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刘氏集团新开张
下马治天下
马上得天下，岂能马上治天下？刘邦拐弯还算拐得快……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正月（也有史书记载为二月），刘邦在经楚汉战争打败项羽后，正式登基做了皇帝，史称汉高祖。由于其曾为汉王，因此国号为汉，史称西汉或前汉。一开始刘邦定都洛阳，不久迁到长安（今西安）。
自此，焕然一新的刘氏集团正式开张。
作为刘氏集团的掌门人，刘邦很得意，他决心要好好当这个皇上，不能走秦朝二世而亡的老路。
然而我们知道，刘邦不过亭长出身，本身对治国之道就知之不多，加之又新做了天下之主，其心态难免跟如今一些暴发户一样，觉得功成名就了，就应当把吃喝玩乐作为人生的第一要务。
于是，日日笙歌，夜夜燕舞。
时日稍长，有个叫陆贾的大臣看不下去了，便常常在刘邦的耳边唠叨：饮酒伤身，皇上您还是抽时间读读《诗经》《尚书》等儒家典籍吧，提高一下做皇帝的素质。
对于从战争中走出来，习惯于用拳头解决问题的刘邦来说，这些话听起来本就很无聊，何况陆贾又三番五次地说。刘邦心一烦，便大骂陆贾：“我是在马背上夺得的天下，读这些破书干什么？”
然而，当日的陆贾丝毫不理会刘邦的这种歪理，而且也不怕事，当即就回了过去：“马上得到天下，岂能在马上治理！”
这就是“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这句俗语的由来。这里的“马”，是一种借代手法。因为古代最先进的战争方式是骑兵作战，战争必然离不开马，所以马渐渐就有了代指战争、武力的含义。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虽然汉朝的取得是来源于战争和武力，但不能用战争的那套办法来治理国家。
接下来，陆贾又引经据典地劝诫刘邦：当年商汤、周武虽然是用武力取得了天下，但他们都顺应形势以文治守成，文治武功并用，方才使得国家长治久安；与此相反，秦始皇就是因为过度倚仗武力才导致了秦朝的二世而亡。
见刘邦一时没有吭声，陆贾又毫不客气地说：“所谓‘仁义兴邦，残暴亡国’，陛下不妨扪心自问，如果秦始皇在兼并六国后，能够效法先圣，施行仁义，您觉得这天下还能姓刘吗？”
刘邦很不高兴地看了陆贾一眼，心想：这家伙也老大不小了，怎么还像个毛头小子似的，跟我提意见也不知道委婉点？
但刘邦毕竟是刘邦，如果要给中国帝王做一个善于纳谏的排名榜，刘邦无疑会名列前茅。因此，尽管心情很不爽，他还是听从了陆贾的忠告，成功地遏制住了自己的享乐思想，迅速将工作重心从“马上得天下”转移到“马下治天下”。
刘邦的首要策略是，发展经济，与民休息。
出身平民阶层的刘邦，一方面深知百姓是自己的衣食父母，无论如何不能得罪，也不该得罪；另一方面他也很了解劳动人民的想法，小小老百姓，只要有块地种，不愁温饱，负担不重，是断然不会造反的。
为此，从刘邦开始，汉初的几位皇帝都实实在在地采取了诸多措施来恢复生产、安定民生：
首先是减轻田租。汉初将税率定为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与之前秦朝的横征暴敛相比，这种措施无疑深得人心。
其次，当时社会上有许多因为饥饿而卖身为奴婢的人，刘邦下令全部恢复他们的平民身份。这样一来，大量的奴婢就变成了可以自由耕种的平民，使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得到提升。同时，荒废的土地由于劳动力的增加，也再次被利用起来。这对于恢复生产无疑有着积极作用。
第三，继续推行秦朝按照军功授予田地和房屋的政策。这也是一项安抚人心的措施。
第四，号召在战乱中逃亡的人回家，恢复他们在原居住地的爵位和田宅。这项措施也起到了发展生产和恢复社会正常秩序的作用。
第五，下令军人复员，并给予免除徭役的奖励。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措施。大量军人退伍后，回到家乡从事生产活动，充实了家庭的经济实力，也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第六，为使更多的人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商人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很大限制。他们不能穿丝衣，不能乘车，需要缴纳更多的赋税。当然，这是在初创期物质匮乏的情况下才不得已采取的措施。等到后来生产发展，社会上出现了许多需要交流转运的剩余产品后，汉朝的商业和商人的地位也就重新得到了肯定并有了较大的发展。
第七，由于战乱，汉初的人口由秦朝时期的三千多万骤降到了一千余万，并且缺失的大多数是青壮年，这让刘邦头疼不已。为了让人口回升，朝廷颁布命令，大力鼓励人们生育。
不过生育情况并不乐观。这不难理解，今天人们的生育意愿尚且不高，更别说是在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西汉初年了。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后来的惠帝刘盈更想出了一个“妙招”——征收“单身税”。其具体办法是，如果一个女子到了十五岁还没有婚配，就需要交纳一笔罚款。而且，这笔钱不是只交一次，只要你没出嫁就需要年年交，一年的罚金是六百钱。
应当说，此政策的出发点还是不错的，其目的也达到了。到了几十年后的汉武帝时期，汉朝人口增长了四倍，直接飙升到了六千万，为“汉武时代”的到来以及大规模反击匈奴奠定了基础。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项政策也让一些家庭苦不堪言。为了躲避高额的“单身税”，他们只好在女儿尚未年满十五岁时，就草草找个人家嫁了，根本无法考虑女儿一生的幸福，有些更酿成了人间悲剧。
国家此时奉行的基本是“无为而治”的温和政策。国家除了调整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外，对民众的生产生活并不进行太多的干预，而是顺其自然地良性发展。这对饱受多年天灾人祸之苦的百姓来说，无疑是极为有利的。在此政策下，经济逐步得到了恢复，民生也有了较大改善。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治的清明。在政治制度上，汉朝主要是在继承秦制的基础上，有所扬弃和增益。
我们知道，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费尽心思建立了一系列的统治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这些制度有利于皇权的专制和集中，但也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可以说适应了社会发展、人民渴望稳定的要求。
秦亡汉兴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改朝换代，但更换的只是帝王将相而已。秦朝时期秦始皇所开创的适用于当时现实状况的中央集权制度，没有理由不被汉朝所承袭。
但是，从刘邦起，取消了秦朝的一些严刑峻法，比如刘邦自己就废除了“连坐法”及“夷三族”等残暴手段。汉初改以教化为主，刑罚为辅，以求达到刚柔相济、宽严适当。各级官员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不得滥施淫威。这些无疑都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正是在这些英明政策的感召下，西汉初年的普通百姓深切感受到了新朝廷的温暖与可爱。他们以百倍的热情投入国家建设中，使初生的大汉王朝很快面貌一新，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