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启蒙教诲

在顾诵芬眼里，父母就是他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好的老师。

父母的言行时时在教育着他，引导着他，尤其是父亲。

顾廷龙1924年考入上海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后不久，转学去了刚刚成立的国民大学商科经济系，只因校长是国学大师章太炎，教授有文字训诂学家胡朴安。顾廷龙进校后读经济系，却选修多门文科课程；再后来，干脆转入国文系。

然而，在儿子顾诵芬的读书选择上，顾廷龙从来不过多干涉。

顾廷龙自己是书法大师，但他并不逼儿子练字。“我临摹字帖总是写不好，父亲看了也只是摇头。我喜欢航空，想当工程师，那些史书读不进去，所以父亲只能让我（放任）自流了。”顾廷龙从不强行向儿子灌输自己的读书取向，只是偶尔叮嘱：“当工程师也要懂些古文，要学好中文。”

受到深厚家学渊源的熏陶和父亲工作的影响，“多读书”三个字深深印刻在顾诵芬心里。

顾诵芬还在读小学时，父亲就让他看完了《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怕伤眼，父亲借馆藏木刻大字本给他看。

读中学时，在一堆古籍中，顾诵芬对科技图书感兴趣，他发现了徐光启翻译的《几何原本》，以及清末民初翻译的《七位对数表》《三角》等自然科学书籍，于是就爱不释手。

直到晚年，只要一说到“读书”，顾诵芬总是脱口而出：“要念书。人的知识是有限的，要不断学习，多看书。”

作为父亲，顾廷龙也曾想培养顾诵芬的文史功底，他最初希望儿子能继承自己的事业，尤其是在大儿子不幸早夭后，更是寄厚望于幼子诵芬。

但他从没横加干涉过儿子对飞机、对理工制造的热爱。相反，对儿子的教育，顾廷龙从孩子的兴趣爱好出发，从不带儿子去娱乐场所，只去博物馆和工厂。

儿子喜欢航模，他就带儿子去航模店。

顾廷龙对儿子的爱，倾注于点点滴滴之中，可谓舐犊之情尤深。

1940年6月11日，10岁的顾诵芬偶发寒热，36岁的顾廷龙便在11日、12日、13日、14日、15日的日记里，每日仔细记下“诵芬热度退净”“退后复升，午后又退，但未净”“又升，同往医治”“退又升”，直到16日“稍愈”。一夜热度“甚高”，顾廷龙“彻夜未睡”，连日“心绪皆不定”，直至“诵芬渐愈”。

可顾廷龙从不迁就和溺爱儿子。

顾诵芬小时候也会淘气。

一次，在家请客吃饭，顾廷龙拿出一些藏品让大家欣赏。客人走后，放学回家的顾诵芬一时无处可去，闹了起来，一屁股坐在屋角三脚木架的底层，结果木架一下子倒了，架上摆放的藏品全砸了。

顾诵芬回忆说：“特别珍贵的，应该是放在木架顶上的、我五舅送给我父亲的一个紫砂茶壶，这是请吴大澂定做的。

“那次，我父亲很火，很火。那是我父亲对我训得最严厉的一次，他还打了我。”

顾廷龙对顾诵芬的爱还体现在谆谆教导方面。他曾给顾诵芬写了书联：“周甲开基宏猷大展，江河行地日月经天。”足见其作为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

集中精力，沿着热爱，向价值和意义钻下去、深入下去，是顾廷龙的事业追求，也是父子俩人生的共同点。

顾廷龙最有研究的，不仅有广为人知的图书馆学和版本目录学，也有为世公认、办过特展的书法，还有古文字学。

顾廷龙在燕京大学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是《说文废字废义考》，他著作等身，本可在学术研究方面取得更大成就，但他毅然接受邀请南下，在给叶景葵的信中写道：“窃谓人不能自有所表现，或能助成人之盛举，亦可不负其平生。”

在顾廷龙的内心深处，最重要的是爱国。

七七事变后，在战火中，江南一带文物古籍流散，日美等国多方掠夺搜罗。叶景葵、张元济等为此倡办上海合众图书馆，特邀顾廷龙南来主持此事。当时举步维艰，“空无一人，空无一物”，顾廷龙毅然举家南迁，出任总干事，与众人共襄义举。

这一义举本身对一同南下的顾诵芬来说，就是最好的言传身教。

“虽然1938年日本人在北平的势力没完全进入燕京大学范围，但我父亲在七七事变前就参加了顾颉刚组织的抗日宣传，有专门的信件，好多教授签名，我父亲也签了。”顾诵芬回忆，宋哲元告知顾颉刚，日本人要抓他，于是顾颉刚赶紧只身离开北平，走得急，所有存留在寓所的书籍、稿件、信札，都是由顾廷龙安置的。

烽火连天的岁月，顾廷龙竭尽所能，最后在燕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党员侯仁之的协助下，将重要藏书和文稿放入时任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住所的地下室。

在《顾廷龙年谱》中，记录了这样一些景况：

1944年10月10日，赴静安商场，阅书店。先生日来精神不佳，不耐伏案，闻物价飞涨之声，即窘迫之束日紧。22日赴四马路阅肆，书价昂而不敢问津……“生活维艰，年况愈下，思之凄然。”2月7日，夫人斥金饰度岁。“绝不愿谋分文不义之财。于是自束至一无乘隙处，此忧患亦无愧无怍矣。”

1948年，顾廷龙应朋友李英年之请，为其子开讲了一个夏天的《孟子》，顾诵芬也一起旁听。“父亲正儿八经给我讲授国学，就这么一次。”顾诵芬回忆说。

顾廷龙是一位有着远大抱负的人，在合众图书馆创办之初就树立了要与日本的东洋文库比高低的目标。因为在当时，东洋文库作为日本最大（也是全球第五大）的亚洲研究图书馆，专门把中国与中国文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上海解放后，顾廷龙担任上海市文管会收购委员会书籍组委员，为国家收集了大量的古籍善本。1958年，由合众图书馆改名的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合并；1960年，顾廷龙被任命为上海图书馆馆长（后被聘为名誉馆长）。

1977年，顾廷龙按照周恩来总理关于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目编出来的指示，开始大规模的古籍普查工作。1980年，《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正式成立，顾廷龙担任主编。经过10年的艰辛努力，这部被称为近年来中国图书事业最大成就的辉煌巨著终于完成。

1991年7月11日，为表彰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顾廷龙的特殊功绩，上海市政府特给予他记大功奖励。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顾廷龙还孜孜以求，致力于完成顾颉刚的托付，主持编纂《尚书文字合编》。此书于1996年出版。

1992年，顾廷龙胃癌手术后在上海家中无人照顾，顾诵芬把他接到北京照料。1998年8月22日，顾廷龙在北京去世，享年94岁。

顾廷龙一生有66个年头从事于图书馆事业，历任合众图书馆总干事，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辞海》编委和分科主编，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二、三届副理事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在图书馆建设、馆藏发展、馆藏揭示与传播、图书馆服务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图书馆定位、图书馆员、图书馆职业精神有深刻的看法。

顾诵芬回忆自己的父亲说：“先父对我国的图书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自谓‘一生主要做三件事，就是为图书馆收书、编书、印书’。”顾廷龙一生自《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始，编撰了大量书目。他主编了《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续修四库全书》等影响深远的大型图书；另编著了《清代朱卷集成》、《明代版刻图录初编》（与潘承弼合编）、《尚书文字合编》（与顾颉刚合辑）、《古匋文孴录》等文献学、版本目录学、文字学作品。

顾廷龙的书法亦闻名海内外，钟鼎金文的建树堪称尤功。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被多处博物馆、纪念馆收藏。

顾廷龙一生为我国的图书事业操劳奔波，被誉“万卷治琳琅毕生尽瘁图书业，九五铸风华终身追求清澄路”。

李文1951年参加工作，1955年在合众图书馆跟随顾廷龙从事图书收集与联络工作。他回忆顾廷龙：“既是精神导师，又是像父亲一般的亲人。”2019年6月28日，由李文口述、黄春宇撰写的回忆顾廷龙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

在文章中，李文回忆道：

“在我眼里，顾老既是精神导师，又是像父亲一般的亲人，师母潘承圭对我也是关怀有加。1958年干部下放，她给我买了一套绒衣绒裤。‘郊区比市区冷，棉毛衫不耐寒。’我顿时难掩泪水。‘文革’结束，物资供应还不充裕，有一天顾老突然来看我，把儿子诵芬孝敬他的面粉和猪油都拎了过来。‘你家人多，口粮不够。’

“顾老给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这一点，认识他的人都有切身体会。我再讲个故事，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的方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时常到合众图书馆看书，这个好学的年轻人吸引了顾老的注意。有一次，他主动上前打听对方喜欢读什么书，聊着聊着还不忘索要住址，表示日后有机会登门拜访。后来，方行有段时间没来，顾老忍不住了，根据手头的地址去找，结果发现门牌号根本不存在。这个疑问在多年以后才解开——方行从事地下工作，尽管有愧于顾老，但也只能隐瞒真实情况。一场误会成就了一段美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既是上下级，又是忘年交。

“顾老的待客之道确实值得学习，但他对于图书事业近乎疯狂的热爱，最初让我难以理解。有时我们正在房间吃着饭，听到屋外有收破烂的小贩在吆喝，顾老立刻发话了：‘李文，你快去叫住他。’当着众人的面，堂堂馆长无所顾忌地在废纸堆里翻来捣去，如果发现了什么有价值的‘宝贝’，他就会出双倍价钱买下来，比如永安公司老板郭家的日常开销账册。……

“在顾老的手底下工作，我们经常自嘲是收垃圾的，就我个人而言，这么多年没有穿过一件好衣裳。每天把书搬来搬去，屋子里尘土飞扬，哪像现在的图书馆，可以随意穿着体面的衣服。顾老同样如此，有时忙了一天，他身上的灰反而更多。不怕苦、不怕脏只是基本条件，如何跟垃圾打好交道也是一门学问……

“另一个与垃圾有关的故事应该是流传最广的，同时也最具代表性。1955年，上海造纸工业原料联购处从浙江收购了约200担废纸，得知其中可能包含线装书，顾老当机立断带着工作人员去垃圾堆蹲点。现场环境相当恶劣，大家灰头土脸地连续干了11天，挽救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献。后来，‘虎口脱险’的战利品用黄鱼车、板车运了回来。再看看顾老，两个鼻孔黑黑的，就跟烟囱口似的。

“提到顾老，就不得不提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家谱。当时没人理会这些又脏又破的旧物，我们也是敬而远之。顾老却能慧眼识珠，本来是废纸一堆的家谱，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却获得了新的生命。现在想想，这个老先生真的不一般，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他能坚持下来需要多大的勇气。今天我们都在谈如何追寻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精神，家谱的研究价值是其他史料无法比拟的。在上图的家谱文献正式对外开放前，著名新闻工作者邓拓是第一个读者，顾老帮着一起查找资料，直到对方心满意足地离开。……

“无论是金钱，还是权力，顾老自始至终都看得很淡，对待一辈子热爱的事业则恰恰相反。早在历史文献图书馆时期，他心底就有了个愿望——以圣彼得堡的俄罗斯国家图书馆为模板，把自家的图书馆办好，在传承历史、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1956年，上级部门要求历史文献图书馆为科研单位、机关、高级知识分子服务，确立了定位后，顾老的兴奋之情不可言喻。”

顾诵芬真正和父亲朝夕相处的日子，除了5岁到北平后、21岁离开上海前那16年，就是父亲手术后将其接到北京、至其逝世前那6年。父子68年，相聚22年。父慈子孝，此生亲情至真至深。

“我受父亲的教育，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拆烂污’。”

“拆烂污”是上海话，大意是苟且马虎、不负责任。

说到“不能‘拆烂污’”，顾诵芬说，父亲是自己的启蒙老师。

在父亲的教育下，顾诵芬一辈子都是如此：“一件件事情延续过来，没有什么事情做一半扔掉，一定要做到底，这对我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