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关理论及研究综述
第一节 主要相关理论
一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传统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理论的研究没有考虑地理空间因素的影响，依据阿罗—德布鲁定理，如果区域间不存在差异且商品运输存在成本，则经济活动会在地理空间上均匀分布。这显然与现实情况不太相符，说明其对经济活动的聚集现象的解释不够充分。而由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理论发展出来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则认为经济活动并非在空间上均匀分布，不存在产业分散状况。
新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代表Krugman、Venables与Fujita等在20世纪90年代把经济地理分析带入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框架当中，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聚集和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情况成为新经济地理学首要的研究问题（Krugman、Venables，1995；Krugman等，1991）。在对该理论的研究过程中，Dixit和Stiglitz（1977）构建的D—S垄断竞争模型最早将经济地理分析带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中，并为接下来的经济地理学理论打下了基础。在随后的理论发展过程中，新经济地理学逐步吸收了经济空间集聚的其他相关经典理论，如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市场需求潜力以及产业集聚的向心力和离心力等理论，并把这些理论纳入模型构建之中。
克鲁格曼（Krugman，1991）以Samuelson（1954）的“冰山运输成本”模型为基础，在D—S垄断竞争模型上构建起了中心—外围模型，并进一步深入研究了制造业厂商生产区位的选择问题，认为非宏观经济主体决策过程中的一般均衡结果决定了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聚集，从而完整解释了经济聚集在同质空间出现的原因，这一研究结果标志着新经济地理理论初步形成。此外，克鲁格曼认为，种类充足且具有差异性的制造产品、较大的制造业份额与低廉的运输成本是形成中心—外围格局的必要条件。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前后关联为经济活动聚集注入了新动力，而较强的前后关联效应必须依靠较大的制造业份额。而上述任何一个关键系数的微小变化将导致经济发生波动，两个相互对称的区域将发生转变，某个区域经过优势的不断积累最终成为产业集聚的中心，而另一个区域则变成非产业化的外围。之后，克鲁格曼进一步将两区域的中心—外围模型（C—P模型）推广至多个区域和连续空间，集聚因素将使多个区域和连续空间中形成数量更少、规模更大的产业集聚区。但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Core Periphery Model）也存在局限性（Krugman，1991），该理论仅考虑了制造业和农业，认为当制造业触发“冰山运输成本”时将会导致以制造业为“中心”与农业为“外围”的中心—外围格局。
中心—外围模型认为是多种效应的共同作用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一是市场接近效应，企业为了降低运输成本和获取规模效应往往会选择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组织生产；二是知识技术外溢效应，产业集聚对知识技术的溢出有利并借此促进聚集区内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三是劳动力共享效应，产业集聚地区能够提供更多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同时这些拥有熟练技能的劳动力在不同企业间的流动也能加快技术的外溢；四是产业的前后关联效应，产业区发展起来以后，会促进和带动与之关系密切的前后向关联产业的发展，吸引产业链上的相关企业向本地区集中。
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劳动力共享效应与前后关联效应能够促进企业集聚，因此被称为产业集聚的向心力。而集聚区要素市场的拥挤、过度竞争以及环境污染等情况将会引发产业集聚发生扩散效应，导致企业向其他地区转移，这些因素被称为产业集聚的离心力。在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双重作用下，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是趋于集中还是分散，主要取决于两种作用力的相对大小。当集聚的向心力大于离心力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会呈现出集聚的趋势；反之，则会引发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呈现分散的趋势。
（一）中心—外围模型中的劳动力流动
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模型（C—P模型）是新经济地理理论中诸多模型的基础，克鲁格曼首先对模型设定了一系列严格的假设：第一，以完全竞争下的农业部门和垄断竞争下的工业部门为简化模型；第二，工业劳动力作为唯一一种可流动生产要素；第三，两个初始的对称区域分别是北部和南部。由于消费者的多样性偏好是需求方面的重要集聚力，为了将消费者偏好的多样性和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整合到同一模型中，克鲁格曼还设定了如下条件：劳动者在生产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中分别充当生产要素和消费主体，市场中具有多样性偏好的消费者，以及与企业数量相当的产品种类。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框架下，运用冰山成本和数值模拟以及动态演化等技术，以生产者对利润的最大化和消费者效应两者共同决定短期均衡（流动要素为外生决定），而劳动力在两地实际工资差的驱动下移动（要素分布为内生决定），最后达到长期稳定均衡状态。
以上述内容作为理论分析基础，对C—P模型进行分析。C—P模型中以工业劳动力为代表的要素流动存在向心力和离心力两种作用相反的力。其中，导致要素集中的向心力源于与需求和与成本相关的两个循环因果链。一方面，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和降低运输成本规模报酬递增，企业通常要选择市场需求较大的区域；另一方面，消费者为提高实际工资水平通常选择生活成本较低的区域。因此，一个以产品种类较多为代表的较大规模的经济区域受前后向关联影响，将产生一种持续的集中现象。而导致要素分散的离心力则来自市场的竞争和拥挤。以冰山成本形式表示的贸易自由度或交易成本会作用于向心力和离心力并对其产生影响。当离心力小于向心力时，要素会向某一区域持续集聚；反之则分散。C—P模型空间经济演化的结果表明，对于假设中初始对称的两个区域，随着要素流动性和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升，当向心力大于离心力时，所处的相对均衡将会改变，产业集聚出现，并形成不断强化的过程。如果冲击力不够，则保持相对均衡状态。
（二）其他演绎模型中的要素流动
首先，生产资料流动。克鲁格曼提出了垂直联系模型，该模型纳入了产业上下游关联效应，包括中间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品部门。模型设定最终产品部门的投入要素为劳动力和中间产品，且对中间产品的需求是多样化的，在这种设定下将产业关联表示为：以节约中间产品运输成本来降低最终产品生产成本的“前向关联”，以及较大产业集中对中间产品产生巨大需求市场的“后向关联”。中间产品在此关联中不仅起到了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作用，而且使产业关联效应也成为重要的集聚力之一。由此，马歇尔的“金融外部性”通过数学模型得到了诠释。
其次，资本的流动和积累。Baldwin（1999）在其资本创造模型的基础上，增添了厂商的理性预期，将C—P模型中的劳动要素流动用资本创造和资本折旧两个变量进行了替换，用资本份额在空间上的变化表示广义的资本流动，以人均收入的增加暗示资本积累。当贸易足够自由时会打破区域平衡形成中心—外围结构，中心区由于投资拉动型动机的存在，经济增长得到进一步促进，资本积累将成为集聚力和经济增长的来源。
最后，技术和知识的外溢。在资本创造模型的基础上，Baldwin（1999）、Ottaviano和Thisse（2003）的地区溢出模型引入了技术和知识外溢效应，即新资本的总资本存量与生产成本呈负相关时知识和技术创造部门存在学习效应，其假设空间距离对知识的传播产生负向的影响，即距离的增减决定着知识溢出效应的强弱。知识和技术的溢出使资本的规模收益递增，长期经济增长率被模型内生决定。结果表明，由资本循环累积效应内生出的经济增长足够作为一种产业集聚力，而原本资本份额较大的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形成核心区。由于集聚经济格局下知识和技术的溢出强度大，创新成本较小，C—P经济格局下的经济增长率将大于均衡结构的增长率水平。
二 环境规制理论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环境保护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关注。与此同时，有关环境规制的经济影响成为众多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研究与探讨的焦点，本节对环境规制的经济影响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进行评述。
（一）成本假说
自20世纪中期开始，“成本假说”开始出现，该假说的支持者认为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企业需要在原有生产成本和投资规模的基础上加入环境污染控制成本，而这些额外增加的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效率，从而降低产业竞争力。
自1965年开始，美国劳动生产率下滑且原因不明。造成生产率下滑应有多重原因，但由于美国在同时期开始注重环境保护，强化环境规制，加大环境领域的投资，当时有一批学者认为美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与环境规制有着直接关系。
Christainsen和Haveman（1981）着力分析政策性规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他们指出，由于规制对市场的运行能够起到一定的干预作用，因此在动态环境下，增加监管强度，能够改变厂商的市场或利益最优的选择，这可能会促使劳动生产率的下滑。
Jaffe等在Christainsen和Haveman的基础上将规制的范围缩小，仅研究环境规制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起，环保理念盛行，同时期美国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降低工业与商业活动的环境污染，此后美国开始由过去长期的贸易平衡变为贸易逆差。这种现象的产生使很多人认为环境规制提升了运营成本，降低了生产效率，从而阻碍了美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基于此背景，Jaffe等（1995）讨论了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他们发现环境规制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直接影响是企业为降低污染而增加成本，间接影响是主要生产投入要素价格提升。Barbera和Mcconnell（1986）研究环境敏感产业，他们认为这些产业为达到排污标准需要增加工时、改良技术，而这些都将影响产业的生产效率。
（二）污染避难所假说
继“成本假说”的出现，“环境避难所假说”在成本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环境规制作为一种诱因会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并由此引发厂商出现地理位置上的转移。“污染避难所假说”最早由Copeland和Taylor（1994）提出，他们认为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经济发达的国家往往会对环境进行较为严格的管制并采取征收污染税的政策，这使企业生产成本增加并导致厂商转移至环境管制较弱、污染税较低的地区，从而确保企业的生产盈利。这一举措使一部分环境管制较弱的地区或国家被动地成为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聚集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另一部分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则会为了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采用门槛较低的污染产业准入标准，以此吸引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积极吸收环境敏感产业的外资，推动本地区相应产业的发展，主动地成为发达国家污染型产业的“污染避难所”（高鸿鹰、武康平，2007；Kyriakopoulou和Xepapadea，2013）。
Copeland和Taylor在解释污染避难所假说形成原因的同时，还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来进一步诠释“污染避难所”的存在。假定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发展水平较高的北方国家，另一个是发展水平较低的南方国家。假设生产产品Z为连续函数，Z∈[0，1]，主要生产投入要素为劳动力和生产产品将产生的污染d。Z′与Z″的等产量曲线如图2-1所示。
图2-1 Z′产业与Z″的等产量曲线
注：Z′产业比Z″产业的污染高。
对于任何商品给定的产出水平，厂商可以选择不同的生产技术，即不同的污染水平。如果厂商采用降低污染水平增加劳动力投入的新技术，产品的等产量曲线将向右下方移动。如果公司不接受监管，并不会促使他们在d=λl线上移动。假设模型中南北国家的劳动力人数相同，南北国家差异的存在是由于北方国家人力资本的提升，南方国家工人的单位人力资本小于北方，即南方国家的劳动力产能小于北方国家。
（三）波特假说
由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速开始下滑，而同时期，美国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环境保护，由此当时人们认为环境规制导致了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降低了美国的国际竞争力。然而波特在研究环境规制的经济影响时提出了一个与早期理论相反的观点，他认为环境规制并非导致产业竞争力与经济增速下滑的原因，环境规制反而有利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而早期的理论都着力说明环境规制的加强会促使成本上升，并导致产业经济实力下降，两者的理论可谓大相径庭。
波特认为，将国家竞争力降低的原因归结为环境规制的增强，这种思想是十分狭隘的。因为其处于一个静态分析的角度，目光过于短浅。而从长期动态的角度来看，环境规制增强的初期的确会迫使企业加大在污染控制方面的投资，使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降低。如果考虑其他投入不变，仅仅是增加污染处理设备，那么这种观点是成立的。但是投入并非一成不变，而环境规制的制定其目的实际在于结果而非方式。通过产品生产减少稀缺资源及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企业改进生产技术，加大资源的循环利用等方式，环境规制实际上促进了企业的创新，降低企业的污染，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由此，适当的环境管制可促使企业加大创新投入，刺激技术革新，而这些举措都会提高企业生产力，抵消掉由环境保护带来的成本，且在长期中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盈利能力和产品质量。同时也使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也具备竞争优势，有机会提高产品的生产效率（田曦、唐苗苗，2018）。
与此同时，波特以德国和日本为例说明，两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均较高，但是其经济增长速度依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快于美国。在高强度的环境规制条件下，德国和日本不仅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污染处理技术，并在污染处理领域占据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他分析，尽管短期来看，环境规制促使企业增加成本，改进技术会增加企业的生存压力，但是长期来看，环境规制的存在将会促进企业发展。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环境规制都将促使竞争力的提升，规制的内容很重要。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每年都在环保领域投入大量资金，但是成效甚微，并没有促使新的绿色技术的产生，问题就出在环境规制的内容上。比如，美国针对空气污染的举措是要求加高烟囱，该举措并没有减少污染，只是促使污染转移。
（四）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曲线为20世纪中期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研究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之间关系时提出的一种假说，动态分析收入不均现象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的倒“U”形关系。此后库兹涅茨曲线被进一步发展，并用于多个领域的研究中。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适用于描述环境污染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也就是说，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而提升，而当经济发展水平到达一个临界值时环境污染程度开始下降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趋于好转。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最初为Grossman和Krueger（1991）研究美国与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对墨西哥的环境影响时提出的。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推行的同时，环保组织及相关人士认为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推进将会促使落后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速度加快。基于此背景，Grossman和Krueger以美国和墨西哥两国的自由贸易为切入点，研究贸易自由化对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地区的污染影响。研究发现，低收入水平地区空气污染程度随着人均产值的提升而提升，而高收入水平地区空气污染会随着人均产值的提升而下降。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呈现倒“U”形关系。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发展水平和污染程度同时提升，此时经济发展是靠经济活动规模扩大来推动的，而发展初期并不会考虑污染的治理。但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某一程度时，人们向往健康舒适的生活，政府也需要一个更为清洁的环境来证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从而推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同时企业也会选择新技术来控制污染水平（Horwitch和Mulloth，2008）。此后，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环境污染的整体水平将开始下降。
三 产业集聚理论
产业集聚思想始于19世纪末的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相关研究理论，发展至今，已经拥有了颇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下文将从外部性理论、古典区位理论、竞争优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的视角回顾和评述产业集聚理论。
（一）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的理论把随着产品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分为两种，即“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Marshall，1920）。其中，外部经济指行业整体发展带来的经济效应；内部经济则是单个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带来的技术、设备、原料等经济要素。在马歇尔的研究中，以对“产业区”理论的分析描述产业集聚的概念，认为除了土地、劳动、资本这三种传统的生产要素外，还有一种“工业组织”要素存在，即产业区。其本身是一种特殊的工业组织形式，具体表现为“专门工业集中于特定地区”，即工业的地方化。而这种“产业区”形成的好处，是通过知识溢出促进辅助型产业的发展，提供专业化劳动力市场的方式来表现的。外部性三要素也成为解释产业集聚形成与影响的经典理论。
1.知识外溢
首先，当从事同一行业且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劳动力所处的地理位置接近时，能够通过交流来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同时，这些信息的传播也有利于促使本地区同业劳动力的整体技术水平提升。其次，如果某个企业是通过改进生产技术，更新机器设备，以及增加管理效率等措施以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那么这些举措将会被附近的同类企业效仿。最后，同类劳动者地理范围的接近，有助于推动具有创造力的劳动者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整合思想，进行创新。
2.关联产业的发展
产业区一经发展起来后，为了提高竞争力，会将重点放在自己的核心产品上，此时，与之密切相关的前后向关联产业应运而生。这些关联产业为生产核心产品的企业提供原料、工具、设备和运输等，使核心企业有较多精力进行专业化生产。同时，关联产业在为核心企业长期提供功能相似的中间产品过程中，也会促使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3.劳动力共享
产业区内由于聚集了一定规模的核心企业以及前后向关联企业，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特别是对具有专业技能的熟练劳动力需求更为旺盛。这既有利于劳动力迅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也有利于企业迅速寻找到适合自己企业的劳动力。在劳动需求快速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就会有更多的劳动力向产业区集聚，形成更大规模的劳动力供给市场。马歇尔笔下的地方性工业是本地化经济，一般是指单一产业的集聚。马歇尔的思想同时反映出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但因为其理论缺乏严格的数理表述而时常遭到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诟病。即便如此，其理论仍对产业集聚理论的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
（二）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最早是以研究企业最优区位选择问题为目的的，这意味着将空间因素纳入产业发展的研究中，而产业集聚简言之也正是产业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集中现象。区位论的奠基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hünen，1826）在《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指出，不仅土地的天然特性影响农业土地利用类型和农业土地经营集约化程度，区位状况的影响也极为重要，尤其是农产品到消费地的距离。杜能最终得出结论：土地利用类型和农业集约化程度随着距离增加而形成一系列叫“杜能圈”的同心圆。杜能是第一个试图采用科学理论来诠释经济活动区位的经济学家，他探讨了市场距离在农业区位论中的作用，用距离和运输成本系统地解释了农业的空间分异现象，其理论和方法被后世该理论的拥护者不断发扬和改进。虽然杜能的理论相对简易且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其首次将空间问题引入了经济学的探讨之中，开辟了区位理论研究的先河，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有着重要贡献。
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在其著作《工业区位论》中探讨了工业区位选择问题，着重从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集聚因素的角度，分析了工业区位选择的基本原则以及区位的转移规律。韦伯研究的核心概念即区位因子，它除了包括运输费用、劳动力和地租等其他产业同样需要考虑的一般因子外，还包括仅与某一产业相关的特殊因子。韦伯将确定工业区位选择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通过运输费用指向论，确定运输费最小的地点。在确定运输费最小地点之前，原材料地和消费地已经确定，通过比较不同区位到原材料地和消费地的运输费用总和，利用范力农框架得出运输费用最小的区位。
第二阶段通过劳动力成本指向论进行调整。在上一阶段已经确定出的运输费最小地点的基础上，综合比较运费最小点和劳动力成本低的区位后，根据产业在运费和劳动力需求上的特点对第一阶段确定出的区位进行调整。
第三阶段通过集聚指向论确定最终区位。为确定最终区位，韦伯提出了集聚因子的概念，并将其等同于低廉的生产成本或者是企业在最终区位上产生的市场化。通过权衡前两个阶段确定出的区位和区位间的利弊，确定最终区位。韦伯又将集聚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两种，其中前者表现为单个企业由自身规模增长所产生的产业集中现象，后者表现为大企业在完善其组织形成的过程中吸引其他同类或前后向关联企业向其不断靠拢的“社会集聚”现象，并最终能够产生集聚效应。
韦伯在论述了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的同时，将集聚的高级阶段涉及的基本因素概括为生产技术设备发展、劳动力发展、市场化以及降低经常性开支成本。针对上文提到的集聚因子，韦伯还提出了与其相对的分散因子，分散因子能够缓解由于产业集聚而引发的土地需求的增加，以及进而引发的劳动成本、原料保管费用和其他间接费用的增加。
总之，韦伯并没有跟随杜能以城市为中心的市场假设，而使用集聚因子代之，在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结合抽象和演绎的方法逐步构建起工业区位理论。但是，由于韦伯提出的费用最小化、原材料供应以及劳动力供给在模型中都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因此在现实中应用范围较小，但是其史无前例的研究方法与思维模式奠定了区位选择理论的基石。
（三）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
波特从产业集群的角度对产业集聚的国家优势进行了深入探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最具影响的《品牌间选择、战略及双边市场力量》（1976）、《竞争战略》（1980）、《竞争优势》（1985）、《国家竞争优势》（1990），在深入调查研究了不同国家产业集群现象与国际贸易竞争的关系以及产业集聚同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钻石模型”，波特以产业集聚和竞争优势的双重视角对国家竞争力进行了理论探讨，得出了“钻石模型”能够决定国家竞争力的结论。
波特（Porter，1991）认为，在特定地理范围内趋于集中的企业和机构集合即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包括如下微观主体：首先是为生产提供基础设施的厂商，提供上游专业化投入品的厂商以及提供服务的厂商；其次是向下游延伸的销售渠道和客户，提供辅助性产品的厂商以及提供技术支持的相关公司；最后是为企业提供教育、培训、科研服务的政府、大学以及贸易联盟等相关机构。产业集群的优势众多，小到促进生产的专业化，并以此来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形成品牌效应使集体财富增值；大到改善创新条件，不断推进生产率提高，这些优点都有助于产业的持续集中和升级。那么产业集群又是如何影响国家竞争力的？波特指出，产业作为分析竞争力的基本单位，分析国家竞争力主要是通过分析产业的竞争力而来。现代竞争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高低，产业集群就是产业在地理范围内的集中，这种地理上的集中在加剧同业竞争的同时，提高了彼此的沟通效率，也能够进一步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并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这使产业始终处于有竞争力的环境中，并且成为国家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波特（Porter，1991）在研究产业集群对国家竞争力的过程中提出的钻石模型包括四个关键因素和两个附加因素，前者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撑性产业、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后者包括政府和机遇。这六个因素相互作用，为具有创新的竞争环境不断注入活力。其中，生产要素包括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技术供给、资金供给等。波特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理论基础上给生产要素划分了等级和类别，即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一般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由于要素本身是动态变化的，可以被创造，以及特定化。Porter认为，竞争优势主要表现为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性生产要素的被投资、发展和创新。市场的需求不仅表现为需求的规模，也表现为需求的质量、需求的结构以及消费者的偏好。较大规模的产品需求能够促使产业的需求规模扩大，促使产业的规模经济形成甚至进一步提升，而挑剔的消费者也能够给企业创新带来压力及动力。波特在有关产业集群分析中强调了上下游产业的重要性，指出配套齐全，供给稳定的上下游产业链的存在不但能够节约交易成本，还能够鼓励技术创新，通过彼此合作产生协同效应，以产业集群的形成促使竞争优势的提升。
产业集群的早期相关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实用性。相较而言，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在扩展了产业集聚理论的基础上具备了一定的实用性。但是，由于波特理论分析中使用的案例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对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参考价值有所降低，同时，由于忽略了贸易成本和交易费用两大重要因素对区位选择的影响，波特的集群竞争优势理论的应用性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