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在基督教世界的眼皮底下”

亨丽埃塔·玛丽亚在多佛城堡度过了来英格兰的第一晚。白金汉公爵从多个王宫拿来物件装点了城堡，但许多是旧家具。她的仆人们对此表示很失望。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查理都无力提供奢华的迎接排场，他的迎接仪式无法媲美亨丽埃塔·玛丽亚从巴黎到布洛涅一路上享受的盛大迎接仪式。如果亨丽埃塔·玛丽亚从城堡远眺大洋对岸，就能清楚地看到法国，哀悼过往的时光。“再见，甜蜜的塞纳河岸，我享受过无数的欢乐和嬉戏……喷泉们，再见，我再也不能以你们晶莹剔透的水波为镜。”[102]然而，如果她转向内陆，也会看见她未来的王国，有着美丽的“起起伏伏”的乡村，“秀美的森林，一排排树木掩映着漂亮的屋舍”。[103]

年轻的王后本应该第二天在17英里（约27千米）外的坎特伯雷与查理相见。然而，查理却在第二天早上10点便抵达了多佛城堡，来的时候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当时，亨丽埃塔·玛丽亚正在吃早餐，得知查理到来后，她“轻快地”冲下楼迎接他。第一次见到丈夫时，她双膝跪地。查理已经长出了胡须，留着短短的“王室”胡子，虽然他穿着休闲的骑装和高筒靴，但“他的样貌仍高贵威严”。亨丽埃塔·玛丽亚很是紧张，突然哭了起来：在用法语发表了事先排练的关于爱和义务的演讲之后，她都还没讲过一句英语。查理将她扶起来，拥她进怀里并亲吻了她。

查理已经得知妻子年纪很小，但吃惊地发现她居然齐他肩高了。[104]他向下瞥了一眼，想看看她是否穿了高跟鞋。亨丽埃塔·玛丽亚立刻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于是提起裙子的下摆，向查理保证，“陛下，我自己站着，没有借助什么技巧。我本就这么高，既不高也不矮”[105]。查理的父亲曾建议，对待妻子，你必须“像对学生一般驾驭她”。[106]这样看来，很明显亨丽埃塔不是一个迟钝或悖逆的学生。

当晚，查理与妻子在坎特伯雷大教堂度过新婚之夜。谢夫勒斯夫人正式将睡衣呈给亨丽埃塔·玛丽亚，并为她的新娘夜做准备。查理来到了王后的寝宫，将侍从们遣退。随后，他将通向王后卧室的七扇门都闩上。与圣詹姆士宫的婚礼不同，没有侍臣们在床边开玩笑。这是一个私密的夜晚。对于第一次性生活会发生什么，亨丽埃塔·玛丽亚也有所了解。她的导师谢夫勒斯夫人做得很好。在夏天返回法国时，谢夫勒斯夫人赢得了亨丽埃塔·玛丽亚的喜爱和查理的感激。[107]

第二天，查理从王后的卧室出来时“非常愉悦”。亨丽埃塔·玛丽亚则表现得更加克制。她在为朋友们忧心。渐渐崩溃的英法军事联盟已经产生了影响。紧绷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去坎特伯雷的路上已有显现，两方就哪些女士可以与王后同乘一辆马车，发生了一次争吵。[108]英国人支持英国女士，而他们的法国对手则轻蔑地形容英国女士们是“可怜的、卑微的女人们”。有人认为，只有谢夫勒斯夫人值得一看，也有人说“虽然她皮肤白皙”，但她“涂脂抹粉”。[109]

玛丽亚一直藏在她熟悉的朋友之中，但是，这天晚上，她邀请查理从屏风后观看她在烛光下缓缓地跳萨拉班德舞。[110]舞蹈是“一种无声的修辞”，一位舞蹈老师曾经说过，这些动作暗示跳舞的人值得你“赞叹、钦佩和钟爱”。[111]查理目不转睛地看着，就像1623年看她表演假面剧时一样，但是，当她跳起改编自古老而性感的西班牙舞蹈的法国舞时，他才有机会看到他的妻子出落得多么美。白金汉公爵当晚在写给路易的信中夸耀，用不了多久查理就会跟王后生个孩子。[112] 6月16日，查理携亨丽埃塔·玛丽亚乘驳船抵达伦敦时，他仍是一脸的幸福。

国王与王后身穿相近的绿色服装，绿色象征着他们的爱和年轻的生育力。伦敦的天际线笼罩在大雨之中，隐约可见无数的教堂尖顶和高耸的烟囱。但是，大雨并没有阻挡人群出来围观。詹姆士一世告诉查理，人民的爱是他“最大的”保险，但也告诫他，赢得这种爱的最佳方法是有序地治理社会：这意味着要制服暴民，而不是迎合大众，助长他们的气焰。[113]遵照父亲的建议，查理指示他的臣民“切勿公开展示激情、欢愉和欣喜”。[114]但是，人们还是沿着河岸欢呼，一个朝臣说，“从来没见国王这么快乐过”[115]。河边的一艘船摇摇欲坠地倾向水面，上百人都挤在船上围观，从这里观看国王夫妇，视野最好不过了。随着人越挤越多，船整个儿地翻了，一股脑儿把船上的人扔进了河里。无数条小船冲过去把他们捞起来。[116]

这天晚上，伦敦人向国王夫妇敬酒，点燃篝火，亨丽埃塔·玛丽亚被引入白厅。一个法国人这样描述查理在伦敦的居所：这是“欧洲最大、最丑的宫殿”；另一个人则说，这“是一堆不同时代修建的房子”。[117]查理仓促地把2000间陈旧的都铎式房间改装成干净的，有着时髦线条的宫殿，这是伊尼戈·琼斯设计的宴会厅，就建在他父亲宫殿的隔壁。不幸的是，这个工程花光了他与西班牙开战所需的军费。查理转而尽力去改造宫廷中的生活。

无论是权力还是美德，都应该从国王经由他的宫廷流向人民。在詹姆士一世的加冕礼上，坎特伯雷大主教祝祷“王室的荣耀”将“如最明亮的闪电般耀眼”[118]。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詹姆士一世的宫廷因狂饮烂醉和伤风败俗而声名狼藉。查理一早就宣布，他决心“整顿宫廷风气，建立宫廷秩序，让更多的秩序遍及整个王土”。[119]詹姆士一世宫中嗜酒和放纵的风气，的确在查理手中走向了终结，而“伊丽莎白后期严格推行的规范和行为准则”也得以恢复。查理要求贵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神志不清地进入他的宫殿”。[120]每个等级都有指定的会见地点，就像在詹姆士一世的葬礼上一样。这强化了詹姆士一世在《国王的礼物》里描述的等级制。不过，对查理而言，等级制与其说是为了提升权利感，毋宁说是为了鼓励服务意识，不仅服务于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而且应服务于地位比自己低的人，贵族有责任关照比自己等级低的人并培养他们的才能。查理将自己的形象塑造得不亚于欧洲同时代国王的形象，同时也设计出更多繁复的仪式来强化形象。外国观察家对此印象深刻，认为查理“聪明，积极，果敢”。

现在，为维护斯图亚特家族的荣誉，反抗哈布斯堡家族的势力，查理也在积极做准备。为了开战，他每年需要100万英镑。为了筹集资金，他重新召集议会，这是他当政以来第一次召集议会。

数周以来，威斯敏斯特宫忙前忙后，准备接待即将蜂拥而至的600名下院议员和150位贵族。工匠们整修窗户，从王国的其他宫邸搬来家具，挂上窗帘，用羊毛和帆布缝制座椅，为欧洲规模最大的一场代表集会做准备。

英格兰的日常政务以国王为核心。国王的右手边是顾问，他们都是侍臣，因为他们必须在国王所在之处。国王不定期召集议会——有时数年不召集一次，但是，议会仍是英格兰最高的立法机构，是实际上的征税机构，宗教改革之后其重要性剧增。议会立法已经成了象征君主合法性的橡皮图章，被君主三番五次地用来改变宗教信仰。根据伊丽莎白的理论，国王的权力并不单单属于君主自身，而与议会的权力“混合”在一起。伊丽莎白的理论进一步增强了君主的自主性——如此看来，这样解释不一定对国王不利。[121]

“事实是，”后来的一位保王党观察说，“国王的荣耀、国王的光彩和国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从来不曾笼罩英格兰的君主，笼罩君主的是议会。征税的权力在哪儿？……立法权在哪儿？……在议会之外，国王拥有有限的、受制约的管辖权。要不是有个等着君主做出决策的议事会，东方的君主们也不会拥有那样绝对的权力。”[122]

查理重视国王与臣民通过议会良好合作的潜在价值。为了迎接摆在他面前的军事挑战，他需要动员国家意志，筹集钱款。

议会中最有权势的人物是坐在上院的贵族。他们分别是英国国教的主教和世袭贵族；前者是上帝的精神代言人，后者是世俗的领主。他们家族势力庞大，处于地方政治统治的核心，他们决定由谁来当选下院议员。下院议员大多来自有土地的家庭（即便本人没有土地）。有些人接受教育后成为律师，这是乡绅阶层小儿子们普遍从事的职业。他们通常充当贵族的代理人，但仍需要赢取选民对自己的支持。

凡是财产估值超过2镑的自由民都拥有投票权，按照这样的标准，40%的成年男子拥有投票权。[123]对于许多人来说，何谓英格兰的，何谓新教，何谓自由，这些几乎都由议会来定。但是，在“混合”君主制下，国王与下院议员之间并无确切的权力平衡的边界。在詹姆士一世统治时期，君主与议会使用的语言，都变得越来越具有防御色彩。下院议员感到的威胁，不仅来自詹姆士一世的言辞——他坚持君权神授，国王不受法律约束——还来自他的所作所为。

詹姆士一世将手伸向了关税，以王室特权的名义提出加征关税，因而不必再因王室缺钱而定期召集议会。此举对“臣民的自由”造成了威胁，因为议会的辩论和议会对财产权的保护都是“臣民的自由”的体现。下院的律师主张只有议会有权管理关税而不是国王，以此反击国王，捍卫自由。这一攻击反过来引发了王室的担心，如果王座过于软弱，那么国王早晚会受制于下院中占主导地位的议员的钱袋子。强大的国王让王国免于民粹主义的暴政，其统治超越了派系之争和政治利益的分歧。

而这次重新召集的议会，面对的是一个急需用钱却缺乏经验的年轻国王，对于“臣民的自由”的拥护者而言，这次议会意味着一个新机会。查理曾经目睹父亲在1621年议会上的窘境，但他相信下院议员会支持他打这场威胁王国安全的战争，毕竟1624年他们投票赞成打这场战争，“故而必定坚持打下去”。[124]

6月18日，查理身穿天鹅绒和貂皮外袍，坐在上院王座上，准备致开幕词。他下面的长椅用红色的长绳圈了起来，长椅上坐着“穿长袍的上院议员，下院议员们则坐在围栏下”。[125]白金汉公爵注视着查理，随驾的还有霍兰伯爵亨利·里奇，他将在下个月进入枢密院。霍兰的哥哥沃里克此时也在场。

在丹尼尔·迈滕斯（Daniel Mytens）画的一幅肖像画中，沃里克面带微笑，留着山羊胡，穿着布满花朵的紧身上衣和鲜艳的红马裤。就连他的敌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和善、机智风趣又快乐的人”[126]。不过，在这种轻松的表象背后，是一名虔诚的加尔文宗信徒——过着反思和祈祷的内心生活，也是一个冷酷的政治谋略家。[127]

沃里克在埃塞克斯几乎被视为国王，他拥有2万英亩（8094公顷）土地，并受封22处宅邸，这些宅邸是供神职人员使用的住所——在这里他影响并组织杰出的清教徒。[128]他在新世界的殖民活动，使他与伦敦新兴的商业阶层产生了联系，这一新兴阶层出身于店主和水手，他们没有足够的财产加入在欧洲、地中海和远东地区开展贸易的黎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等大型商业公司。[129]因此，他们只好在新世界发展商业，而沃里克则帮助清教徒在新世界建立教区。[130]

沃里克是议会里众所周知的“最受欢迎的贵族之一”，“致力于公共自由”和限制王室权力。另一个受欢迎的贵族则是他的表弟，34岁的罗伯特·德弗罗，第三代埃塞克斯伯爵，也是伊丽莎白一世宠臣的儿子。埃塞克斯因患天花落下了一身的麻点，有过一段不幸而痛苦的婚姻，最终以离婚结束了这段婚姻。埃塞克斯给自己在暖季找到了事情做，他要为欧洲的新教事业而奋斗。[131]到了冬天，他则回国招募人手或参加议会。这次，他从刚被西班牙包围的布雷达返回。两个月前，查理派去营救布雷达驻军的7000人，最终只有600人活了下来。[132]

坐在王座上的查理承认，“我不擅长说太多”，讲的话紧扣主题。[133]战争所需的经费必须尽快投票通过。伦敦北部和东部暴发鼠疫，并迅速向威斯敏斯特蔓延。

鼠疫在夏季很常见，但这次流行病已经传染了老弱妇孺。廉价的进口羊毛布料导致英格兰极高的失业率，大雨冲毁了夏季的收成，在这种情况下，伦敦的穷人开始忍饥挨饿，滋生疾病。议会里的一位贵族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些危险：当天早上，他让鞋匠帮他穿靴子，不料，却目睹了那人在他眼前倒地身亡。[134]

查理提醒听众，及时保障战争补给对于国家和王室的荣誉同样至关重要。“这是我的第一次行动，”他说，“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在关注着我。”[135]

遗憾的是，这件事关国家和王室荣誉的大事，在下院议员的眼中远没有查理所期待得那样重要。布雷达解围失利，对白金汉公爵的不信任，都扼杀了议会的信心。一名议员观察说：“我们已经给了波希米亚‘冬后’三次补给和20%的津贴，但仍于事无补。”[136]议会这次通过的钱款金额根本不足以应付战争。[137]更糟糕的是，议会随后将议题转向暂缓推行针对天主教的刑事条例，这使得英法联盟受到了威胁。清教徒议员约翰·皮姆（John Pym）认为这是耶稣会的阴谋，他们不仅想破坏“我们和我们的宗教信仰……还想自己篡夺国家的全部权力”。如果天主教徒“得到了纵容，他们就会急着要求宽容，进而就想争取平等，最后就会渴望获得至高无上的优势，反过来消灭我们和我们的宗教”[138]。

亨丽埃塔·玛丽亚害怕允诺给她的宗教自由会被夺走。她到伦敦的第一个早晨，就有人奚落在白厅举行的弥撒，“王后陛下自言自语”，以及她“头戴面纱”。[139]为了安抚新教徒焦虑的情绪，查理禁止臣民进入妻子的天主教礼拜堂，但是牢骚仍在继续。查理在新教教堂做了一次短暂的尝试，邀请会众为他们的“亨利王后”（Queen Henry）祈祷，然而这于事无补，亨丽埃塔·玛丽亚的名字之后就被英语化为“玛丽王后”（Queen Mary），不幸地与英格兰的前一任女王玛丽——烧死新教徒的玛丽·都铎——联系在了一起。[140]

这个夏天，在新教徒充满敌意的注视下，玛丽亚在她的寝宫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宫里总有成群的来客。大臣们或是到宫里处理政务，或是观看娱乐节目，或是只为了逃避“乡间的野蛮和沉闷”[141]。进宫只需穿着体面，就可以在大厅进餐，费用由国王支付——这是古老的“好贵族”的责任之一；或是在大厅观看王后用膳。一位下院议员对王后着了迷，“一位精致无比的女士……她脸上的每个表情都因那明亮闪烁的黑眼睛而活泼生动起来”，她的举止“甜美而谦和”。[142]然而，另一个访客注意到了王后的另一面。熊熊燃烧的烈火，人群的拥挤推搡，让这个15岁的孩子失去了镇静，“她皱了皱眉头……把我们全赶了出去”。“虽然身材娇小”，但她拥有“勇气、魄力”和“超乎寻常的决断力”；“我想只有王后才会有那样的怒容”。[143]

白金汉公爵努力让议会重新讨论战争津贴问题，不料此举激怒了下院议员，他们认为他想趁着此时出席议会的议员较少而钻空子。绝大多数议员都逃出了伦敦，这里每周死于鼠疫的人数已升至上千。一个刚到伦敦的人“发现城里只有死亡和恐惧，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144]但是，英格兰还在打仗，查理需要钱才能继续打下去。他命议会休会，又于8月1日在远离鼠疫的牛津重新召开议会。一位侍臣乘坐亨丽埃塔·玛丽亚的驳船前往牛津，途经伯克希尔郡，眼瞅着小镇居民在路边用石头砸死了一个身体有恙的人。[145]他们担心鼠疫会跟着侍臣蔓延开来。实际上，7月27日牛津已有首例因鼠疫死亡的病人：一位从伦敦来的骑士与一名医生在同一间屋子里死去。

这起暴毙的病例，让牛津的气氛异常紧张起来，然而，查理还是在这一触即发的气氛下，向议员们传达自己对战争进展的担忧。他解释说，钱是用来支持他的舅舅，即丹麦国王、信奉路德宗的克里斯蒂安四世，袭击德意志北部的天主教军队的。[146]曼斯费尔德的残军还等着付饷。与此同时，英格兰军队即将作为主力，在最新展开的一次军事行动中联合荷兰，对加的斯（Cadiz）发起一场海上攻击，借以摧毁西班牙舰队，打击西班牙的海上贸易，迫使西班牙走上谈判桌。这次联合军事行动的财政预算和计划已详细地制定了出来。埃塞克斯终于从布雷达回到了英格兰，查理要他跟随作战经验丰富的军人爱德华·塞西尔（Edward Cecil）爵士，在其手下担任海军中将。

不过，白金汉公爵的诚信和担任海军司令的能力遭到了质疑，还有人攻击他独断专权，对法国的联姻谈判处置不当，散播了天主教的影响。亨丽埃塔·玛丽亚很清楚查理正承受着重新实施针对天主教的刑事法规的压力，白金汉公爵为了减轻他人对自己的攻击，也一直在劝说查理重新实施针对天主教的刑事法规。英法关系的恶化，也让两国王室的婚姻变得不和，亨丽埃塔·玛丽亚开始“不太尊重”甚至“有些轻慢”查理。[147]不知所措的查理向白金汉公爵诉苦，将王后的不敬归咎于“她仆人的奸计”，而亨丽埃塔·玛丽亚也认定是白金汉公爵挑起了他们的龃龉。[148]据当时的一个人说，白金汉公爵甚至提醒她，“英格兰好几个王后都掉了脑袋”。[149]

查理重新恢复了针对天主教的刑事法规，然而，对白金汉公爵的攻击并没有停止。在查理眼中，这些议员在战争的考验面前，背叛了自己应负的支持国王的责任，有些还试图剥夺国王任命大臣的权力。眼看寻求财政支持无望，查理8月12日解散了议会。与西班牙的战争只能靠他手里仅有的现金去维持——法国也靠不住，正忙于镇压胡格诺叛乱。10月，加的斯远征军起航，一共5000名水手和1000名士兵，总计花费25万英镑。[150]这笔钱是王后嫁妆总值的2倍，但海军还是供给不足，很多船只状况堪忧。

鲁本斯在为白金汉绘制肖像画时，十分反感他在这场冲突中的角色。“考虑到白金汉公爵的傲慢无礼和反复无常，我很同情年轻的国王，他信错了人，以致毫无必要地将自己和王国拖入了如此的绝境。”[151]

海军抵达加的斯后，英荷联军成功地攻占了一座小城堡，但之后却只攻占了一个大酒窖。很多士兵喝得酩酊大醉，酒后施暴。待英格兰的船驶走后，西班牙人趁英国士兵醉得不省人事之时，割破了他们的喉咙。西班牙人嘲讽道：“只要朝英国人扔一大桶烈酒，1000个西班牙士兵的战斗力都抵不过这桶烈酒的杀伤力。”[152]事实证明，白金汉公爵任用的指挥官爱德华·塞西尔（Edward Cecil）指挥无能，领导无方，手下纪律涣散。

11月24日，查理25岁生日过后几天，他在温莎城堡第一次举行了嘉德勋位典礼。国王在金色的天篷下，带领他的骑士们两两地走下高坛。[153]等级制、亲缘、赞助人和友谊，与非人格的制度一样，这些在英格兰同样为人所珍视。骑士的荣誉、责任和忠诚，以及虔信和英勇等品质也一样重要。[154]勋章上刻着：“心怀邪念者可耻。”（Honi soit qui mal y pense）嘉德勋章代表着上述一切，诠释着查理心目中理想的君主政体。查理从授勋仪式观众的大声闲聊中了解到，随着加的斯远征军节节败退，“在基督教世界的眼皮子底下”，一场悲剧正在展开。

在远离嘉德礼堂的音乐和仪式的地方，逆风正在摧毁查理的海军。船只撞击着英格兰海岸，有些船甚至撞碎在苏格兰海岸。毫无疑问，随后的战役中将有更多人丧生：“任何随心所欲发起战争的人，”鲁本斯说，“都无法轻易结束战争。”[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