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露西·卡莱尔伯爵夫人登场

1626年2月2日星期四是加冕日，一位年轻的律师想在威斯敏斯特教堂找一处座位。尽管他早早就到了，但根本进不了教堂，只好在外观看加冕仪仗队列队仪式。这是晴朗的冬季里“一个美好的日子”。仪仗队按计划要从威斯敏斯特教堂门口开始仪式表演，亨丽埃塔·玛丽亚就在教堂门旁静候。她在一间隐蔽的房间里，视野很好。查理原本打算与妻子一起加冕，但是，由于针对天主教的刑事法规已恢复，玛丽亚觉得自己必须向她的宗教同人做出保证：她不会被诱惑而改宗。因此，她拒绝了从新教主教手中接受王冠。[156]查理非常失望，他原本希望加冕仪式的每处细节都能与父母的加冕礼分毫不差。

仪仗队列队出发时，教堂内外秩序井然。查理走在贵族举着的一顶银杖华盖之下，唱诗班为他唱诵长生祷文，一如他们为詹姆士一世所唱。后来有人说，查理身穿白色长袍，是自古以来第一个这样穿的国王。对一些人来说，白袍形象让人想起“可怖的死人”的预言：有位身穿白衣的王子逐渐“从世界的眼中……从人民的热爱和钟爱里消失不见了”[157]。对其他人来说，白袍标志着一位王子“毫无瑕疵”：王室圣徒，灵魂如白雪一般纯洁。白色加冕袍的传说为查理冠上了“白国王”（White King）的称号。事实上，查理在紫色斗篷下穿的是白色缎衣，因为他父亲就是这样穿的。

当仪仗队进入教堂西门时，观礼的律师注意到另一扇大门“只有一个人看守，围观的人也不多”。于是，他乘机溜了进去，“立刻坐上摆着王座的高台”。主持加冕礼的大主教开始将查理作为国王向教众介绍，并要求他们“全体鼓掌”。随后，精心编排的仪式忽然中断了。人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在一阵极其难堪的沉默之后，阿伦德尔伯爵（Earl of Arundel）走上前去，“告诉他们应该高呼‘天佑吾王查理！’”，“接着有那么点儿呼声”。阿伦德尔又重复了一次。终于，教堂里响起了“天佑吾王”[158]的呼声。

这位律师见证的加冕仪式，是英格兰最后一次采用中世纪服饰，使用“忏悔者”爱德华遗物的加冕仪式。

查理宣读了他父亲宣读过的誓言，并接受了这套中世纪的服饰。詹姆士一世曾经为他写下了这些仪式背后的意义。王冠象征人民的爱；权杖——由埃塞克斯伯爵递给查理——代表王室权威。王袍与主教的教袍相似，因为国王“坐在王座上……是一个混合人格……必然为臣民的灵魂和肉体向上帝负责”[159]。最后是涂膏礼，画上十字符号，在国王身上留下上帝的印记。查理为这一极具象征意味的时刻定制了由橙花和茉莉花炼成的新油。这是他合法性的宣言，也是君权神授的宣言，宣示着他身为英格兰的基督的地位。

两天后，查理召开了第二次议会。此时，他正在筹募另一支舰队，因此前所未有地急需一笔钱。查理提名（专挑）牛津议会中的领头反对者担任治安官，以使他们无法就任下院议员。不过，加的斯港的败绩又为针对白金汉公爵的指控添了重重的一笔。布雷达和加的斯的军事失利，加剧了英格兰对反宗教改革威胁的恐慌。正在议会召集之际，这位宠臣却给自己招来了更多敌人。他支持英国国教内部的革新运动，即“阿明尼乌主义”（Arminianism）运动。

“阿明尼乌派”（Arminian），与“清教徒”一样，本是蔑称，以荷兰神学家阿明尼乌（Jacobus Arminius）的名字命名。阿明尼乌反对加尔文宗神学理论“上帝预定论”（无论一个人在世时行了多少善，他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都是由上帝预定的，与他行了多少善没有关系）。[160]事实上，不是所有的阿明尼乌派都对“上帝预定论”深恶痛绝。反清教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William Laud）则认为在现世人生无法参透这一奥秘。不过，阿明尼乌派确实希望“以圣洁之美虔敬上帝”，相比于加尔文宗的即兴祈祷和布道，他们更青睐祭典与仪式。[161]

伊丽莎白一世的御用经堂所开先例，鼓励了阿明尼乌主义运动的发展。但是，伊丽莎白将其限制为自己宫中的个人爱好和倾向，而查理则明显突破了私人层面，意图改革整个英国国教，使之遵照御用的这些喜好。他相信，在装点美丽的教堂内举行的秩序井然的新教礼拜，提供的不只是感官的愉悦。礼拜是一堂宗教课，他希望在自己的王国灌输这堂课包含的价值：崇敬已经树立的神圣权威，并崇敬权威制度框架下要求的责任和义务。

一位名叫理查德·蒙塔古（Richard Montague）的阿明尼乌教徒的作品，点燃了白金汉公爵与清教徒之间一触即发的矛盾。理查德·蒙塔古是王室教堂的牧师，他在作品里淡化了英国国教与天主教的差异，并为使用宗教形象辩护。应沃里克伯爵的请求，2月11日和17日在白金汉公爵府邸举行蒙塔古论著讨论会。会议原本期待白金汉公爵可以强有力地确认英国国教的加尔文宗传统（该传统之后将使查理走上更加保守的道路）。然而，事与愿违，会议结束时，白金汉公爵并没有公开驳斥蒙塔古的理论，沃里克伯爵等狂热的新教徒因此对白金汉公爵的态度有了质的转变。若白金汉公爵不支持，那么查理几乎是不会改变宗教政策的。既然他不改变，那么，毁灭白金汉公爵就变成了当务之急。

这些狂热的新教徒原计划检举白金汉公爵腐败，难点在于找不到人提供针对这个强大宠臣的证据。不过，到了1626年4月，有人提出了一项全新的耸人听闻的指控。

坊间出现了一本小册子指控白金汉公爵在詹姆士一世最后的时日，一直为他提供药膏和糖浆，毒害了詹姆士一世。写这本小册子的是一个苏格兰天主教医生，这是哈布斯堡别有用心的宣传，为的是在敌人英格兰人中间制造不和与混乱。它极其巧妙地迎合了由来已久的猜忌——在鲁本斯笔下那张漂亮脸孔后面，隐藏着堕落和邪恶。[162]小册子卖得飞快，里面的内容又被其他小报迅速复制、传播。英格兰文艺复兴剧作家本·琼森（Ben Jonson）创作的流行一时的喜剧《报纸要闻》（The Staple of News），讽刺了小报这一迅速发展的新媒体，剧中的角色都是声名狼藉的办报人和目无法纪的写手。然而，小报满足了当时人们对评论和绯闻的渴望，并且它的影响力远比查理意识到的更强。

议会特别委员会立即开始盘查詹姆士一世的医生们，发现了引人遐想的证据。白金汉公爵曾两次打破只有王室医生才可以开处方和给药的规矩，有位医生坚称白金汉公爵给詹姆士一世服用的“不亚于毒药”。[163]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是谋杀，但这些暗示着白金汉公爵身上还有更阴险的秘密有待揭露。

1626年5月8日，下院向上院提出对白金汉公爵的正式指控。与此同时，议员约翰·皮姆在幕后千方百计地使指控尽可能坐实。相较于沃里克钟爱蕾丝和丝绸，42岁体格健壮的清教徒皮姆更喜欢简单的深色布料和白色亚麻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财政署（Exchequer）的一名记账员，后来有人说，在财政署，他是靠着勤奋而不是天分获得晋升的。不管怎样，人们注意到他这位议员“十分关切并热衷宗教妒忌的情绪”[164]。在政治立场和私人关系上，他与沃里克走得很近，此外，也参与了不少类似的殖民冒险活动。[165]

指控列出了13项罪行。白金汉公爵集英国王室所有形式的腐败于一身，有人说，这些指控像“一条接一条的线一样绕成圈”。[166]指控的最后一项罪行是他“伤害”詹姆士一世，“其行为超乎想象，后果极其严重”。[167]这不仅威胁到白金汉公爵的事业和名誉，还潜在威胁他的性命。然而，白金汉公爵送给詹姆士一世的药膏和果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制作的，而这位医生也受雇于沃里克。

查理赶在针对白金汉公爵的检举送达上院之前，于6月15日解散了议会。他不仅没有得到预想的补贴金，下院议员还拒绝提供他传统上终身享受的吨税和磅税，并且将另一项被称为附加税（Impositions）的关税描述成一桩“冤案”。这令他原本入不敷出的财政更加捉襟见肘。不过，查理认为检举白金汉公爵就是在含沙射影地攻击君主权威。虽然拿到他想要的补贴金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他相信，海外战争在国内开辟了一条新战线，他在国内面对的敌人，是对战争消极怠工又想对国王的政策和任命指手画脚的人。他们为一己私利企图大肆操纵舆论，狭隘解读新教教义，这些都助长了他们煽动叛乱和蛊惑人心的气焰。君主有责任坚决抵制这些破坏势力。

查理如果想急迫地推进战争，就必须找新的方法筹钱。路易十三签署了对英国构成长远威胁的法西和平协议。哈布斯堡家族现在只会越来越强。

与此同时，为了报复年轻国王对天主教徒的迫害，亨丽埃塔·玛丽亚的司铎劝服王后在教会的多个圣日拒绝与国王同房。他们还尽可能地大声祝祷，声音盖过了查理的新教牧师，他的用餐时间也因此被毁了。[168]更严重的是，随着战争的临近，查理担心在亨丽埃塔·玛丽亚的家仆里遍布着间谍。

1626年6月，亨丽埃塔·玛丽亚来到英格兰的一年后，查理决定将她的法国仆人换成英国仆人。这本是惯例，许多英格兰家族都渴望他们的亲戚能进宫侍奉王后，忙着让女儿们练习法语。不过，白金汉公爵说服查理应该优先考虑他的朋友和亲戚。他开列的名单中包括查理后来的情妇：21岁的露西·海，卡莱尔伯爵夫人。[169]这样的安排将给16岁的王后造成可怕的威胁。

露西·卡莱尔是亨利八世的王后安妮·博林（Anne Boleyn）姐姐的继承人，正如安妮·博林一样，露西·卡莱尔“顾盼生辉”，征服了很多男人。[170]诗人约翰·萨克林（John Suckling）坦承自己有偷窥的性幻想，他在诗中描绘了自己如何看着她在汉普顿宫（Hampton Court）花园散步：“我脱下她的全部衣裙/她走开了却又一次转身/夏娃首次出现时并不曾/更裸露或看上去更毫无遮饰。”但是，露西并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蛇蝎美人”这么简单。有权有势的男人都“敬佩她的聪慧”，有人甚至有点儿害怕她无情的奚落。其中一个为情所困的“受害人”将她描绘为“一切邪恶造物中最有魅力的人，大自然前所未有的快活毒药”。[171]

露西·卡莱尔的母亲来自德弗罗家族，她因此成为里奇兄弟，即霍兰伯爵和沃里克伯爵的第一位表亲，也是埃塞克斯伯爵的表亲，而她的亲弟弟则是出身于伟大的珀西家族的诺森伯兰伯爵（Earl of Northumberland）的长子。至于她与白金汉公爵的关系——据说她是他的情人。

亨丽埃塔·玛丽亚警告查理，“她绝不会信任白金汉公爵给出的名单”，“尤其反感”露西·卡莱尔。[172]接下来的几周里，亨丽埃塔·玛丽亚的法国仆人故意阻止新来的英国仆人侍奉她。[173]到了8月，查理的耐心耗尽了。他吩咐白金汉公爵“把所有法国人送回英吉利海峡对岸去，要像运送一群野兽一样对待他们”[174]。查理只准许亨丽埃塔·玛丽亚身边留下几个她信赖的司铎，意在说明她还保有信仰天主教的权利。但是，亨丽埃塔·玛丽亚失去了她视之为“家人”的仆人，脾气变得暴躁起来，时常感到心烦意乱。查理口中的“野兽”，就包括亨丽埃塔·玛丽亚的贴身侍女，让娜·德·阿尔莱（Jeanne de Harlay），阿尔莱从她襁褓时起就像母亲一样照顾着她。

贝尔沃城堡（Belvoir Castle）未开放的私人档案馆，藏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内战手稿。其中许多手稿不为历史学家所知，还有不少王室信札。有一封亨丽埃塔·玛丽亚当时写给芒德主教（Bishop of Mende）的信函。芒德主教是那一群被驱逐的教会侍从的首领。她被禁止与任何人交流，除非英国仆人在场。[175]她向芒德抱怨，她不得不偷偷给他写信，“像囚犯一样不能跟人说话，不能倾诉我的不幸，也不能祈求上帝怜悯一个可怜的受虐的公主，援手减轻她的痛苦”。她可怜兮兮地说：“我是世界上最受苦的人。请你跟我的母后［玛丽·德·美第奇］谈起我，告诉她我的不幸。我向你告别，还向我可怜的仆人们、我的朋友让娜·德·阿尔莱、蒂利埃伯爵夫人（Countess of Tillières），以及（我认识的）所有还记得我的女性告别。”最后，她以一个少女能想出的带有戏剧效果的一段话结尾：“世界上有什么方法能疗愈我所受的苦？我快要死了。再见了，苦难。再见了，那些害我至死的人，如果上帝不可怜我。再见了，我祈祷的贤明的神父和我永远的朋友们。”[176]

亨丽埃塔·玛丽亚花了一段时间让查理相信她“实在难以适应卡莱尔伯爵夫人的幽默”。然而，几个月后，露西就成了王后身边最重要的心腹。

亨丽埃塔·玛丽亚烦透了白金汉公爵挑选出的拘谨女性。不像查理，她对严守等级制度不感兴趣，而且习惯了与法国朋友相处的轻松氛围。现在他们都走了，她不由地开始享受露西为她举办的亲密的晚餐会。在她看来，整个宫里满是“口蜜腹剑”[177]，露西反而显得心直口快。她爱说笑，爱讲八卦，如果发现自己的话好笑，就会假装意外地高高挑起眉毛。亨丽埃塔·玛丽亚也喜欢逗趣，最后她居然喜欢上了露西做伴。[178]但是，玛丽亚与露西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共同点——两个女人都是政治动物，利用彼此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对露西·卡莱尔而言，异性的倾慕是获得权力和影响力的途径之一。比如，詹姆斯·海（James Hay），卡莱尔伯爵，她嫁的这个苏格兰男人，比她年长很多，远谈不上英俊。查理的姐姐“冬后”伊丽莎白，管他叫“骆驼脸”[179]。然而，他却是一个极有建树的外交官。露西唯一的孩子在襁褓中夭折之后，卡莱尔参与的国际政治世界就成了她生活的焦点。她想办法与白金汉公爵保持亲近，因为他是英格兰权势仅次于国王的人。由于查理恪守国王的责任，不将她收作正式的情妇，露西转而与王后结谊。

正如谢夫勒斯夫人在巴黎的影响所示，王后的宠爱是一个有用的权力基础，露西希望加以利用。不过，亨丽埃塔·玛丽亚不只是一个傀儡。王后虽然只有16岁，但她将露西变成心腹，也有自己实际的动机。

查理在欧洲的事业越来越糟。到了8月，他的舅舅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的军队遭遇重创。白金汉公爵又在此时鼓动查理与法国开战，这将使不列颠王国腹背受敌——被法国和西班牙两个欧洲最强的国家双面夹攻。担任海军司令的白金汉推测，黎塞留在法国组建的海军对英格兰构成了威胁。查理感到焦躁不安，“我们的敌人和误入歧途的朋友，主要意图就是夺取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享有的海上主导权”[180]。就连白金汉公爵的母亲都怀疑，他对法国海军的忧心忡忡里掺杂着不少与红衣主教的私人恩怨。

1627年春天，英法的船只在公海相遇，贸易战爆发。[181]白金汉公爵希望查理积极迎战。[182]亨丽埃塔·玛丽亚却相信查理将更加妥善地改善他与路易的关系，这样法国才会援助他对哈布斯堡的作战。她向支持她政策的廷臣寻求和解并示好。其中最主要的廷臣就是露西及其丈夫卡莱尔伯爵，他们长期以来都亲法反西，一如露西的表兄，霍兰伯爵亨利·里奇的立场。

露西与白金汉公爵的政见分歧随后引发了一系列谣传，说她与黎塞留密谋反对她的前情人。这些恶意的（和不真实的）流言随后又出现在大仲马的小说《三个火枪手》中，露西被塑造成虚构的米莱狄·德·温特（Milady de Winter）。[183]事实上，白金汉公爵与露西·卡莱尔远不是死敌，反而保持着正当的关系。既然与法国的战争在所难免，那么他需要露西充当他与亨丽埃塔·玛丽亚之间的联络人。

* * *

鼓动查理与法国开战的不只白金汉公爵一人。查理的教父，苏比斯公爵（Duke de Soubise）也请求他帮助胡格诺教徒反抗路易。英国曾经把船租借给法国，供其与西班牙作战，结果，法国反而利用这批船只去镇压加尔文教徒的叛乱，随后，法国又违反了1627年2月签订的协议，协议同意解除对拉罗谢尔的胡格诺据点的围攻。4月，查理前往朴次茅斯亲自督战，他希望这次进攻可以解救被围困的拉罗谢尔。

为了支付他的两场战争开销，查理采取了绝望的手段，使用在法律上非常有嫌疑的筹款方法。他利用王室特权向臣民提出强制贷款，引起了大范围的违令不从。几个“爱国派”贵族要么拒绝支付，要么给点儿钱应付了事。其中就有埃塞克斯和沃里克，还有沃里克做殖民贸易的贵族同伴——“傲慢，阴郁，沉闷”的威廉·法因斯（William Fiennes），塞伊-塞尔子爵（Viscount Saye and Sele）及其女婿林肯伯爵西奥菲勒斯·克林顿（Theophilus Clinton，Earl of Lincoln）[184]。“爱国派”提出，强制贷款是查理“打压议会”计划的一部分。“爱国派”在自己的领地组织抵抗活动并警告说，提供贷款就是“自甘堕落为奴”。[185]

查理的阿明尼乌教徒在布道台上支持他，而清教的神职人员则支持“爱国派”贵族的政治主张。其中一位极端的清教布道者被沃里克从埃塞克斯带到了伦敦，名叫休·彼得（Hugh Peter）。他身材中等，长着一个大鼻子，黑色的眼睛分得很开。彼得是康沃尔郡（Cornwall）商人之子，喜欢美食、浪女和豪饮。或许，他不是一个典型的清教徒，但他的布道流畅、风趣，极富说服力，他向上帝发出挑衅性的请求，向国王揭示“对统治……必要的事”，让王后“放弃偶像崇拜”。

查理威胁说，不愿支付贷款的贵族将难逃牢狱之灾，并解除了四位贵族的地方官职。76名乡绅受到更严厉的惩罚。他们因拒绝出资而被捕，查理还驳回5名骑士的保释请求以儆效尤。至于下层社会，全国各地的镇民和市民都遭到威胁，如果不同意贷款就拆掉他们的房子，而伦敦许多的手工业者、店主和新商人，在休·彼得这样的布道者怂恿下也起来反抗国王。[186]

查理在战争中采取的其他不得人心的措施包括：安排士兵在私人家庭扎营；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宣布戒严。然而，对查理来说，如果对法战争取得胜利，沉重的政治代价就能全部收回。同时，亨丽埃塔·玛丽亚向白金汉公爵保证，虽然她一直在寻求和平，但大战在即，“她必须在全世界面前优先考虑丈夫的荣誉”。

6月27日，查理发动了英国对法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海上进攻。上百艘战船在白金汉公爵的指挥下穿过英吉利海峡，于7月12日在拉罗谢尔附近的雷岛（Île de Ré）登陆。法国方面则由红衣主教黎塞留亲自负责反击。在19世纪法国画家亨利·莫特（Henri Motte）的一幅画作里，黎塞留身着戎装和红色绸衣，面朝波涛汹涌的大海。实际的战事进行得并没有这么戏剧化。事实证明，白金汉公爵军队的大炮又少又小，根本无法攻破岛上的要塞。公爵和他的军队困在大雨中几个星期，兵员成为疾病的牺牲品。由于路易十三本人在欧陆作战，因此，他将卢瓦尔河（Loire）以北地区的统治权委托给了玛丽·德·美第奇，自己则与黎塞留一起督战。

到了10月，白金汉公爵请求增援，但是军费短缺和强大的逆风阻碍了亨利·霍兰指挥的援兵抵达。最终，10月27日，在法国的攻击下，白金汉公爵命军队由岛上的盐沼撤退。据说，“没有人比他们更无所畏惧，更愿意暴露在最危险的地方了”[187]。但是，他们的伤亡十分惨重。11月，白金汉公爵率领的7000人中只有3000人抵达朴次茅斯。死亡人员中有查理·里奇爵士（Sir Charles Rich），他是沃里克伯爵和霍兰伯爵的弟弟。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战败，比布雷达和加的斯两次灾难加起来还要失败。一个康沃尔郡人写道，“自英格兰成为英格兰以来，它还从未遭受过如此可耻的打击”。有关白金汉公爵英勇作战的报道丝毫不能化解民众的愤怒之情。民谣和小报指责他“背信弃义，玩忽职守，懦弱无能”。最愤怒的应数在他手下服役却一直没拿到军饷的士兵。这次战役中，白金汉花了一万多英镑武装自己和他的侍卫。他的军需品中还有一只价值367英镑8先令6便士的香氛银盘。人们或许真的期望一位公爵应该维持仪表，甚至应该清香怡人，即便是在战争期间。但是，他的许多手下及其家人都在忍饥挨饿，1628年2月，一队水手袭击了他伦敦的府邸。

查理的钱都花光了，债务却在激增。召开议会，是筹款还债最快速有效的途径。查理的很多顾问都急盼召开议会，以修补因强制贷款而造成的伤害。查理责怪自己和议会援兵雷岛失败，并对白金汉公爵家门口的暴行表示震惊。如果是亨利八世或伊丽莎白一世的话，早就把白金汉公爵扔去喂狼了。[188]查理此时还不明白，作为一国之君，更重要的任务是激发忠心而不是保持忠诚。查理认为承担个人责任是光荣的，他很担心自己的朋友，但同时他还为法国新教徒操心。“路易决心摧毁拉罗谢尔，我就决心支持拉罗谢尔，”他向威尼斯大使保证，“否则我就是言而无信，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189]

1628年2月20日，查理极不情愿地按时召开了他在位期间第三次议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