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弟子之三

我曾说过，苦雨斋的人们，有时是讲师生的承传关系的，虽彼此间亦有兄弟之称，但在根柢上，大约还存有旧式师徒的痕迹。我们看俞平伯致周作人的九十余封信，便可知彼此之间的界限。俞氏每每写信，落款多是“平伯敬上”“学生平伯上”“学生平伯”“弟子庆拜”等。读起来有明清文人气。新思想，旧话语，对他们而言，这个特殊的表述空间，恰有自己的审美趣味在。

考周作人与俞平伯的交往，能窥见苦雨斋的某种文化脉息，他们的性情、人格、美学境界，于此均可看出一斑的。俞平伯1900年1月8日生于苏州，原籍浙江省德清县。曾祖父俞樾，号曲园，乃晚清大学者，系章太炎的老师。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国学门，听过胡适、周作人等人的课，可谓新式的学子。俞平伯第一次出现在苦雨斋的客厅里，是1921年春，那时他已从北大毕业了。初期的交往，不过泛泛而谈，大约自己还拘谨得很，对周氏的情况也知之甚少。如1923年8月，周作人与鲁迅已决裂了，而俞平伯仍求周氏借鲁迅的小说史讲义，后无果，只得亲去鲁迅处借得，并告之周氏，那憨态想必都引起了周氏兄弟共同的好感吧。鲁迅后来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就收过俞氏的《花匠》，并未因其亲近八道湾而忘记他。按俞平伯的性格与学识，和鲁迅可谈者不多，偏于周作人是很自然的。俞平伯喜欢周氏，一是其学识的渊博，无论国学还是西学，均在别人之上；二是为人平和，有儒雅之风。他每在苦雨斋里，常有归宿之感，说那里是其精神的乐园，也不为过。从1921年至1938年，他在北京的时候，每月总要去周宅数次，平均五六天一聚的。如三十年代日记中，多有“进城谒苦雨斋”字样，所叙相聚之乐，非外人可知的。看他们的通信，谈学问处多，决无时政、意识形态的字眼，心绪大多浴于书斋之中。试看1929年8月6日俞氏的信件：

岂明吾师：

连日苦雨，方拟作书问询苦雨斋主无恙，连奉两书，欣承一一。文稿得读，如此枯窘之题居然挥洒成文，敬佩！弟子则殆将敬谢不敏矣。已送易君处，并附一笺，述交白卷事，特未必允辞耳。奈何？我对于女院资格关系更浅，题之枯窘致甚，是以为难，勉强为之恐成滥调。

承问诗兴，惶恐，惶恐。诗之为物早已送归姥姥家矣，何时归宁良不可知。拟作小文入《忆》中（拟改版），亦未着手，总之虚度永日，彼此同之。

今日放晴，似可免为鱼之叹；再晴数日，亦将奉访高斋也。新镌一“古槐书屋”银章，已就，尚未去取。其地方则先生久知之矣，乃张公也。

平伯敬上[29]

周作人致俞平伯的信件，亦多士大夫气，所谈内容，多读书得间之趣，有时略讽喻世人，很得古书之妙，悟道之深，常引起学生们的感叹。如1933年3月18日致俞平伯的信，就很能看出那种宁静心绪中的思想颤动，读了也颇有趣味的。

平伯道兄：

昨在路旁小店买得一部书，虽系光绪年刊，有新印本可得而殊不易得，何也，盖出家戒律例不许白衣沙弥买也。此名《四分戒本如释》，明末弘赞上人所著，共十二卷，敝庵已有一部，故拟将新得者奉赠，其设想引文均妙，白文及注亦都是一样的有意思，在吾侪“相似比丘”或更属有缘，虽然照律不许未受戒人先看，但此一点在今日只可通融了，因为出家者未必守。那么还不如给在家者看看倒有点好处亦未可知耳，今天又是礼拜六了，想玄公当进城说法也欤。匆匆。

三月十八日下午 知堂白[30]

俞氏一生，交往的朋友不多。惟对朱自清、陈寅恪、叶圣陶、顾颉刚等，很有感情。然而比之周氏，上述诸人，均略逊一筹。以陈寅恪为例，二人关系较为密切，然而俞氏对他似从未仰视，对其敬佩之余，亦有微词。然而周作人的文章，却让他为之倾倒，在他看来，不仅新颖可信，且又洒脱亲和，若说新文化精神，胡适也略有不及之处。苦雨斋像一座学识之库，众人是愿意承受它的恩泽的。

周氏后来附逆，落得不好的声名。俞平伯却对其仍有爱意。晚年致函邓云乡时，偶谈知堂学问，不免感慨万千，其间是有一种挚意的。记得周氏入狱受审前后，俞平伯曾致信胡适，请其出来说情，语气之真，让人感动。若说师生之谊，俞、周的关系，可为参证。现代史上，类似的故事，是可以探出士的隐秘的。

中国的读书人，著述之余，以同好者聚会为乐，自古就有风气。他们不到教堂，远离香火，而是饮于亭下，唱于廊间，得“曲水流觞”之妙。苦雨斋的主客，非竹林七贤，也不是随园之徒。他们有一点西学的常识，谙于传统艺术。精神上放达自由，又不曲学阿世。然而仅躲在沙龙之间，自娱自乐，遂滑入旧文人的小径，不免有些鲁迅所云的“顾影自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