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评述
一 早期的贸易收支理论回顾
理论上最早涉及外部均衡问题的是18世纪的重商主义，但持重商主义理论者只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主张，没有建立系统的外部均衡理论，其片面追求贸易顺差的做法受到了后来一些学者的质疑。休谟（Hume）在其著名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中就指出，一国不可能长期处于顺差状态，当其处于贸易顺差时，该国的货币供给增加，国内一般物价水平上升，本国出口商品竞争力弱化，贸易收支逆转。同样，一国也不可能长期处于逆差中。也就是说，在金本位制度下，存在一种自发的矫正机制，使外部经济总会趋于均衡。
继休谟以后，在马歇尔（Marshall）、罗宾逊（Robinson）和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等人的努力下，建立了国际收支的弹性分析法。认为在进出口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本币的贬值会对国际收支产生两种效应：一是价格效应，本币贬值后本国出口商品以他国货币表示的价格下降，进口商品以本币表示的价格上升；二是贸易规模效应，出口商品价格的下降会导致本国出口的增加，进口商品价格的上升会导致本国进口的减少。显然这两种效应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是反向的，其最终影响取决于二者的比较，或者确切地说，取决于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一个颇为直观的感觉是，当进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高时，虽然贬值会降低出口商品价格，但同时会更大幅度地增加出口量；虽然升值会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但同时会更大幅度地减少进口量。因此，进出口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越高，货币贬值后就越能够起到改善国际收支的效果。马歇尔—勒纳条件（Marshall-Lerner Condition）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数量说明，即|ηX＋ηM|＞1时，货币贬值能够改善本国的贸易收支。[13]
哈伯格（Harberger）、梅茨勒（Metaler）等人不满弹性分析法中的收入不变假设，于1950年提出了国际收支调节的乘数分析法。在其假定基础上，[14]认为进口支出是国民收入的函数，支出的变动通过乘数效应引起国民收入的变动，从而影响进出口。只要一国的边际支出倾向小于1，其出口的外生增加最终会改善它的国际收支。由于进口产生了漏出，而外国反应的存在会促进进口上升，这一增量将弥补一部分进口漏出，所以一般来说，有外国反应的乘数小于封闭经济的乘数，大于无外国反应的开放经济乘数。同时乘数分析法还将收入因素引入马歇尔—勒纳条件中，创造了更为严格的本币贬值改善贸易收支的哈伯格条件（Harberger Condition），即ηX＋ηM＞1＋m。
亚历山大（Sidney Alexander）认为，弹性分析法对货币贬值缩减贸易收支差额的作用看得过于简单了，他在《贬值的贸易差额效应》一文中提出了国际收支的吸收分析法，认为只有当货币贬值引起的一国商品、劳务产出的增加超过其吸收能力的增加时，该国的国际收支才会得以改善。国际收支的表达式为ΔB＝（1-a）ΔY-ΔA0，货币贬值后会分别通过闲置资源效应和贸易条件效应影响国民收入，同时通过现金余额效应、国民收入再分配效应和货币幻觉效应影响总吸收。吸收分析法主要基于国民收入核算恒等式，收入和吸收固然会影响贸易收支，但反之亦如是，所以容易落入循环论证的陷阱。
20世纪60年代末期，约翰逊（Johnson）、弗兰克尔（Frenkel）和蒙代尔（Mundell）等人创立并发展了国际收支调节的货币分析法，在他们的分析中一个显著特点是将货币市场与国际收支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单独考虑商品或金融市场变化的作用。在他们看来，国际收支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是因为其国内货币供给超过了货币需求，而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则是因为其国内货币供给低于货币需求。在固定汇率下，即使货币当局不采取任何措施，货币市场的不平衡也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它可以通过货币供给的自动调整机制自行消除，即货币供给通过国际储备的流动来适应货币需求。
20世纪80年代，在Obstfeld和Rogoff等人的努力下，微观经济学中的优化理论开始被应用到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学中，形成了经常项目的跨期分析法。[15]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代表性居民为实现其最优消费路径，可以根据自身偏好、市场利率等情况合理选择借贷活动，打破了传统分析静态分析法中一国投资必须等于储蓄的假设。在这样一种框架下，可以引入产出变动、税收、生产率冲击等变量。
二 人口年龄结构、高储蓄与外贸顺差
在诱致性的生育行为变迁和强制性的人口干预政策下，中国出现人口转型，幼儿抚养负担持续下降，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不断攀升，中国经济正处于“人口红利”集中释放期。然而，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临近，社会和居民需要通过储蓄来为他们退休时的消费进行融资。针对人口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对储蓄和贸易收支产生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展开了一系列研究。
（一）理论方面
1.主要的储蓄理论
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随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居民面临的风险急剧增加，从而不得不增加储蓄以备未来的不时之需（Chamon & Prasad，2008）。目标性储蓄理论指出，考虑到结婚、生育以及退休等重大事件，个体消费可能会对当期收入过度敏感，并导致多重均衡。竞争性储蓄理论强调，在性别比例失衡的背景下，男性为了赢得婚配市场上的优势，倾向于增加储蓄以购置房产（Wei & Zhang，2011）。此外，基于个体心理的分析表明，人们的储蓄行为与以往的生活经历有关，在高中阶段接受过理财教育的学生，在成年后倾向于增加储蓄以积累更多的财富，有过大饥荒经历的个体，可能会被激发出非理性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以增加安全感（程令国、张晔，2011）。
2.人口结构与储蓄
人口年龄结构对于储蓄的影响主要基于生命周期模式，[16]虽然个体年轻时收入较高，但他们通常不会将其全部用来消费，而是将其中的一部分储蓄起来，以备自己在年老时使用，个体的储蓄是一个先上升而后下降的过程。如果社会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较大，那么人口抚养负担较轻，相应的总储蓄率会较高。Modigliani和Cao（2004）的研究表明，影响总储蓄率的主要力量是人口结构，特别是工作人口和非工作人口之比最为重要，非工作人口只消费不生产，因此会降低储蓄率。Feroli（2005）认为个人一生中的劳动供给类似“驼形”（Hump Shaped），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供给位于驼谷，中年时逐渐绵延至驼峰，此后衰减，而消费平滑意味着驼峰是个体的黄金储蓄期（Prime Saving Years）。Loayza等人（2000）指出人口老龄化是困扰发达国家的一大难题，而“婴儿潮”的出现则是20世纪下半叶亚洲国家储蓄率增长的重要动力。徐晟（2008）在生命周期理论基础上，推导出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率的关系式为：
3.养老保险制度与储蓄
养老金实际上是资产组合篮子中的一类，与其他金融资产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所以养老保险制度会抑制储蓄。Attanasio和Brugiavini（2003）利用意大利的数据研究发现，养老金改革与私人储蓄之间的替代弹性介于-0.4～-0.3，并且35～45岁年龄段的人群替代弹性最大。何立新等（2008）利用城镇住户调查数据（CHIPS）的研究也有类似发现。李雪增、朱崇实（2011）的研究表明，近年来居民储蓄率受惯性因素的影响最大，短期内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于平抑储蓄难以奏效，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完善将弱化不确定性对家庭的冲击，稳定居民预期，增加家庭消费。Rojas和Urrutia（2008）认为，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完善了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减少了预防性储蓄。
养老保险制度引起了个体消费认知以及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提高了当期储蓄。Cagan（1965）认为，养老保险制度具有“认知效应”（Recognition Effect），它使个体认识到储蓄对于老年生活的重要性，从而改变工作期间的消费函数，以增加储蓄。Thaler（1994）的行为生命周期理论指出，个体在进行消费规划时，会衡量抵制现期消费诱惑的心理成本，同样的财富会由于个体心理成本的差异而出现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Samwick（2000）认为，在现收现付制向基金制转轨的过程中，如果转轨成本是通过税收而不是债务方式实现的，则稳定状态下储蓄率可能会提高。白重恩等人（2012）的研究发现，社保水平的提高如果要通过增加职工的缴费负担来实现，则会导致职工当前可支配收入的下降，在信贷市场不完善且人们有目标性储蓄动机的时候，这样的政策很可能会抑制当前消费。
社会保障制度对储蓄的影响是“中性”或者不确定的。Yakita（2001）认为，由于个体预期寿命的不确定性和养老金市场的不完善，社会保障对储蓄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顾海兵、张实桐（2010）认为，社会保障的主要功能在于把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转移至低收入者，如果不考虑这两类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那么它对总消费和总储蓄的影响是“中性”的。Feldstein（1974）认为，社会保障会从“资产替代效应”（Asset Substitution Effect）和“诱致退休效应”（Retirement Effect）两种相反的方向影响储蓄。
4.人口结构与外贸顺差
Higgins（1998）的研究发现，个体在投资需求上的重心较之于储蓄供给要来得早，如果一个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中有大量人口位于高储蓄期，他们将不得不把多余的储蓄出口，出现所谓“代际转移意义上的外贸顺差”。Higgins和Williamson（1997）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使用线性方程组，那么在开放经济中，年龄构成对总储蓄和总投资影响的差额等于年龄构成对经常项目余额的影响。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口年龄构成呈年轻化时，国内储蓄相对于投资机会而言存在缺口，所以需要从国外借钱；当一个经济体处于收入高峰期的劳动人口比例过高时，它将倾向于出口剩余储蓄。Lane和Ferretti（2001）认为，工作年龄人口的结构对国外净资产有重要影响，表现为相对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导致相对低的储蓄率与相对高的投资率，而年老的劳动力则相反。表1-1中列出了有关人口年龄结构与经常项目余额的一些主要理论模型。
对于如何模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IMF（2004）做过总结。它将其归纳为三种模型：INGENUE模型（2001）分离出欧洲、北美和日本三个发达地区，以及三个处于不同人口转型阶段的不发达地区作为代表，每一个地区由居民、企业和公共部门组成，均衡条件由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共同决定；MSG3模型将世界分为美国、日本、其他OECD成员国以及发展中国家，每个国家有能源、非能源和资本制造三个部门，该模型具有真实商业周期模型的特征，即经济参与人是前瞻性的，工资和价格是黏性的。Tosum模型是基于Diamond模型（1965）发展而来的，它将世界分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每个地区都由工作人口与退休人口组成，模型充分考虑了家庭、企业和公共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17]
表1-1 人口年龄结构与经常项目余额关系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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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方面
Higgins（1998）利用100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人口抚养比与国内储蓄以及经常项目余额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以日本为例，1950～1980年其国内储蓄率的5.6%和经常账户余额的7.1%可以从人口年龄结构方面得到解释。Herbertsson（1999）使用84个国家3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0%的工作人口变动造成了4%的经常账户变动。Ralph（2007）研究了南北国家之间的人口因素差异对储蓄、投资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王仁言（2003）的研究发现，在103个经济体中，亚洲17个经济体的人口抚养比与经常项目余额的负相关关系显著，相关系数为-0.59，对经常项目余额的解释度达到35%，人口抚养比每下降1个百分点，经常项目占GDP的比重就会上升0.29个百分点。Kim和Lee（2007）采用面板VAR模型考察了人口年龄结构对东亚地区储蓄、投资以及经常账户的影响，结果表明抚养比特别是老年抚养比的提高会明显降低储蓄率进而恶化贸易收支，见表1-2。
表1-2 人口年龄结构与储蓄、经常项目余额关系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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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ührmann（2003）强调，不仅现有的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贸易收支或国际资本流动，经济参与人对于未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前瞻性预期（forward-looking）亦如此，同时他将递归法应用到了迭代模型中。经验研究方面，他认为现有的对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测度存在问题，直接采用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会带来多重共线性，建议采用Fair和Dominguez（1991）的做法，即充分利用人口年龄结构的全部信息，从而避免由多重共线性带来的模型识别问题。IMF（2004）也曾就人口变化问题做过研究，它们收集了全球115个国家1960～2000年数据进行面板数据法分析，计量模型为Yit＝αi＋β·Demoit＋γ·Zit＋εit的形式，Demo代表人口年龄结构，Z涵盖收入、财政预算、外国净资产、货币供给（M2层次）、贸易条件的标准差、贸易量、是否为石油供给国（虚拟变量）等其他控制变量。研究表明，工作人口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储蓄率、投资率、经常账户占GDP比重就会分别提高0.08、0.72、0.31和0.05个百分点；老年人口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储蓄率、投资率、经常账户占GDP比重分别就会下降0.041、0.35、0.14和0.25个百分点。
三 人口流动、高储蓄率与外贸顺差
人口流动对于外贸顺差的影响主要沿着两个思路展开，第一个是内部经济思路，认为人口流动增加了储蓄，扩大了国内储蓄投资缺口，从而产生了顺差；第二个思路是外部经济思路，认为人口流动是加工贸易的主要促成者，并经此生成了顺差。
（一）中国人口流动研究
刘易斯（1989）曾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概括为典型的二元经济，其发展的实质在于农业剩余劳动力在现代部门的重新配置，传统农业蝶化为现代一元经济的组成部分。王西玉等人（2000）、蔡昉（2000）、李勋来和李国平（2005）、郭剑雄和李志俊（2009）基于二元结构理论，对中国人口跨地区、跨行业流动进行了理论阐释和经验分析。人口流动涉及的问题多种多样，如人口流动的动因、人口流动的选择性、人口流动的速度、人口流动的经济效应，考虑到本书的研究重心，这里仅仅考察人口流动对于收入增长的影响以及人口流动在未来可能的发展情况。
马忠东（2004）等人的研究表明，工资性收入占农民纯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由1990年的20.2%上升到2000年的31.2%，而打工收入已经成为工资性收入的主要部分。王卫等人（2007）的研究显示，人口流动可以促进劳动力与资本的更好结合，体现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外出务工对收入增长有积极影响，进而有效抑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态势。丁霄泉（2001）发现，人口流动对中国TFP的贡献占到32%～45%（样本期为1979～1998年），远高于美国13%的水平（样本期为1948～1969年）。逯进和朴明根（2008）发现，各省区的人均产出与人口迁移率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不过在省级人口迁移中没有发生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
对于人口流动未来发展的判断，有以下几种观点：蔡昉和王美艳（2007）、蔡昉（2007a，2007b，2007c，2008）、王德文（2009）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近年来的民工荒、用工短缺以及民工工资平行多年后的上涨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过渡的一个转折性标志。白南生（2009）认为工资的上涨可能源自政府的最低工资制度，而不是反映了劳动力的供求平衡，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会不断释放农业劳动力，所以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有待商榷。南亮进（2009）认为，判断刘易斯拐点应根据边际生产力，而不是工资水平，工资上升可能只是当期经济景气的结果，它不会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根本态势。
（二）人口流动、储蓄效应与外贸顺差
外贸顺差本质上反映的是储蓄与投资间的缺口，就中国近些年的宏观形势看，外贸顺差并非源于投资不足，而是储蓄高悬，这促使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储蓄情况进行了系统研究。李扬和殷剑锋（2005）认为，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储蓄率与新古典模型和一般的AK模型有所不同，表现为劳动力转移后，资本回报率高于拉姆齐状态，高储蓄率是劳动力转移中的正常现象。其结论的数学表达式为：
，储蓄率随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上升，但将收敛于某个水平，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储蓄率的动态变化与劳动力的转移率是一致的。
Bagnai（2009）认为中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虽然要高于城市居民，但其收入水平要远低于后者，其结果是城市化越深入，人口转移越充分，国内总需求越高，储蓄和外贸顺差越少。设两类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βR和βU，人均收入为yR和yU，v表示城市居民占居民总数的比重，不考虑企业和政府因素，得到
。可见，人口流动对于消费的影响取决于两类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人均收入的交叉作用。但Bagnai定义中的人口流动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村居民彻底转变为典型的城市居民，而当前户籍制度的顽固性存在，屏蔽了流动人口对城市中有限资源的获取，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呈现Bagnai的研究中人口流动缓解外贸失衡的原因。
（三）人口流动、加工贸易与外贸顺差
现有文献中对加工贸易与外贸顺差的研究著述颇丰。牟新生（2007）认为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中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国家统计局（2006）的数据也显示如此。余永定（2007）主张，在当前国际生产网络化背景下，任凭储蓄和投资关系如何，也无论宏观经济周期怎样变化，由加工和装配地位所决定的加工贸易是一定要创造贸易顺差的。张二震（2006）认为，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全面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必然结果，必须从国际分工发展的新特点出发，从全球化演进的新趋势出发，从全球生产和贸易格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角度，来看待和研究中国的贸易顺差问题。
加工贸易只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现实表现，不是分工的基础。相形之下，人口禀赋及其在空间上的配置，特别是近些年来的人口流动才是国际分工和外贸顺差的决定性条件。试想如若没有人口大规模流动带来的人口资源在空间和行业上的重新配置，中国的劳动力禀赋优势便不能得以释放，也就不可能同国际产业转移形成有效对接，加工贸易和外贸顺差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肯定加工贸易对外贸顺差的作用，便等于承认了人口流动对外贸顺差的积极影响。杨正位（2008）认为，中国人口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只几及美国的5%、巴西的18%，有利于国际产业转移，致使加工贸易比重占中国总出口的一半以上，并成为顺差的主要来源。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2006）强调，贸易顺差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其背后所折射的实际上是农村劳动力流动到现代化全球生产体系，这就暗示了人口流动对外贸顺差的影响。[18]
四 其他相关研究
卢锋（2006）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指出中国可贸易部门（制造业）相对于不可贸易部门（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的错位，并使出口竞争力增强。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王仁言（2003）、Cheung（2009）的研究表明，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与贸易差额的相关性并不十分显著，汇率的变动对贸易收支变化的解释力较弱。Cerra和Saxena（2003）利用1985～2001年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出口对汇率的敏感度较低，即便在1994年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以后，两者间仍然呈现出弱相关性。谭雅玲（2007）认为中美两国不同的经济模式对经常项目不平衡有较大影响，中国的经济模式为供给型，其本质是一种积累资金、积累财富、积累实力的“挣钱”经济模式；而美国是需求型模式，其本质是一种扩展财富、投资消费财富、强化财富实力的“花钱”经济模式。余永定（2006）认为，中国的双顺差是中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外资、国内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改革滞后、政府不当干预过多特别是地方政府在错误的政绩指导下盲目引资的结果。王宇（2008）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下，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政策鼓励储蓄、抑制消费，结果造成庞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主要服务于出口，特别是向美国市场的出口。
林桂军等人（2008）在Kuijs（2006）的研究基础上利用国家统计局数据，将中国的储蓄分解成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层次，系统研究中国的储蓄行为，并进而对外贸顺差做出解释。李扬（2006）认为，储蓄投资缺口造成了中国长期的贸易顺差，而高储蓄率不断攀升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政府是最大的储蓄者。Caballero等人（2008）的理论暗示中国之所以产生巨额外贸顺差，其基础在于中国缺乏“硬资产”，只有美国、欧洲国家和日本才能提供安全性和流动性较高的储蓄工具。Cooper（2008）从全球经济出发，同时考虑顺差国和逆差国的因素，在资产组合理论基础上，考虑多余储蓄在各国间的配置。他认为，如果每个投资者都不特别偏爱其母国（Absence of home bias），而是平等地看待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为其提供的投资机会，那么各个国家或地区的净储蓄占其GDP的比重就应该是相等的，美国由于经济总量大，所以吸收的储蓄较多。这种观点与Caballero（2008）的结论是可以相互印证的，即有些国家之所以处于顺差，原因在于它们的金融体系落后，不能够像美国一样提供“硬资产”，所以储蓄外流，经常项目处于顺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