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缘起：基于文献的分析

在探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时，必须首先解答这种产业或部门之间的差距是如何形成的。针对此问题，根据已有文献大致形成了两条不同的研究线索。

（一）产业缺陷

如果传统部门以农业为代表，而现代部门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代表，则不同产业由于产业特征差别就很容易形成劳动生产率的差异，特别是，与工业和服务业相比，农业的产业“弱质性”是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成因[7]。

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天气来决定收成，天气的不稳定性使得农业生产收成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张红宇（2003）指出：“工业是可以重复、连续不断地机械生产，农业则必须与自然生产交织，增加了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和问题的复杂性。”[8]与此类似，陈纪平（2008）则强调：“农业的这种‘生物性质’使农业劳动在时间上必然是与自然的生长周期相联系的，因而带有严格的季节性。”[9]这种从产业缺陷视角来理解二元经济结构成因的思路与早期诸多思想家的见解一脉相承。

从产业特征角度去理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成因，实质上是论证农业相对工业和服务业具有某些先天的“产业缺陷”，这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生产方面，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需要长期的自然力作用，对土地、水、阳光等自然力的依赖较大，农业生产往往表现为经济活动和自然活动相互混合、相互作用的过程，由于迄今为止人类仍难以自主地“控制”或“改变”自然，因此，农业往往面临着比其他产业更大的自然风险。此外，农业生产通常因对土地资源依赖性较强而具有经营的分散化特征，农业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具有某种分离性，导致分工中断与不连续，这使得农业可能难以像其他产业那样获取较为显著的分工经济好处。第二，在消费方面，农业为人们提供生存的必需品，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小。“恩格尔定律”表明：收入水平提高使人们的食品支出比重不断下降。与工业和服务业相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农业的市场需求（至少在提供农产品的基础功能层面）不会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快速扩张，导致农民的收入无法快速增加，形成农民贫困问题。第三，在交易方面，农业生产往往具有周期性和季节性，但人们对农产品的消费却通常具有日常性和常规性，由于农产品不耐储藏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生产者难以对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变动作出快速有效的反应，导致农业生产对接市场不畅，农产品经常滞销。这使农业生产往往发生“丰产不丰收”的现象，影响农业生产者的收入稳定增长[10]。同时，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易引发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混乱与动荡，各国政府都愿意让农产品价格在市场中保持高价位运行。第四，由于人多地少和土地均分的基本事实长期存在，我国农业生产一直存在“过密化”倾向[11]，加之农业的弱势产业特性，小规模经营农户在面对大市场时困难重重，农业经营规模小，科技含量少、比较效益低下，导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六倍以上（2009年为6.1∶1），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虽然低于第二产业，但也接近第一产业的五倍（2009年为4.7∶1）[12]。

显而易见，基于产业缺陷来解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生成是一个重要视角，但这种解释是不完全的，因为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市场条件、外部政策等已经较为系统地对上述产业缺陷进行了回应。该视角似乎并未抓住不同部门劳动生产率差异的本质成因[13]。

（二）政策歧视

如果说“产业缺陷说”试图从农业的产业弱质性（甚至农民的群体劣势性）来说明二元经济结构成因的话，则另一线索却基于国家政策对农业和农民的“歧视”（或者说对非农产业和城镇居民的“倾斜”）来理解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区别于将二元经济结构视为产业或农民这些“内生”因素作用的结果，政策歧视说更倾向于将二元经济结构看做政府发展战略等“外生”因素作用的产物。

就逻辑展开次序而言，西方学术界通常用两种理论来解释城乡经济发展中的政策歧视问题。一种理论尝试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寻求答案，其理论逻辑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数量多且分散，协调成本过高且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无法对国家公共政策制定产生有效影响，导致其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话语权的丧失[14]，蔡昉（2003）的研究也发现这个城市居民运用其特有的“投票”和“呼声”机制，影响着“城市偏向”的城乡关系政策[15]。另一种理论则基于发展战略对工农和城乡经济关系的设定，政策制定者一般认为需要对农业征税来支持工业化的发展[16]，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和农民处在被动弱势的地位。

针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乡经济差距的演变格局，更多的文献从政府政策倾斜的角度进行了经验研究，这些文献大多强调政府的工业（以及城市）偏向政策是导致城乡经济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17][18]。

显而易见，各种文献研究均表明在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农业和非农产业、农村和城市部门、农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确实施了“歧视性”的政策安排。

即使在今天，延续多年的城乡“二元”体制虽然在国家层面上有所放松，但在城市内部的不同户籍和阶层之间，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严重束缚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遏制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由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小城镇管理制度等制度原因，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15年左右[19]。

中国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衍生出一系列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的政策，如非对称性的财政支出结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权利福利差异等。从财政投入投向来看，中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公共服务支出等存在显著的城市偏向。从城市规划来看，中国的城市规划主要集中在城区，而对城市所管辖的农村则少有涉及。对城乡一体发展的理念、指导方针等问题缺乏深刻认知，对所辖城市和城镇发展定位、产业发展定位、发展模式缺乏系统规划。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固化了城乡分割的城乡关系，隔阻了城乡一体发展。

高帆（2006）则从分工视角分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根源，他利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构建了一个逐次放宽条件的模型，发现二元经济结构反差主要源于部门的个人专业化水平、迂回生产程度和产品种类数的不同，认为二元经济结构是两部门分工水平差异的客观产物[20]。这为我们理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产生根源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