国境内建立地下宗教组织和培养骨干，发展教众，干预乃至重新恢复对我国宗教事务的控制；所有这一切，最终都服从和服务于其颠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图谋。
（四）宗教观教育是大学生健康成长与实现其肩负的历史使命的要求
第一，就大学生的个人成长来看，科学的宗教观教育是大学生理性精神培育和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
培育大学生的理性精神，是大学生精神成长的核心内涵。其中，理性精神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自主思考、批判反思、理智决策等思维特征和能力。整体上看，宗教是反理性的。从方法上看，宗教的认识方法是反理性的信仰主义，它认为一切超自然的神灵、超自然的境界都是超出人类的经验和理性的，对于它们的认识只能依靠超经验、超理性的启示或神秘主义的直觉。从事实上看，无论何种宗教，都要求其信徒毫无保留地信仰该宗教的“神”，不允许有任何质疑和批判，它们以对来世的美好期许寄托人们的现实诉求，用虚幻的天国消解现实的不平与反抗，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更是只见神性不见人性。因此，理性精神的培育与宗教的“神灵”至上在本质上就是背离的。
大学生生理上基本已经成熟，但其心理发展往往滞后于生理成长，尚未完全健全，其对于未知领域的好奇心使其易于接触宗教并容易受到宗教神学的迷惑。面对人类尚未认知的领域，存在科学和神学两条途径，以科学的方式探索未知，以理性精神认识和改造现实世界，恰恰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量。大学生思维活跃、学习和探索能力强，正是以科学和理性精神为指引进行批判思考、探求新知、成熟自我的最佳阶段，千万不可跌入宗教的深渊。
第二，就大学生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是大学生实现其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的需要。
1.新时代中国社会所处的新历史方位
新时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可以用以下几个词集中概括，即世界格局深度调整期、改革攻坚期、社会矛盾凸显期、民族复兴战略冲刺期。
（1）世界格局深度调整期。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正发生着新的历史性转型，即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知识文明、生态文明转变；世界经济也正经历深度转型和调整，表现在“世界经济增长动力与方式转型、世界经济调控与协调模式转型、国际分工格局调整和世界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区域格局调整”[81]；世界多极化深入发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断发展壮大，国际体系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度调整时期。所有这些都已经在深刻影响和改变世界格局，给各国发展和国际关系带来深远影响。
（2）改革攻坚期。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年，从一开始摸着石头过河到现在走进深水区，改革已经到了攻坚阶段，这就意味着容易改的部分都已经改了，留待改革的都是硬骨头，改革难度更大；继续深化改革必然要涉及一些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需要破除固有利益的藩篱，改革阻力更强；继续深化改革要求强化改革的全面性、系统性，这就必然涉及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改革风险更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82]
（3）社会矛盾凸显期。当今中国，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改革和发展中积累的某些深层次矛盾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83]这些难题和矛盾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躲不开、绕不过，解决不好就有可能陷入“发展陷阱”。
（4）民族复兴战略冲刺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共同的梦想。这个梦想，浓缩了中华民族的苦难辉煌，凝结着无数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8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在进入战略冲刺期。
2.大学生的使命担当
青年有理想、有担当，民族才有希望。当代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关键一代，中国梦将在他们手上得到实现。实现民族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共同理想和奋斗目标，历经了几代人的拼搏与努力，我们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它就像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艘航船，像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离我们越来越近。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然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85]。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志存高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砥砺前行，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踏实的工作作风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要在建国一百周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空有一腔热情和理想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遵循客观规律，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脚踏实地地付出艰苦努力。
而宗教在本质上与科学精神是相背离的。如思想大师罗素所言，宗教教义体系自称拥有永恒的、绝对的真理。地球之外是否有人类，木星是否有卫星，自由落体的速度是否与质量成正比，诸如此类的问题根本无须观察或实验来回答，更容不得任何独立思考，只能依据《圣经》、教义的权威解释。与这种唯威权独尊的真理观相反，科学家历来就承认现有知识的暂时性，科学真理观的精神就是抛弃“绝对真理”，追求有实践意义的“技术真理”。总之，在真理问题上，科学家的态度决不取决于绝对权威，他们只相信经验证据，坚持那些经得起检验的学说[86]。宗教作为幻想的反映，将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视为世界的主宰，必然削弱大学生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信心，动摇其理想信念。
“青年者，国之魂也。”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生力军，是民族复兴的中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87]树立何种人生理想，选择哪种奋斗方向，决定着我们的青春往何处去。是立足现实、扎根社会和人民中，以昂扬的斗志和创新的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奉献青春？还是消极避世，在“看破红尘”的自我催眠中得过且过，耗费大好时光，这是关系到青年成长和社会发展的大问题。我们坚定奉献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不能因此而放松对青年学生的正确思想引导，在大学生中开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教育，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揭示宗教的唯心本质，讲清楚面对宗教问题所应采取的态度，对于扶持大学生的精神成长，培养其科学和理性精神都十分重要。
[1]胡惠林：《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46页。
[2]陆忠伟：《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第20页。
[3]〔美〕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王红缨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中文版序言第2页。
[4]李少军：《国际体系中安全观的基本框架》，《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3～4期。
[5]〔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中文版序言第37页。
[6]李少军：《国际体系中安全观的基本框架》，《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3～4期。
[7]〔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中文版前言第39页。
[8]〔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中文版前言第41页。
[9]丛鹏：《大国安全观比较》，时事出版社，2004，第30页。
[10]傅勇：《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第7页。
[11]朱锋：《非传统安全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12]潘忠歧：《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理论冲击与困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3期。
[13]〔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第203页。
[14]余潇枫、林国治：《论“非传统安全”的实质及其伦理向度》，《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5]胡惠林教授认为：“所谓的国家文化安全，是指国家文化生存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但这还不完整，当我们把发展看作为了实现一种更高意义上的生存需要、不发展就不能继续生存的时候，任何对发展构成的威胁，也应当是国家文化安全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免于威胁或危险的状态的任何破坏，都将构成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笔者认同此观点。参见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5页。
[16]《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对“主权”的界定：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其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第609页。
[17]〔美〕威廉·奥尔森等：《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王沿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22页。
[18]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6页。
[19]李金齐：《文化安全：一个关乎国家存亡的现实问题》，《思想战线》2006年第1期。
[20]赵飞鹏：《文化安全：捍卫无形的国防》，《中国青年报》2005年3月19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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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贾磊磊：《国家文化安全基准线的设定原则》，《艺术百家》2011年第5期。
[23]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修订版），人民出版社，2008，第366页。
[24]〔美〕E.西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3页。
[25]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第591页。
[26]刘跃进：《国家安全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第154页。
[27]〔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108页。
[28]柳静：《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第39页。
[29]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人种独立》，《政艺通报》1903年第23号。
[30]《李大钊全集》（最新注释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55页。
[31]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第28页。
[32]李舫：《寻找文化中国》，《人民日报》2005年2月16日，第4版。
[33]〔美〕约翰·柯林斯：《大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战士出版社，1978，第19、21页。
[34]陈平其：《当前党执政面临的文化风险及其防范对策》，《湖湘论坛》2008年第4期。
[35]《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422页。
[3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201页。
[3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201页。
[38]胡惠林：《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17页。
[39]贾磊磊：《国家文化安全基准线的设定原则》，《艺术百家》2011年第5期。
[40]童萍：《当代中国文化安全的现状和对策》，《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2期。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4页。
[42]王列、杨雪冬：《全球化与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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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31页、第33页。
[4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598页。
[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49页。
[48]孔庆榕、鲁开垠：《中华民族精神与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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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美〕约瑟夫·奈、王缉思等《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
[5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52页。
[5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2页。
[5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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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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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1991，第10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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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李娜：《满铁对中国东北的文化侵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204～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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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当代世界宗教问题》，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第333页。
[74]孟宪生、吴方泽：《大战略之战：整体战》，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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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国家宗教事务局宗教研究中心：《当代世界宗教问题》，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第338页。
[78]王作安：《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第242页。
[79]在世界范围内，天主教、东正教、新教被统称为基督教，都以“圣经”为经典。在中国，基督教通常被用来专指“新教”，又称为“福音教”或“耶稣教”。
[80]龚学增：《宗教问题概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第251页。
[81]编写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干部读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第103页。
[82]《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
[8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71～72页。
[84]《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人民日报》2012年11月30日，第1版。
[8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10页。
[86]张志刚：《宗教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58～159页。
[8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