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弟子之二

民国初，搞民俗研究的人，多少是有过留洋经历的，“民俗学”这一概念，系周作人从日文中引入，它的英文为Folklore，有人曾将其译为“谣俗学”，有人则译为“民情学”，说法略有区别。后来人们统一于周氏输来的概念，这一学科也就渐被学界看重了。谈及民俗学的发展，有两个人颇值得关注，一是周作人，一是江绍原。我多年前曾看过二人的通信和著作，很感兴趣。无论从文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人类学的方面看，那些文字，确非凡俗可以为之。

江绍原系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他生于1898年，安徽人，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依林诺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一度执教于北大，与鲁迅、周作人等共同参与《语丝》的工作，其学术文章，大多发表于《语丝》上，颇引人注意。江绍原在美国学的是比较宗教学，但看他一生的文章，却无形而上的意味，单纯朴实，别有一番境地。他那时和胡适、鲁迅、周作人的关系均好，然尤亲近于周作人。在苦雨斋里，一度时间，除废名、俞平伯、沈启无外，他大概是往来最多的人物。看他们的日记、书信，依稀可以嗅出其间的情趣，江绍原一些思想的闪光，与这些人的碰撞，不无关系。

周作人与江绍原的结识，是在北大校园里。有一次下课后，江氏走来，向周作人询问日本的俗歌“都都逸”，引起周作人的注意。因为那时北大的青年，大约是不在意民俗一类的东西的。江绍原却颇为留心。后来两人频繁往来，互赠书籍，仅1925年至1936年间，周作人致江氏的信件就达110封之多，而江绍原的信件也有相近的数目，这些信件，大多是讨论民俗的，间或言及时风与学风，颇可一读。我以为了解“五四”前后的学术背景，知识群落复杂的联系，不可不去读它。

江绍原一生著述不多。1920年7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乔答摩底死》，由胡适作序，引起过学界注意。后来出版过《发须爪》《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中国礼俗迷信》等，还译过宗教学与民俗学的专著多本。在诸多书中，《发须爪》是本重要的著作，可谓中国民俗研究的一大收获。江氏在书中从生民的习俗里，看国人的心理，对迷信、落后的起源，殊多考订之笔。1928年该书问世时，曾有周作人的序言，文中对江氏多有褒奖：

绍原学了宗教学，并不信那一种宗教，虽然有些人颇以为奇（他们以为宗教学者即教徒），其实正是当然的，而且因此也使他更适宜于做研究礼教的工作，得到公平的结论。绍原的文章，又是大家知道的，不知怎地能够把谨严与游戏混和得那样好，另有一种独特的风致，拿来讨论学术上的问题，不觉得一点沉闷。因为这些缘故，我相信绍原的研究论文的刊发一定是很成功的。有人对于古史表示怀疑，给予中国学界以好些激刺，绍原的书当有更大的影响：因为我觉得绍原的研究于阐明好些中国礼教之迷信的起源，有益于学术以外，还能给予青年一种重大的暗示，养成明白的头脑，以反抗现代的复古的反动，有更为实际的功用。我以前曾劝告青年可以拿一本文法或几何与爱人共读，作为暑假的消遣，现在同样的毫不踌蹰地加添这一小本关于发须爪的迷信——礼教之研究的第一卷，作为青年必读书之一，依照了我个人的嗜好。[26]

周作人这里说的不是假话。读江绍原的文章，可看出他激进的一面，例如骂中医，骂京剧，那冲动并不亚于胡适诸人。他的思想大致可说是“西化”的，然而又厌恶政治，这一点和苦雨斋主人略微相似，有时亦或心心相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疏离政治而潜心治学，在大学里尚存土壤，而那时一些学术成就，也多是在这样的圈子里形成的。

比之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顾颉刚的《古史辨》，江绍原的著述属于小桥流水，没有轰动效应的。然而周作人却觉得，从衣食住行乃至风气之中研究国民，亦非小事，学术研究的安于小，有时未尝不能振聋发聩。《发须爪》中的文章单篇问世时，周作人、胡适、俞平伯、沈兼士诸人，就颇为兴奋，以为是文化研究的新天地。江绍原的治学，非从形而上入手探赜学理，而是在生活的细处，讨论问题。他颇为看重原始思维，对古老民风中长恒的东西多加留意。在学术理念上，他大约算是疑古派，这与钱玄同、顾颉刚相近；但在研究的方法上，却走着一条历史的—心理学的—批评的方法的道路。这条路的根本点，用他的话说是：“第一，解放现时不合理、不正当、无意识的尊崇古人；第二，遏止以后新发展出来的不合理、不正当、无意识的尊崇；第三，诱掖人用批评的眼光，独立直接去研究古人。”这个看法，胡适、鲁迅、周作人都有过。不过他们的影响过大，以至于江绍原的述说，被遮掩了。

从晚清到民国，学人研究文史，方法各有不同。王国维注重出土文物、史料学与金石学；章太炎则从朴学与玄学入手阐释原本；顾颉刚受到钱玄同、胡适影响，走疑古的路；周氏兄弟则在野史之中寻找汉民族思想的原型。路虽不同，但大多殊途同归，对中华文明的透视，比先前明了多了。周作人自己就觉得，他和江绍原，虽学术背景迥异，但兴趣与目的，庶几近之。比如周氏是因了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的观点，而走进社会人类学，而江氏则在美国摩耳等人的宗教学基础上，切入到礼俗的研究中。江绍原谈宗教与民俗，背后有着科学的理性，那态度让人想起罗素之于基督教传统，批判与冷视，代替了迷信与狂热，对学术和人生而言，均是益事。宗教和民俗，其实与信仰及集体无意识，多有关联。江绍原在《血与天癸：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吐沫》《“盟”与“诅”》诸文，揭示了原始民风中“假知识”“糊涂心思”对人的思维的影响，那也是迷信产生的原由之一。读这类文字，忽让人觉得，“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在精神走向上，曾那样的相近。类似的观点，在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那里，不是时常可见？

研究宗教与民俗学，在江绍原那个时代，并不容易。他的好友钟敬文，因为编辑的《吴歌集》含有“猥亵语”，竟被戴季陶停职，学术与道学的对立，可见一斑。而那时说宗教的坏话，引进西方宗教研究的书，亦非易事。其一是读者过少，难觅知音；其二呢，中国人的宗教感，比较模糊，倒是儒家意识，在民间颇有市场。鲁迅就劝他，少译宗教书，多译文学书，以文学导入新意识，比从学术到学术，影响更大。但他因性情的原因，并未放弃专业，反而在寂寞的路上默默地走着，淡泊的生活，伴随了他一生。

我以为江绍原的贡献，在于把不登大雅之堂的现象，纳入了学术殿堂。他关于吐沫、精液、血与月经的研究，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这些研究，均非士大夫式的趣味使然，而是带有较强的忧患感，说是对国民陋俗的批判，也是对的。不过周作人对民俗的态度，和江氏略有些区别。他固然看重乡土、民俗、鬼神中的负面研究，以为那里蒙昧很多，但有时又能从审美的视角，反身自问，觉得其间也不乏人性的意义。胡适、江绍原诸人，在那时是崇仰科学的，惟科学主义，排斥民间旧俗，对启蒙者而言，意义重大。但又因为忽略民俗中的人文含量，有时就显得视角单一。周作人大约很早就意识到了此点，他在主张对旧文明的清算的同时，偶也从审美的方面观顾旧俗，从中也看出有趣的东西。例如谈爆竹、花煞、乌篷船等，都能体味到美的存在，把民俗中的优劣，分得很清。与周作人的人文趣味相比，江绍原显得有些偏执，价值态度决然得很，没有温吞的地方。他对复古主义、保守派，很有微词。1928年，他看到陈寅恪悼念王国维的文章后，在致周作人信中说“似有尊王气息”，贬意是一看就知的。那一年与周作人交谈中，多言及中医的非科学性，态度不亚于狂傲的钱玄同。

10月8日的信件云：

日前在医院遇见陈万里，他说整理中国医学为今日当务之急，以前中医反对西医和西医反对中医“都是错的”。但我仍以为打倒中医是第一件事，打倒后再整理不迟。[27]

次年2月26日致周作人信又云：

有人自动愿意给我装一个无线电收音机，但我因所能收得的不外乎梅兰芳唱的天女散花，黎明晖小妹妹的毛毛雨，浙江诸伟人的反赤演说，和女同志用假官话广播的省务会议报告——所以情愿不装。[28]

二三十年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厌烦旧的传统，非有意作戏，乃信念使然。中国之有“五四”，有新文化，非三两个英雄的谋划，而是知识界风气聚集的结果。因为了解了西洋的文明，又以学术研究为依托，激进思潮才有了园地。苦雨斋中的许多人，如钱玄同、刘半农，都有这一特点。周作人周围的人，既不像陈寅恪一类人物那么遗民气，又非胡适那样时尚气，他们常常是寡于行，笃于学。在学术里自塑己身，恩怨宠辱，置于思想建构之外，若说为学术而学术，这些人是有一点的。

以学术的建构而培育思想的基地，是周作人、江绍原等人的梦想。改造社会，固然需要斗士，但他们觉得，那样的斗士也需经过了理性的熏陶，才能成为真人。中国社会的变迁，先前大多为流寇、暴民所为，所谓“拳匪”之乱者正是。鲁迅与周作人，都谈过寇盗的破坏和奴才的破坏，拯救不了世界，倒是让人走进旧的轮回。反传统要有反传统的资本——只有从地狱中走过，还远远不够，倘能呼吸过新的空气，知道别一世界的别一思想，那结果往往是不同的。“五四”那代人，在炮轰旧的营垒时，何尝没建筑过自己的大厦？胡适的新诗，鲁迅的白话小说，周作人的小品，都非旧文学可以催生。他们“拿来”了尼采，“拿来”了杜威，“拿来”了蔼理斯，文学才有了新风尚。江绍原正是在这一背景上，成了民俗学研究的拓荒人之一。而他的身上，也印有胡适、周氏兄弟的诸多印迹。

王瑶先生谈及江绍原时，以为和周作人有诸多共同点。一是在研究目标上多有交叉，二是审美的态度上比较接近，比如爱玩一点游戏笔墨，于“杂糅中见调和”。其实江氏是个理性派的人物，他的艺术感觉平平，文字和另几位友人废名、俞平伯比，略逊一筹。不过他之讨论问题，以苦功夫见长，决无才子式的洒脱。他研究古代人的旅行，多借助友人的力量，从周作人那儿借来弗雷泽的《金枝》，从沈尹默那里得到“推毂之力”，还从法文专家范任先生和铎尔孟先生那里受到启发。因了广泛求助，又孜孜以求，所以文章透彻，多有新意。我们如今翻看它，仍可感到精神的刺激。

宗教学与民俗学研究，要有新的发现，非有多重的知识背景不可。江绍原仅从单一学科的视点出发，兴趣不及周作人那么广泛，所以文章亦不免单薄枯瘦。他在谈到此点时，亦深觉遗憾，也苦于见识有限。在那个时代，给他慰藉的，仅苦雨斋的友人而已。二十年代初，他往来于北大与苦雨斋之间，从周作人和诸位友人那里获得信息多多，自认是受益匪浅。江氏和沈尹默、沈兼士、废名、俞平伯等切磋学业时留下的佳话，一时难以备述。我们看他的论文集，分明可以感受到这一点。那个沙龙里，当年诞生了中国许多学术思想，一些学科的萌芽，最初与其颇有关联。如汉字改革、拉丁化、古希腊研究、日本研究、性心理研究、儿童研究、女性研究，等等。说江绍原的成就，是在这个氛围里形成的，有时想想，也不为过。如细细梳理他和同代人的关系，当可发现现代学术史的一个链条。而这个链条，相当长的时间，在我们的学界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