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夏商西周为早期文明的分析

恩格斯在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通过分析希腊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由氏族社会发展到文明国家的具体状况，最后得出结论说，人类社会由原始氏族阶段进入文明国家阶段必然产生两个根本的变化：第一，由氏族内部的血缘管理变为各氏族成员共同散居的地缘管理；第二，由全体氏族成员平等互助的关系变为以凌驾于全氏族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即国家机器为特征的阶级压迫关系。具体分析中国的夏、商、西周文明社会，只出现了恩格斯所说的第二种变化，而没有第一种变化。24

1.夏、商、西周已出现了国家机器

夏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起来的国家，在夏氏族内部已有了明显的不平等的阶级关系，有了凌驾于普通氏族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机构。其具体表现，有如下几个方面：

（1）王位世袭制的确立。夏禹传子，是“天下为家”的开始。从此以后，“大人世及以为礼”。自夏禹至夏桀，夏王朝或父子相传，或兄弟相传，共十七世，历时四百七十一年。夏代世袭制的确立，标志着夏代国家的诞生，于是相关的国家机器便随之产生了。

（2）官吏制度的形成。这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明堂位》：“夏后氏官百。”据《尚书》《左传》《墨子》《吕氏春秋》等书可知，夏代的官职有“六卿”“三正”“太史令”“牧正”“庖正”“车正”“遒人”“官师”“工”“瞽”，等等。

（3）监狱的营建。与刑罚相适应，夏代已建有了监狱，名为“夏台”。《史记·夏本纪》载，夏桀“乃召汤而囚之夏台”。“夏台”，《史记》索引作“狱名”。《淮南子·氾论训》等文献也有相同记载。

（4）刑罚制度的产生。《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据《尚书·吕刑》有赎刑：“穆王训夏赎刑。”《尚书·甘誓》记有戮刑：“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汉书·刑法志》载有肉刑：“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作肉刑。”

（5）军队的编排。《尚书·甘誓》记载了夏代军队的编制，有居于中央的“御者”，有负责车之左右两边的“车左”“车右”。这种制度在商、周两代均沿袭。

（6）宫殿的建造。古本《竹书纪年》：“夏桀作琼宫、瑶台，殚百姓之财。”《帝王世纪》：“帝桀淫虐……多求美女，以充后宫。为琼室、瑶台，金柱三千。”

据以上六方面可知，夏代确已建立了国家机器，进入了文明阶段。

商代与西周的国家机器更为具体化和系统化。据甲骨文记载，商代的刑罚不仅有死刑、肉刑、徒刑等，而且死刑当中又有辟、卯、醢、沈、焚等不同的处死法。肉刑又有劓（割鼻子）、刵（割耳朵）、刖（砍足）、椓（断指）、黥（刺脸），徒刑又有执、系、枷、笞、囚、流，等等。商代的官僚机构，据《尚书·酒诰》载，仅商族大邑商内的政府机构即有“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等等。这其中，“庶尹”为众官之长，“惟亚”为军事武官，“惟服”为事务官，“宗工”为手工业长官，“百姓”“里居”为乡遂之官。这七种官吏还仅仅是大的分工，据甲骨文可知，其下还有更具体的职位。如军事武官“惟亚”之下，又有“多亚”“多马”“多箙”“多射”“多犬”等十七八种官职。西周的国家管理更为进步，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庞大复杂的政府机构与相应的官僚组织需要以一部完整的《周官》来表述，其他如《左传》《国语》诸书，也有具体记载。总之，从夏代而商代而西周，随着时代的推进，其代表国家机器的官僚机构必然愈益成熟与复杂。《礼记·明堂位》说：“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这种公共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以恩格斯的这段话来衡量，夏、商、西周三代显然已进入了文明时代。

2.夏、商、西周仍然是血缘管理而不具有地缘管理特点

恩格斯又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由血缘关系形成和保持下去的旧的氏族公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与一定地区的联系为前提的，而这种联系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我们考察夏、商、西周三代社会组织状况，显然与恩格斯所说的这种情况不符合。

夏代虽然建立了国家，但当时的中原地区仍然是各个部族以血缘为纽带的族团管理，包括夏部族在内。只不过夏部族在其内部建立了世袭制、官吏制、监狱制以及军队、宫殿等，因而率先步入文明时代，并在当时的各部族间最具实力，具有号召周边部族的能力。

《左传》哀公七年：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左传》宣公三年：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

《国语·鲁语下》：

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

《韩非子·饰邪篇》：

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

夏禹可以号召各部族首领集会，甚至可以杀掉某部族的首领，如防风氏，并且可以要求各部族贡纳“玉、帛、金”之类。显然，夏部族已经成了中原各部族联盟的共主。然而，这共主的威力只能影响各部族的外部，而不能涉及各部族内部，因为各部族的内部仍然按照其部属的血缘关系自行管理。夏部族可以用武力迫使某个部族整体上听从号令，但不能具体管理到某个部族的内部血缘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称这种关系为“以贡纳为主的征服者”，其特点便是“征服者使被征服者氏族之旧日生产方式仍然继续，单以获得贡物为满足”。日本学者早川二郎的《古代社会史》对此也有很好的阐述：

我们看到“贡纳制”之存在与氏族制之保存，其间具有必然的关联，即只有氏族制度从而亦即种族内的同血统意识之存在，才能有效地制止异族向征服者的公社内渗入和同化，制止征服者公社成员向异族地方散住。

我们考察夏代的中原地区，各个独立的血缘族团依然存在，而夏部族以共主的身份将这些不同血缘的族团组织成一个部族联合体。在这个部族联合体中，除夏族外，还有有扈氏、有男氏、斟鄩氏、肜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据《史记·夏本纪》载，这些部族与夏族关系较为密切，视为同姓部落。此外，还有周族姬氏、商族子氏以及有虞氏、有仍氏、有鬲氏、薛氏、涂山氏、有穷氏、有寒氏、昆吾氏、韦氏、顾氏等，他们与夏部族关系较疏远，可视为异姓部落。有关资料散见于《尚书》《左传》《国语》《诗经》《楚辞》等先秦文献。

由此可见，夏代的部族联盟实际上是本来就各自独立的不同血缘族团的联合体。夏族作为共主，对这些不同血缘的族团以贡纳制的形式加以控制，但这种控制是外在的、松散的、暂时的。当其他血缘部族的力量强大到足以与共主抗衡甚至超过时，就有可能起来反叛。夏代初期，太康、仲康、相三世时期的东方联盟成员有穷氏后羿与有寒氏寒浞曾一度联合代替夏族的盟主地位，以及有寒氏代有穷氏，夏代末期的商族彻底推翻夏族共主，便是最好的说明。

夏代的这种以血缘管理为特征的部族联盟共主制现象，到了商代乃至西周依然存在，只不过各血缘族团都有发展，部分血缘族团也有合并，尤其是共主的力量随着其血缘族团内部国家机器的发展而显得更加强大而已。为了对这种不同程度有所区别，我们称商代为方国联盟，商族为这个方国联盟的共主；称西周为封国联盟，周族为这个封国联盟的共主。以下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左传》哀公七年：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吕氏春秋·离俗览》：

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

《史记·陈杞世家》：

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

禹时参加联盟的血缘族团有“万国”，汤时成“三千”，周武王时存“千余”，其数量的减少，正说明随着社会发展，一部分较强大血缘族团合并了较弱小的血缘族团。但中原地区仍处于血缘族团联合体的性质未变。所以，《左传》昭公四年称：“夏启有钧台之享，商汤有景亳之命，周武王有孟津之誓。”所谓禹会诸侯、启享钧台、汤命景亳、武王誓孟津，都是在扮演着血缘联盟共主的角色而已；而夏商周三代的更替，实际上只不过是三个共主势力的强弱浮沉罢了。

当然，社会发展到商代后期和西周，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地缘管理因素，但这种因素在整个社会中所占比重仍然很小，不足以改变其血缘管理的总特质。例如，在商代方国联盟体系中，商族作为共主与各联盟方国之间的联系比夏代进一步紧密，其具体表现便是各方国对商族的贡纳服役进一步专门化，商族与各方国的关系也进一步递等化。《尚书·酒诰》说商代“自成汤咸至于帝乙”的社会管理状况是：

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

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大盂鼎》谈商代的管理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殷边侯田（国）与殷正百辟。

这里的“外服”是指商族作为共主与周边方国的不同关系。在夏代，各联盟部族只需向共主夏族贡纳“金玉帛”之类，并随时参与联盟集团的军事活动（如伐三苗）和社会活动（如治理洪水）即可。我们可以称其为随意性的贡纳服役制。而到了商代，各联盟方国对共主商族的贡纳服役已开始根据不同方国血团的特点而有专门分工。其中“侯”与“卫”服兵役，“甸”服农役，“男”服劳役，只有“邦伯”是比较偏远的普通方国，没有专职服役任务。“侯”“甸”“男”“卫”四职任务不同，服役内容专门化，说明商王族作为共主对联盟方国的控制已达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可以称其为专职性的贡纳服役制。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专职性的贡纳服役制同样是由整个部族方国全体血缘成员共同参与的，商族对他们的控制仍然表现为共主血团对同盟血团的外在统治。其血缘管理的特点与夏代部族联盟共主制没有两样，只不过血缘管理在程度上有深浅强弱之区别而已。

武王克商，只是推翻了商族的方国联盟共主地位，而没有将商族歼灭。当武王撤兵西归时，“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史记·卫世家》）。居住在殷都里的仍然是殷遗民，只不过这时的殷商部族由原来的方国联盟共主降格为以周部族为共主的新方国联盟中的一个隶属成员而已。当然，周人对殷商遗民仍不放心。于是武王就在殷都周围分派三个弟弟驻守，以监督殷遗民，是为“三监”。

武王希望被封在殷都的商纣之子武庚禄父能“奉其先祀勿绝”，再通过其三位弟弟的监督，使殷商遗民能够真正服从周族这个新的方国联盟共主的统治。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周代的社会性质将与商代不会有太大的区别。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不断出现新的奇迹。由于武庚及三监的叛乱，以及商族的旧联盟方国薄姑、商奄、徐夷、熊盈等部族的动乱，引发了周族对中原各方国部族成员的大调整，于是出现了新的社会组织——封国联盟。

武庚及殷族在东方的各旧联盟方国的叛乱终于被平息了。如何保证这种叛乱不再出现，是摆在周部族面前亟待解决的政治课题。周公不愧是一位政治家，他从血缘族群的团结凝聚力中得到启发，采取了正反两方面措施：一方面将殷族集团瓦解分散到各地，以摧毁其族群的中心力量，是为“迁徙殷之遗民”政策；另一方面，又将周民族的血缘关系尽最大力度地扩散到各地，使普天之下都能流动周族政治血液，是为“同姓同宗分封政策”。其具体措施有如下几点：

首先，将原殷都内的大部分商族遗臣贵族迁移到洛邑成周。《尚书·多士》序：“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

其次，随着鲁国、卫国、晋国的分封，迁殷民六族、殷民七族与怀姓九族。《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了相关史事：

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

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就这条材料可知，随同鲁就封的有“殷民六族”，随同卫就封的有“殷民七族”，随同唐就封的有“怀姓九宗”。这些应该都是殷族的内服贵族和外服联盟方国之贵族。

西周初期由武王、周公、成王、康王逐步完成的宗族分封与殷民迁徙相结合的措施，彻底改变了部族联盟与方国联盟的管理模式，在夏商周早期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地位。

夏代的部族联盟与商代的方国联盟是比较单纯的氏族部族组织。每个部族、每个方国内部都是独立的血缘团体，部族联盟与方国联盟只不过是血缘团体之间的外在联合。团体内按血缘组织管理，联盟共主只能通过贡纳制形式对这些血缘团体进行外在控制，但不能对血缘团体内部实行分层管理。因此，当某血缘团体在迫于武力压迫时，就集体听从共主，而当其自身武力强大后，就可以集体脱离盟主。夏代部族联盟与商代方国联盟中，联盟成员对盟主或亲或叛，即其表现。西周初期，仍然延续了方国联盟管理模式，于是有武庚之乱及商奄、薄姑、熊盈之叛。当血缘团体强大到足以与联盟共主抗衡时，便可反臣为主。商族之于夏族，周族之于商族，即其显例。

有鉴于此，武王、周公、成王、康王首先考虑的是打破商族的血缘团体，将其衍为不同的成分，有计划地分散到各地，然后又将周族血缘内的兄弟分封到各地，对商族及本地土著民实行分层管理控制。通过这样的人口再编组，出现了不同血缘分层共处的新族群。例如，鲁国的血缘关系出现了如下层次与类型：

第一层：

①周族血缘的伯禽家族集团；

②周王室的祝、宗、卜、史集团；

第二层：

③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及其本宗下的各氏族；

④殷民之“分族”，即六族以外的小宗之族；

⑤殷民“六族”与“分族”之“丑类”，即部属奴隶；

第三层：

⑥本地居民，即“商奄之民”。

这样，鲁国境内，本来只是“商奄之民”一种血缘团体，现在则有了三个层次、六个类型的血缘关系。其中，第一层的①②两类是统治阶层，其余为被统治阶层。除鲁国外，成周、晋国、卫国、燕国、宜国的血缘成分亦大抵如此。这些封侯国占据了宗周以东的中原要地。例如，成周、卫国、鲁国沿黄河往东成一主轴，而燕国、宜国则为南北两翼，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与政治意义。这在社会形态上与夏代的部族联盟、商代的方国联盟相比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就所封国而言，已具备地缘管理的性质。在成周、鲁国、卫国、晋国、燕国、宜国的都邑中心内，已居住了来自各地的不同血缘的多种部族。而这些不同血缘不同籍贯的居民，又按照不同的层次统一接受管理。原来住在鲁地的“商奄之民”血缘团体被周族血缘、商族血缘等团体所覆盖，而原来住在安阳殷都的商族血缘大团体已被四分五裂。这些周族的敌对血缘团体再也没有聚族叛离的可能。于是，旧的血缘团体分解了，新的地缘管理出现了。过去是“一族即为一国”，如今是一国兼含多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国家管治下的人民。”西周的封国联盟，就其封国内部言，已具有了变血缘管理为地缘管理的国家特征了。

然而，就全国范围看，西周的分封徙族具有血缘殖民的性质。虽然在成周、晋国、卫国、鲁国、燕国的内部已表现为不同血缘的族民共居一地的地缘管理特征，但这些封侯国的最高管理者则都来自周族姬姓血缘。周部族一方面分散瓦解殷部族的血缘团体力量，另一方面又将本部族的血缘团体力量尽可能地膨胀扩大，通过同姓血缘分封使周部族对其他联盟各部族各方国的管理由外在的贡纳盟约，渗透到内在的分层控制，从而真正出现了《诗·小雅·北山》所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新局面。由于各封侯国都是周族的同姓血缘，于是周王朝成了同姓大宗，分封侯国则为同姓小宗。因此，就全国范围看，主要体现出的仍然是血缘管理，周王室只不过是封国联盟的共主而已。

总之，西周的封国联盟是全国范围内的血缘管理与封国内的地缘管理的有机结合。这种社会形态模式比起夏代部族联盟与商代方国联盟已有很大的进步，从而为春秋战国的列国争雄，进而发展为秦汉中央集权、全国地缘管理创造了基础。就西周封国联盟的血缘分封管理方面看，仍保留氏族的性格，其社会仍处于早期国家阶段；而就其封国内的地缘管理方面看，已靠近成熟国家形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