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城乡一体发展的动力来源与转换相关研究

1.城乡一体发展的动力来源

近年来，部分学者基于不同研究视角对城乡一体发展的动力机制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因视角的差异，其关注的因素也有差异。一是基于系统视角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内部动力因素、外部动力因素以及与上述动力因素密切相关的环境因素共同构成城乡一体发展的动力因素。如李同升和厍向阳（2000）的研究认为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乡镇企业发展、农业产业化和小城镇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21]。江莹和曾菊新（2004）的研究认为城镇的辐射效应、乡村城镇化的发展以及科技、行政等外部力量的共同作用是城乡一体化的动力[22]。王平等（2014）的研究认为经济级差、社会级差、生态级差是城乡一体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并且这三者直接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和演变规律[23]。二是基于主体视角的研究。这类研究从城和乡两个主体视角出发，将城乡一体发展的动力归纳为自上而下型、自下而上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型。自上而下型：这类研究强调中心城市[24]、政府政策[25]的决定性作用。自下而上型：这类研究强调农业、农村、农民的自身发展，认为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基础设施、乡镇企业、农民自身素质提升、农民外出务工（Unwin，1997）、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城乡贸易等是城乡一体发展的动力[26][27]。盛宗根和周小仁（2013）的研究指出对农民的宅基地、林权地、承包地的使用权财产量化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动力[28]。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型：张登国（2009）认为城乡利益差别是城乡一体化的内在动力，产业发展是经济动力[29]。George（1999）认为，交通发展对城乡一体化产生着巨大影响，有助于大城市区域的扩展和农村区域经济的内生增长[30]。程必定（2013）认为应该将大量“乡村型”小城镇建设为新市镇，进而承担城乡一体发展的空间载体功能[31]。郭振宗（2013）认为必须构建政府主导和自觉、民本主体和自发相结合的双重动力推进机制[32][33]。三是基于地域视角。这类研究结合特定区域案例的讨论。吕连生（2013）的研究认为承接产业转移是中部地区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发展的动力[34]；李长坡、李青雨（2010），李长坡、李青雨（2010）以许昌市为例，提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农业产业化是推进区域城乡一体发展的三大动力[35]。刘佳勇（2014）的研究基于延安市城乡统筹发展的实践，分析认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应该以农民的发展为本，选择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型的模式，同时应注重将政府功能与市场功能进行有机结合[36]。陆学艺（2011）认为城乡一体化率先从发达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梯度推进，依次逐步实现[37]。四是基于发展阶段差异的分析。这类研究基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动力差异考察。段杰和李江（1999）的研究指出城乡一体发展的动力机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不断变化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动力结构[38]。

2.城乡一体发展的动力转换研究

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以释放改革红利，提高城乡发展一体化程度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应对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的重要途径[39]。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形成了城乡一体化战略下的新型城乡关系，农业农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城乡关系进入了城乡融合的新阶段，即通过要素、区域及生活方式的融合促进城乡发展[40]。随着“产业、人口、土地、社会、农村”五位一体的城镇化理念的进一步落实，更多的机会和公共资源正投向农业、农民和农村，创新驱动也在加速推动人口、信息、技术、产品等要素的城乡流动[41]。中国农业领域出现了产业结构性变革发生、新型经营主体大量涌现、非农产业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明显缩小等重要阶段性变化[42]。“互联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必将引领驱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43]。随着发展型小农家庭的兴起，农民家庭得以突破长期以来“过密化”农业的低水平增长陷阱，深刻改变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图景[44]。就地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途径，对于解决传统城镇化出现的“城市病”、推动城乡一体发展具有积极作用[45]。总体而言，新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以及政策框架，正促使中国的城乡发展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并进入一个“强联系”驱动下的新型城乡关系构建时期[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