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国、唐诗与革命：早年舒新城的四川记忆

舒新城此次四川之行，在川江航船上，就感慨“小时读李白底《蜀道难》，常想象四川底险峻难行，而读《三国演义》描写益州风物，又时常梦想游川”^〔3〕。

抵达成都高师近一周，舒新城才有机会跟学生们上课。本来该上午的课，他让教务处排到下午，上午专门跟学生进行了一次谈话，讲讲自己之所以来成高的缘由。

他首先谈自己的最初的四川观念。舒新城第一次知道四川，是五岁时“初进私塾读《三字经》，常常听得教师和乡下的前辈，谈《三字经》的故事，说《三字经》是一部奇书，说魏、蜀、吴就是现在的某省某地；而因为我们过年好玩‘孔明灯’的缘故，竟由孔明两字于他们谈话之中得些西蜀的片断观念，也得些四川的片断观念”^〔4〕。

四川在何处，幼时的舒新城并不太知道，但因为乡间有好玩的孔明灯，“神奇的孔明，在千百年后还能留下奇巧的花灯给我们小孩玩——这是我乡的一种传说——也就‘爱屋及乌’想像四川为可爱而不时梦游了”^〔5〕。他对于四川的认识是从三国开始，而对于三国的认识又更多是从这神奇的孔明灯入手。

读了几年私塾、认得一些字后，舒新城开始偷偷读《三国演义》。“栈道剑阁的天险，益州的天府，更在脑中起了波动，不时想到孟获的狡蛮，孔明的机智”，纷纷涌入这位湘西少年的脑中。当时其家乡风俗，生无兄弟，要穿八卦衣以便辟邪，以免有早夭之虞，也跟诸葛亮有莫大的关系。甚至假设自己是诸葛亮，“果有刘玄德其人，三顾茅庐，使我坐镇益州，却也是当时所梦想的”。^〔6〕

这些关于三国的演绎、传说乃至习俗，钩织出少年舒新城对于四川的观念。

像当时不少学堂学生一样，由于清末数年革命声势见长，舒新城也变得喜欢阅读《黄帝魂》、《安徽俗话报》等一类革命书籍，而且辛亥前一年还因为闹所谓革命风潮，“当时只知满清是我们的仇敌要革命，其他都不甚了了——在小学作代表，开除了学籍，自然很留意于革命的事情”。加之当时川人争路举世瞩目，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竟由于川汉铁路的问题发端，舒新城称由此对于四川人又多了一份敬意，“以为四川不仅在地理上有巫峡、峨嵋等等特殊的地方足以使我尊崇，就是人事上之杀端方一项而论，也足以使我钦敬”，由三国故事而辛亥风潮，舒新城于此有了今后一定游览四川的想法，而且成为定型。^〔7〕

一个外省少年对于邻省的记忆，从三国一下子跳到了晚清，这其中选择的随机性真是足够跳跃。其实不少外省人对于四川的记忆也是如此，而四川尤其是成都的三国元素的确也较为浓重。

除了三国与革命，平时喜读的李白、杜甫关于蜀地的诗作，也成为舒新城四川观念的重要来源，在舟车劳顿的旅途中，舒新城往往以其为兴奋剂，无数儿时的诵读伴随着奇妙的景致涌动出来，“从《唐诗三百首》中固然得着许多关于四川的观念，而杜李诗集给我最深的四川的印象之中”，尤其是“‘地与山根裂，江从月窟来’（杜甫：《瞿塘怀古》）的水势；‘青冥依天开，彩错疑画出’（李白：《登峨嵋山》）的山景；与‘金窗夹绣户，珠箔悬琼钩’（李白：《登锦城散花楼》）的闹市引起我的好奇心最大，虽不能说是‘寤寐思服’，然而有人提及四川，我脑筋中便有一个仙地的银幕。——银幕的影子自然与事实差得很远，但是银幕中人却真把它当作事实了”。^〔8〕

这一幕幕场景，与其说是真实的历史，不如说是文学的写照，亦幻亦真，惹得舒新城有了对于四川的更多亲近感。加上最近一些年，舒氏结识了不少四川朋友，更了解四川的近况，“向往之念，自然更深一层”，“住在锦城中央的伟大皇城与雄壮的国立成都高师，已侵入我脑筋之中而留一不可泯灭的痕迹了”。^〔9〕“多年梦游的四川，竟可乘此机会而实见之，想像中的愉快已足以满足我精神上的要求。”不过，舒新城为此常读李白《蜀道难》，加上经常从报纸上看到川内混战的消息，又有些迟疑是否要入川。^〔10〕

后来，由于成都高师多次去电催促，而且许以特殊待遇，舒新城才决定动身。

由于唐代诗人李白做了一首不朽的《蜀道难》，以至于蜀道之难行，几乎中国读书人尽人皆知。他在诗中所说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让舒新城印象极深。“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磨牙吮血、杀人如麻”则令人毛发悚然，“难于上青天”五个字已足以使一般人却步。但是舒新城认为随着交通的发达，现在不是蜀道难，而是“蜀道可乐”，加上好游是其天性，所以尽管妻儿都有些不舍，还是毅然来川。^〔11〕

这些话由于是针对学生演说，而且是初来乍到，无疑有一些客套的成分，但是的确算其对于四川的最初经验。

这一游踪，一路都是在回味唐诗与感受风景的交互中进行。由汉口转到上驶宜昌的轮船，到宜昌转过川江轮船，三峡是必经之路。舒新城在三峡之中，时不时忆起唐诗中的名句，“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飞湍瀑流争喧豗，砯崖转石万壑雷”（李白《蜀道难》）的山景水势，使得舒新城兴致极高。“当轮船进巫峡时，车轮逆流的声音，较春雨骤雷的声音尤为轰烈，而起伏有常，则远非雷声可及；仰望青天，真如匹练，回顾两岸，真似双屏”，至此才相信杜甫“人天犹石花，穿水忽云根”与李太白“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的咏叹，是由经验中得来，绝非无病呻吟。^〔12〕

一路都是唐诗伴随着的壮游。

对于三峡以上的山水，舒新城引用白居易《初入峡有感》“上有万仞山，下有千丈水。苍苍两崖间，阔狭容一苇。瞿塘呀直泻，滟滪屹中峙。未夜黑岩昏，无风白浪起。大石如刀剑，小石如牙齿”，感叹“这些牙齿、刀剑自然极其可怕。万一不幸遇着‘一跌舟无完’的事实——轮船也常失事，不过比帆船较少——我们真有粉身碎骨追踪屈原葬于江鱼之腹中的危险。但也唯其如此凶险，才足以形成壮美，使人胸境开扩，置生死利害于度外而与天地合参”。^〔13〕

因为领略过江南风物，舒新城由此对比，江南山清水秀诚然优美，令人乐而忘返，然而那种温柔乡的风景中，不知埋葬多少侠骨。吴风越俗每次回忆起来，“总只剩些逸乐的追求，委靡的颓丧，与蜀道所给我飘然出尘的启示，无挂无碍的快乐相较，苦乐真不可以道里计”。他认为，这都是蜀道山水之厚赐。^〔14〕

不过出三峡，他的感受就没有那么美妙了。

迎面而来的是重庆，或许是由于不喜欢城市生活，舒新城对重庆观感很一般，他“到了重庆便感着一种压迫”，“所谓雾者并非真雾，乃是重庆数万户所赖以生存的烟煤烟子。我在对岸，即已感觉烟气难闻，到城内，更感呼吸迫促，时发咳嗽；我不知常居重庆者究怎样过活”。^〔15〕他甚至担心“四川各地方都如重庆那样煤烟——因居民都以烟煤为燃料——冲天，居室栉比——重庆城位于山上，地狭人多，房屋及居民均极密——不独对于四川的好感完全失去，并且想立即下驶，返我第二故乡”^〔16〕。

这跟他在重庆嘉利宾馆的体验有关，该宾馆“系四层楼的洋式房屋，一切办法虽然极力想仿沪汉旅馆的形式（如本地旅馆房饭并计，此则分算），但茶房招待客人的神气则系从南京的商家学来的，以不理为主义；房屋之收拾与清洁，则系从绍兴的旅馆老板学来，以破烂污浊为标帜；至于取价的标准，确得沪汉大旅馆底衣钵真传”。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鸦片烟气充塞宾馆，“很可以使瘾客实行揩油主义而过瘾”。使人呼吸倍感困难的煤气是舒新城生平所未经，认为“是最适宜于作慢死的原料的；倘若有人愿慢死，我必劝他或她到嘉利宾馆的四层楼上住居（越高煤气越多）把窗户终日四面开着，任凭煤气进来造肺病。这是嘉利宾馆——或者可说是重庆旅馆——的一般特点”。^〔17〕其中的厌恶之感溢于言表，所谓的城市生活，差点让舒新城又望而却步。

正在舒新城犹豫是否继续前行时，有几位重庆的四川第二女师范的先生相约游南山。在那里，茂林修竹，草木郁苍，舒新城感慨“到游南山时始得认识真正的川人”，再“悬想十日后锦城的风味”，更“怪李太白的《蜀道难》过于铺张”，方才感受到蜀地的可爱之处，认为这是其“入川后所得的第二种快乐”。^〔18〕

而担心重庆以上要走陆路，孤身宿店，最可恐怖，也是舒新城此行的顾虑所在。他没想到“四川的长夫店竟能有负全责的夫头照料一切：何路可走，何地有险，他不独知之，而且代客安排”，落得“清闲自在，考察人情风俗，领略自然美趣，虽然因为身体的抵抗力太弱，中途小有疾病，但精神上却有新奇的景物调剂，并不感着怎样苦痛。途行十日，地经千里，耳闻目见的事情都在我生命史中有相当的位置”。由风土而人情，其中的情感当然可以更加浓烈。

舒新城由此还认识到，长江之水为何未曾清澈过，是由于“过酆都后间见红色的山，重庆以上，所见的高山平地无非朱色。土壤的肥沃，可由田陇的种植见之。而长江的红水，在非地质学专家的我看来，四川的土色，至少当是一种原因”，由于江边土壤的颜色影响到水质，自十八岁在武昌看长江之水就有“此水何长红？”的疑问，于此豁然开朗，何乐如之！^〔19〕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四川之行，一切都有待印证，俨然是一部四川两千年史的重现，有机会让舒新城多识草木虫鱼，对于自然景观有了深入而真切的认识，对于风土人情更是增加了不少新知识，这绝非书本上所能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