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异议之人

首先要谈到作为“异论之宗主”的司马光。神宗去世后，元丰八年四月，司马光上《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在这一上疏中，他对“新法”下了一个定义：

不幸所委之人，于人情物理多不通晓，不足以仰副圣志；又足己自是，谓古今之人皆莫己如，不知择祖宗之令典，合天下之嘉谋，以启迪清衷，佐佑鸿业，而多以己意轻改旧章，谓之新法。¹⁴

既有此一概观，则在司马光看来，凡是“新法”就是不合理的，皆属“舍是取非，兴害除利”。由此可见，从熙宁初到元丰末的十几年中，司马光始终未改对新法的全面否定态度。

但是，司马光这种论调在当时绝对属于“异类”，更多人持相对温和的态度。吕公著在熙宁初反对新法，元祐时期又是除司马光外最重要的主政者，他的态度就与司马光不同。熙宁八年十月，吕公著对神宗说：

臣今所言，亦非谓今日法令皆不可行也。陛下诚能开广聪明，延纳正直，公听并观，尽天下之议，事之善者固当存之，其未善者则当损之。苟为非便，不为已行而惮改；言有可取，不以异议而见废。¹⁵

可见吕公著并不全盘否定新法。又神宗去世后，元丰八年六月，吕公著上奏说：“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独断，不为众论所惑，则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他还说，青苗法“但罢逐年比较”，免役法“须少取宽剩之数”，保甲“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保马、市易、福建江南等路茶盐法则可直接罢废¹⁶。吕公著看到，新法内容庞杂，不可一概而论、一刀切地废除，而必须渐次更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余如范纯仁在神宗去世后所持的“徐徐经理”之立场，学者已注意到¹⁷。再如熙宁初力驳新法，又因新法而几至于死的苏轼，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学者亦已提及¹⁸。苏轼谪黄州后，在一封给滕元发的信中说：“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¹⁹他确实觉得新法行之得当也能利民²⁰。又李常在熙宁初也曾批评新法，特别是青苗法。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后，他上疏论七事，其一为“修役法”，他说：“臣愚以谓法无新陈，便民者良法也；论无彼己，可久者确论也。”²¹类似的如王觌，神宗朝屏居累年，元祐初又反对司马光一刀切地废免役法、行差役法，认为“法无新旧，惟善之从”。²²还有一个例子是曾巩。曾巩与王安石本极友善，却因变法问题而发生了分歧²³，但元丰三年，曾巩却对宋神宗极力吹捧变法：

(陛下)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绝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为其任在己，可谓有出于数千载之大志。变易因循，号令必信，使海内观听莫不奋起；群下遵职，以后为羞，可谓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损益，革弊兴坏，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备，非因陋就寡、拘牵常见之世所能及也。继一祖四宗之绪，推而大之，可谓至矣。²⁴

可见曾巩对于熙丰新法的观感已有所不同。

反对者态度的改变，有一个重要的催化因素，即他们实际也参与了新法的推行。如苏轼熙宁四年至七年通判杭州，“时新政日下，轼于其间，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²⁵。苏轼后连续知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他虽曾激烈反对新法，但作为行政官员，不能完全抵制新法，所以是“实践教育了他”²⁶。熙宁元丰间，苏轼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官，这就是一个密集接触新法的过程。再如李常本就参与了新法的讨论，因论青苗法罢谏职后，历任滑州通判、知鄂湖齐州、淮西提刑，元丰五年已被召入京²⁷。王觌熙宁七年在权润州观察推官任上，曾就青苗钱的催理问题上言，诏送司农寺详定；后来他还任司农寺主簿、丞，检详三司会计，又被韩绛辟为许州(忠武军)签书判官²⁸。他们无疑都曾讨论、推行新法。

绝大多数所谓的“反新法”人士都有这样的经历。如王岩叟，元丰八年九月言：“臣昨在河北为知县，奉行青苗、免役、保甲之法，亲见其害至深至悉，非若他人泛泛而知之也。”²⁹当然王岩叟一直是坚定的反新法者。又吕陶于熙宁十年三月上《奏乞放免宽剩役钱状》《奏为役钱乞桩二分准备支用状》³⁰，虽然是异议，但都是根据自己在地方推行免役法所见而言。又程筠《上神宗皇帝论新法疏》云：“比制置三司檄至臣邑，举行新法。臣初奉命恐后，惧稍迟缓，干旷职之诛。及布之民间，率多不以为便，臣于是不敢不强于民，民亦不敢不强为臣应。”³¹这些事例说明，新法的反对者同样是新法的参与者；故即使是反对，也是了解之后的反对。

另外，对于曾巩的前后变化，朱熹有个解释，他认为这是曾巩“连典数郡，欲入而不得”，所以改辙吹捧神宗：

曾子固初与介甫极厚善，入馆后出倅会稽……必是曾谏介甫来，介甫不乐，故其当国不曾引用。后介甫罢相，子固方召入，又却专一进谀辞，归美神宗更新法度，得个中书舍人。丁艰而归，不久遂亡。³²

朱熹的这一解释未免过于尖刻，实际曾巩自熙宁二年通判越州，历知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至元丰三年入朝，共在外12年，所至有政声。这一点朱熹自己在编《三朝名臣言行录》时就根据曾肇所撰《行状》多有采录³³。曾巩态度的改变，一方面固然是因有入朝之望，另一方面也是因他一直在地方接触、推行新法。曾肇所撰《行状》就提到曾巩在知齐州任上的作为：“在齐，会朝廷变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扰。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为，公亦不听也。”³⁴

在史料中还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即在有些熙丰时代之人的墓志铭中，作者往往用一种赞赏的语气描绘传主平心以待新法。这反映了双重现实。一方面，如果墓志铭作者是反对新法之人，则说明他们接受了新法推行的现实，且看到了新法的合理性。另一方面，这种叙述反映了传主、作者所在的熙丰时代之实景，即对多数人而言新法是一种日常事务，必须执行，不涉及信仰、意识形态的争论。

比如吕陶，在传统的分类上属于反新法的，他在杨宗惠墓志铭中说，杨知绵州巴西县(治今绵阳),“是时苗、役之令初下，远方郡邑行之或过与不及，独君能体法意，推广以序，民得不扰。使者请君赍奏而上，谓可迁进，君以亲年高辞不行”³⁵。在吕陶笔下，杨宗惠所行之新法就不扰民。且杨是个恬退的人，无论是熙丰还是元祐时期，都不依附。这其实是因为，对这样的基层官僚而言，所谓熙丰、元祐没有本质的区别。

再如范镇，是最先与王安石立异者，被司马光称为“勇决”，他在鲜于侁墓志铭中说：

是时新法行而公平心处之，苏子瞻以谓：“上不害法，中不伤民，下不废亲，为三难云。”人以为知言。³⁶

鲜于侁被司马光立为元祐时代的“转运使模范”³⁷，但他也主要是个地方官员。又如曾肇，是曾布、曾巩之弟，后入元祐党籍。曾肇所撰的韩宗道墓志铭云，韩任成都府路转运判官时，正值新法推行，他“讲议法制，必究利病，因革损益，视理如何。不务纷更，不胶旧贯”³⁸。

此外如王公仪：

公为商州，方朝廷患天下之事承平岁久，有偏而不起之处，主上慨然思欲振起而鼎新之。乃尊用儒术，旷然大变。首差役之议，推散敛之术。使者相望，交于道路，责在郡县，专奉新法。公于是时，不比不异，救偏补敝，归于中道而已。³⁹

该墓志铭的作者王森主要也是任职地方⁴⁰。

又，安焘在元祐时期被视为熙丰臣僚之一，但其实在新法问题上表现得相当中立：“出为荆湖北路提点刑狱，会行新法，而奉行之吏或异趣为高，或迎合求进，而焘平心以奉诏条，号无所倚。”且对于免役法、手实法、青苗法推行过程中的问题，“焘数有陈论”⁴¹。元丰六年七月，安焘同知密院，还提出对西夏罢兵、将“非要害处”赐之以换取和平⁴²，有意促使神宗改变对西夏政策。

新法是熙丰时代最大的政治任务，也是当时整个官僚体系必须应对的日常事务，因此即使那些在起初高唱反调的人也必须面对这一现实⁴³。自熙宁二年新法推出到元丰八年神宗去世，这十余年的时间足够多数人了解其真实的面目。这样的话，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司马光是个“异类”：一是因为他对于政治秩序、更张方式的理解与王安石不同(详见第二节)，二就是因为他于洛阳修《资治通鉴》十几年，除了短暂地任职永兴军(治今西安)，很少接触实际的行政事务，因此对“新法”的了解主要是理论层次的，反对也最激烈⁴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