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司法回应社会的理论架构

法治实践不仅仅局限于法律职业内部,还涉及法律职业者与社会公众共同在场的主体间的“法民关系”问题。就法民关系而言,能否达成主体间的彼此理解和相互协调,恰恰是法律这个“共同世界”能否获得美好意义的关键所在。¹ 当代中国司法之于社会的回应问题考虑到了司法产品和司法行为的受众——社会公众,两者不再是纯粹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变为了主体间的关系。社会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司法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而司法本身的特性也在积极争取社会公众的理解,从而开启了一种关系性视角下“诉求—回应”的互动模式。

具体来讲,诉求是某个主体(诉求主体)向另外主体(回应主体)提出某种期待、意愿或要求的过程;回应则是一个回应主体对诉求给予回复、反馈、反应、应答的过程,虽然回应不可避免地涉及承诺转化为实践的过程,但是回应并不完全等于迎合诉求,也可能引领、调整诉求。中国司法回应社会,简言之,就是中国司法作为回应主体对社会诉求主体的期待、意愿或要求给予反馈、回复、反应、应答的互动过程。回应和诉求是相对应的,诉求方提出诉求,回应方进行回应,是一个关系性互动的过程。² 当然这个过程可以是多次循环的,即可以进行多次的诉求提出和回应给予。法治框架内通过司法的社会纠纷解决与司法职权和自由裁量之下的社会性情势改造都可以被视为司法对社会的回应,只是回应的方式和力度有差异。当然,社会诉求可能以个体诉求的方式得以表达,也可能以集体诉求的方式得以显现;可能以一种肯定的方式加以表达,也可能以一种否定的方式得以呈现;可能以一种涉诉的方式加以表达,也可能以一种非涉诉的方式得以呈现;可能以一种明确精细的方式得以表达,也可能以一种模糊不清的方式得以显现;可能以一种程序性诉求的方式得以表达,也可能以一种实体性诉求的方式得以呈现。社会诉求有多种呈现方式。而“诉求—回应”的互动关系则是诉求和回应给予彼此换位思考的过程,³亦即中国司法对社会的回应并非只是单向度的司法对社会的考量,而是二者之间在保持一颗“同理心”⁴、能够互相理解基础之上的彼此期待和反应。社会对于司法的期待应该建立在理解司法能力的基础之上,不应给予司法过多甚至过分的期待;而司法在回应社会时,也应该对社会的诉求给予某种情景式的理解和自身能力范围内的支持。不仅要考量司法原理等教义层面的因素,还需要深入洞察诉讼案件本身的实践特点。⁵ 在这种互相理解的互动模式下,中国社会的司法回应命题虽着重强调了司法对于社会诉求的回应,但是这一命题也是司法和社会互相形塑、双向建构的过程。一方面,社会转型下的现代化进程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崭新的社会环境,迫使现代司法必须不断重塑价值理念并重构制度体系以适应社会关系的新型状况;另一方面,司法实践总是不断受到关于这种实践本身的新认识的检验和改造,从而在结构上不断改变着自己的特征。⁶

由此,笔者以中国司法回应社会之“诉求—回应”的双向互动关系为基本立场,对中国社会的司法回应这一命题的理论架构进行搭建,试图分析出其基本的问题指向、关键性构成要素、回应过程的实质以及核心价值取向。换言之,本书将重点讨论以下几个问题:中国司法回应社会都囊括了哪些基本问题? 其逻辑关系和功能定位是什么?中国司法回应社会都由哪些要素构成? 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是什么?如何诠释和理解这种关键性构成要素? 中国司法回应社会的过程实质是什么? 都有哪些基本表征? 从价值层面看,中国司法回应社会的过程对于社会正义和司法正义的关系持有何种态度? 这种态度表达了双方什么样的立场? 为何持有如此立场? 对以上这些问题的讨论构成了当代中国司法回应社会的理论架构,为本书第二章、第三章司法回应社会的实践开展提供了基本的思考框架和切入视角,也为第四章、第五章的分析提供了基本的价值立场。

1 凌斌:《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中的“法民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2 甚至有学者将“回应”(response)上升为一种托马斯·库恩意义上的范式,将它归入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当中,从政治社会学意义上探究作为研究范式的“回应”,并将它视为现实社会中一类社会互动现象、关系及过程的理论规制。戚攻:《论“回应”范式》,载《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4期;戚攻等:《社会回应机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5页。

3 有学者对关系思维给予阐释,提到的特征之一就是立场上的换位性。这种关系性思维对于重新理解法与社会、司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刘风景:《关系思维的法学意义》,载《法商研究》2019年第5期。

4 有学者提出了“同理心正义”,见杜宴林:《司法公正与同理心正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5 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

6 韩德明:《司法现代性及其超越》,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10页。