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一 选题背景
21世纪以来，美、英等一些国家的经常账户状况持续恶化，对外负债不断累积，新兴市场经济体和部分能源出口国的外贸顺差却急剧扩张，全球经济失衡日益凸显。[1]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代表，自1994年以来，连续保持双顺差达16年，近几年顺差规模更是一路攀升，顺差式外部不平衡的特征已经十分明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中国的净出口额已经达到2955亿美元，占当年GDP的6.7%。[2]对于全球经济的失衡，经济学家早有关注，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点。Gruber和Kamin（2005）将全球失衡的原因概括为七个方面：美国财政赤字的增加、私人储蓄的下滑、生产率的提高、全球金融新产品的出现、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 Glut）、亚洲部分国家对汇率的操纵，以及全球石油价格的不断上扬。
此前，贸易收支的汇率调整论颇为抢眼，并一度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广大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矫正外部失衡的主流思潮和政策工具。[3]笔者认为，中国的外贸顺差是各种因素共同促成的结果，既有制度层面的（如“出口导向”政策），又有分工层面的（如加工贸易）；既与人民币汇率有关，又与中国特殊的发展阶段相联系。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本研究主要从人口方面找寻中国外贸顺差的原因，使笔者萌发这一构想的原因是：中国外部经济失衡的长期性引导笔者将视域转向结构性因素，人口作为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参与者，自然是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其年龄结构和空间行业上的布局（人口流动）均可能对储蓄和出口发生影响，初步研究（Poole，2007；Kim & Lee，2008；Cooper，2008）表明，一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其经常项目余额之间呈现出一定的稳态关系，而人口的跨地区、跨行业流动，牵动人口布局调整，并渗入经济关系，对内外部经济施加影响。
在人口年龄构成方面，在1982年的中国平均一个劳动力抚养0.546个少儿和0.079个老人，1996年1个劳动力负担0.385个少儿和0.103个老人，2007年则为0.246个少儿和0.129个老人。1982～2007年，少儿抚养负担以年均3.14%的幅度降低，而老年负担以1.98%的幅度增加，少儿人口负担降幅始终高于老年人口负担增幅，从而导致劳动力的总抚养负担以年均2.02%的幅度降低。从国际比较看，发达国家完成人口转型的时间较早，以致今日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低，老龄人口比重高，人口老化严重。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型较晚，人口抚养负担轻，中国平均0.374的人口抚养负担远远低于世界0.555的平均水平（2007年数据）。钟水映和李魁（2009）认为，这一状况将会持续至2030年，那时中国的两类抚养负担将发生历史性“交叉”，老年抚养负担将超过少儿抚养负担，开始全面影响经济社会生活。
人口流动方面，长期以来的二元体制，造成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被固定在农村中，附着于农业之上，而这种体制的松动促成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中国的人口流动呈现出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在流向上，表现为由农业流向工业；二是在地域上，表现为由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流向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三是对年龄的强选择性特征，流动的主体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4]据此，可以断言中国的人口流动实质上是一种劳动力转移，本研究对这两个概念不加以严格区分。人口流动开启了劳动力资源在地域、行业配置上的新格局，搅动着已有的国民收入、居民消费、企业劳动力供给、企业利润、政府税收和加工贸易等一系列经济变量，并借助于各种渠道传递给外部经济，铸塑着现有的贸易收支格局。
二 选题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国际贸易收支反映一国在特定时期里商品和服务的对外输入输出情况，在当今信用性的货币体系下，它又折射出一种借贷关系。令人费解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资本在存量意义上是稀缺的，然而它为何反而将资金和实质资源借给富裕的发达国家呢？[5]已有的研究集中从人民币汇率角度来阐述中国外贸失衡的原因，这是一种弹性分析法思路，它将中国外贸顺差的原因归咎于人民币币值低估带来的出口产品竞争力。实事求是地看，这种观点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证层面都得到了某种支持。笔者以为，外贸顺差作为一种外部经济失衡的表现，绝不可简单地理解为就是出口大于进口，研究外贸顺差也不宜直接从出口和进口入手。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共同统摄于一个总体，内部经济处于根本性、基础性的位置，外部经济可以理解为内部经济的延续，切不可将二者完全割裂开来去研究其中一个问题。如郭树清（2007）所言：“内外两种不平衡并非独立存在，相反，它们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甚至相互推波助澜，相互不断强化，形成一个愈演愈烈的格局。”简而言之，要深刻把握这种外部失衡的内部元素。而从人口方面来寻找外贸顺差的成因，恰恰是一种尝试。
本书从人口因素出发，从人口年龄结构以及人口流动两方面入手来解释中国的外贸顺差，显然，这是一种迥异于汇率视角的研究思路，表现为：（1）人口因素是在实体经济层面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汇率是浮动式的，波动性强；（2）人口因素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出发，认为中国外贸顺差的症结在于储蓄高悬、消费不足，而汇率分析法则是基于NX＝X-M得出的结论。
就人口因素的第一个方面——人口年龄结构而言，笔者试图解答这样几个问题：中国特殊的人口年龄结构是否影响了当下的外贸顺差？二者间的相关程度有多大？具体的传导机制如何？假如人口年龄结构→高储蓄→高顺差成立的话，那么人口年龄结构又是如何引起高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为笔者的分析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微观基础，但是如何将这种微观基础推广至宏观经济行为将成为一个问题。生命周期理论突出代表性个人，强调个体在一生中不同生命阶段的储蓄行为，但就某一个经济体而言，在特定时点上，各个生命阶段的人可能是并存的，如此一来，人口的年龄结构成为影响国民储蓄的又一重要变量。为此，笔者构造了一个涵盖两个地区、个体存活四期的生命周期模型，从中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如何看待人口流动与外贸顺差的关系是本文需要解决的第二个主要问题，人口流动激活了劳动力要素在地区、部门间的重新配置，增加了居民收入，但随劳动力转移一并出现的问题是，劳动者所面临的风险因素增加了，消费滞后于收入的现象凸显。不仅如此，劳动力在转移中呈现出显著的行业选择性，相当一部分转移劳动力最终为加工贸易部门所吸纳，劳动力转移的“出口导向”十分突出，这些是把握人口流动生成外贸顺差的重要线索。
（二）现实意义
长期的内外失衡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助长了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之势，平添了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失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悬置在经济上方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Obstfeld & Rogoff，2005）。余永定（2006）认为中国的外贸顺差反映的是一种不合理的国际收支格局，作为世界的第三大资本净输出国，中国的投资收益一直是负数；郭树清（2007）认为持续较大的贸易顺差，延缓了产业升级，加剧了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威胁；甘哲斌（2005）认为贸易顺差带来了国际外汇储备的膨胀，加剧了境内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而给本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造成很大压力。[6]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指责中国政府操纵汇率推行货币倾销，是“新重商主义者”，并动辄采取单边行动，使贸易摩擦进入多发期。长期的外贸顺差还造成中国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一旦世界经济不景气，中国也难以置身事外，当下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极好的佐证。危机爆发后，欧、美、日等国经济增长乏力，房地产、股票和债券价格下跌，财富大面积缩水，居民需求下滑，而对于外向型经济主导下的中国，其负面影响也已如期地表现出来。[7]因此，深刻、全面地分析中国的外贸顺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作为处于人口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其人口出生率在高水平起点上急剧下行，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少儿抚养负担减轻，虽然老年人口数量在增加，人口老龄化端倪初露，但总体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不高。相比之下，美、英等率先完成人口转型的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长期低迷，劳动适龄人口比重轻，人口老龄化现象明显。如何理解中国这种特殊的人口年龄结构在国际贸易收支中的地位？如果二者间的相关关系成立的话，那么中国的外贸顺差和美国的贸易逆差就是代际交换的结果，是“互利双赢”式的，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将中国的外贸顺差完全归结为中国政府操纵汇率进行货币倾销的言论就是站不住脚的。人口流动引起了劳动力在空间和行业上的再配置。作为一种帕累托改进，它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推动了经济增长，是中国政府提高农民收入，拓展就业渠道、消解二元体制张力的重要一步，但同时它也带来了诸如高储蓄和外贸长期顺差等问题。
三 相关概念的界定
由于经济学中一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在具体的统计口径上也存有差异，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混淆或误解，有必要对部分重要概念做一些诠释。此外，对概念的界定也有助于明确本书写作的立足点。
（一）外贸顺差
经常项目主要包括货物的国际收支、劳务的国际收支、要素收益和单方面转移四个部分，它与资本项目、官方结算项目以及错误和遗漏项目共同构成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其具体的表达式为：CA＝（X-M）＋NFP，即经常账户余额等于贸易收支余额加上得自国外的净要素支付。在现实中，贸易收支往往成为经常项目的主体，所以本研究对经常项目和贸易收支不做严格区分。当经常项目余额为正时，称外贸顺差或盈余，而当其为负时，称外贸逆差或赤字。
在国际收支的统计上，目前仍是以国家作为基本单位。一些学者认为在产品内分工和网络化生产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模式下，随着中间产品的多次跨境移动，贸易顺差可能不再表现为生产国和消费国之间的贸易差额，以国家作为基本单位似乎很难反映传统意义上外贸顺差的真实含义。此外，随着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的日渐盛行、跨国公司有可能代替国家成为参与国际贸易的新主体。笔者认为，这两个论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前国际收支以国家作为基本单位所存在的不妥，但却无关宏旨。首先，虽然中间品贸易或过程贸易可能会混淆同一笔贸易中的顺差国和逆差国，但这并不是本研究所要关注的重点，外贸顺差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结果，它不反映具体的、翔实的过程；其次，虽然跨国公司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凸显，但是主权国家依然鲜明地存在，跨国公司没有也不可能撇开主权国家而去单一开展国际经济事务。鉴于这两点，笔者认为目前以国家作为国际收支的基本单位仍然有其合理性。
在目前的统计规则下，有两种情况可能会高估贸易顺差的规模。其一，中国的外贸顺差有相当一部分是由跨国公司主导的，虽然这部分顺差显示在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但是其所有者并不是国内居民或企业，中国所获取的只是账面上的数字，中国的外贸顺差似乎更应该理解为“在中国生成的顺差”，它是一种地域概念，而不是居民概念。其二，在人民币升值的单边预期下，一些加工贸易企业在来料加工过程中低报原材料进口价格，高报成品出口价格，以达到扩大人民币头寸之目的，贸易项目下出现了“非贸易行为”，贸易盈余存在水分。[8]
（二）经济失衡
外部经济包括“入”和“出”两个方面，经济学理论认为二者应该是一个可逆的循环系统，强调它们之间的双向联动、交互发展。现实中，平衡总是相对的、暂时的，绝对的平衡从来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不平衡却是绝对的、常态的。只要“入”和“出”之间的缺口保持在经济可承受的范围内，就可以认为是基本平衡的；相反，如果二者之间长期处于较高的不协调状态，那么外部经济就会出现“失衡”，其负面影响也会显现。当经济活动中消费不足时，就会出现“储蓄过剩”，多余的储蓄不能转化为适度的投资，即所谓的“内部经济失衡”；经济开放后，多余的储蓄会以净出口的形式流向他国，转化为贸易收支顺差，即所谓的“外部经济失衡”。绝对平衡意味着没有增长，极度失衡同样会导致停滞（郭树清，2007）。
应该说，“外部经济失衡”这一概念主要针对的是虚拟经济，就实体经济而言，无所谓“失衡”。理由在于：储蓄无论是用来投资还是出口，[9]均是个体为了熨平自身的消费路径而做出的一种理性安排。倘若储蓄以投资的形式存在，个体则可以在投资周期终止时，收回全部资本品；如若以出口的形式存在，个体则可以在需要时要求对方偿还，所以说从实体经济来看总是平衡的。但是在信用性的货币经济下，情况将大异其趣。当中国对美国保持外贸顺差时，中国只不过是从美国那里暂时性地获得了一张美元欠条，这种美元欠条代表了一种购买力承诺，即在未来可以用这些美元取得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但这一切都取决于美国可不可以、有无能力信守承诺，一旦失信于人，或者市场中的大多数人提前形成了悲观预期，虚拟经济脆弱的循环就将断裂，外部经济出现失衡。[10]
（三）人口转型
人口转型是指由于死亡率先行下降，人口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过渡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而后因为出生率随之下降，人口增长减速，从而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中国的人口转型有其特殊性，它不仅是市场经济自发作用的结果，是生育观转变的产物，还是生育政策急速“刹车”提前催生的结果。从传统人口再生产类型到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中国仅用了30年时间。目前中国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经跌至更替水平以下，随着由人口年龄结构引发的人口惯性的逐渐释放，大约到2035年，中国人口将实现零增长，并逐渐进入负增长阶段。
人口转型带来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表现为较低的幼儿人口比、较高的劳动适龄人口比以及正在加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考虑到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完成的，我们还尚不具备建立覆盖面广、层次多样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应付未来人口老年化时期的高支出，大部分只能由劳动者本人承担。这种对未来高支出的预期，强化了现有的储蓄。
（四）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年龄结构是指一国（或地区）在特定时点上各年龄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考虑到各年龄组人口在生产和消费上的差异，一般将其划分为少儿、中年和老年三个年龄组。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少儿人口是指处于成长阶段，需要暂时接受他人抚养的人群，其年龄在0～14岁；中年人口是社会中的劳动力群体，又称劳动适龄人口，其年龄在15～64岁；老年人口指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不再创造财富的人群，其年龄在65岁及以上。[11]从抚养和被抚养的视角看，中年人是社会中的抚养群体，而少儿和老人是社会中的被抚养者。从个体的整个生命周期看，少儿阶段、中年阶段和老年阶段具有时间上的继起性，抚养和被抚养显示出一定的交替性。如果社会中在某个时点的抚养人口较少，而被抚养人口较多，说明社会抚养负担重；反之，则表明抚养负担轻。
少儿抚养比是指少儿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或者说一个适龄劳动力需要抚养多少个少儿，即Dy＝P0-14/P15-64；老年抚养比是指老年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或者说一个适龄劳动力需要抚养多少个老人，即
，当一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7%时，表明该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抚养比是指被抚养人口占抚养人口的比重，计算起来就是一个适龄劳动力需要抚养的少儿与老人数量的总和，即Dyo＝Dy＋Do。
（五）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
如果一个国家的中年人口比重大，则劳动力要素充裕，人口抚养负担轻，即“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从而避免了产出被过多人口稀释。少儿人口红利是指当实际生育率低于更替生育率时，[12]因减少了对生育的投资而带来的收益。老年人口红利可理解为人类以往生育上的过度投资在现时所得到的一种回报。人口红利持续的时间多为30～50年，具体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如果下降的速度快，则持续的时间短，但持续期内的效果显著。反之，则持续的时间长，但持续期内的效果不甚明显。
一般来说，在一个社会的生育率急剧下降的初期，少儿人口抚养比降低，人口红利占主导。然而，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少儿人口数量仍在继续下降，老年人口数量却急剧上升，社会总抚养比提高，抚养负担重，经济增长受阻，即“人口负债”。少儿人口负债是指实际生育率高出更替生育率，这是人类以往对生育过度投资所致，而老年人口负债则是人类以往对生育投资不足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